众文网1.周作人散文的论文
不少人认为，周作人的散文艺术之所以难以企及，就在于他做到了平淡，平淡是散文艺术的极境。
首先，我觉得，周作人的散文并不是一味的平淡，平淡的印象，或许是源于他早期的一些名篇，如《乌篷船》、《喝茶》、《故乡的野菜》等，这些名篇太抢眼了，以至给读者造成了平淡的错觉。其实在周作人的散文中，似《乌篷船》这样从文字到思想感情都平淡的例子很少，除了早期这些以外，晚年的《木片集》里所收诸篇也可以说是平淡的散文。
周作人的大部分散文都是貌似平淡，其内在的思想感情却实是忧愤抑郁，即使是他后期被林语堂讥为“专抄古书，越抄越冷”的抄书体文章，也不能摆脱郁愤的底子，如果仅仅是把这些文章看作知识性小品，那就太遗憾了。举个例子，比如《看云集》中的《草木虫鱼小引》，名为“草木虫鱼”，应该是很闲适平淡的了，可仔细一看却不是，几乎通篇都是在说反话，讥讽当时的言论没有自由。
最后一句“万一讲草木虫鱼还有不行的时候，那么这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们可以讲讲天气嘛”，愈是刻意宽解愈显出其无可宽解，貌似平淡实则沉痛，正是周作人惯有的笔法。有些人不熟悉周作人，往往把这些反话当正话读，其次，周作人也自承写文章并不能做到平淡，在《自己的文章》里，他说：“平淡，这是我所最缺乏的。
虽然也原是我的理想，而事实上绝没有能够做到一分毫，盖凡理想本来即其最缺乏而不能做到者也。”这并不是刻意的自谦，而是实话，周作人心目中的平淡之境与他所做到的并不相同。
在《药味集·序》里，他又说：“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这里他已很明白地道出了自己文章内在的苦涩与不平淡。
有意思的是，周作人自己似乎也视“平淡”为散文艺术的极境，舒芜认为周作人之所以大规模地否定自己，有近五十万字的文章不肯收入文集（这五十万字大部分是战斗性较强的文章），就是虚悬了一个极境而使自己陷入绝境的结果，这个观点很有道理。中国文人，能摆脱“极境意识”的，大概只有一个鲁迅，他否定永恒，渴望速朽，其中蕴涵的通脱深透的精神远非一般人所能理解，这也是鲁迅的难及之处，可怜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大骂鲁迅的“心胸狭窄”，看来，鲁迅终归是寂寞的。
再次，做到了平淡就一定好吗？未必。比如，《木片集》里的一些文章，的确平淡，但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思想上很放不开，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旁征博引了，语言也刻意地往通俗浅白的风格上靠，所以其艺术水平比之先前的《药味集》、《书房一角》反而大为下降。
我觉得，散文，即使单从审美的角度考虑，其影响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很多时候，思想也是一种美，深度也是一种美，而美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思想和深度？仅仅把握住一种抽象的气质，或平淡或沉郁，远远不够。周作人的散文之所以高于林语堂、梁实秋、丰子恺等人，从大的方面说，主要有两点，一是如黄开发所说，在于其貌似的“平淡”与实质的“不能平淡”之间产生的艺术张力；二是文体与风格的复杂多变，早期、中期、晚期，各有一番天地，甚至同时期的文章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而林、梁诸人则都不免失之单一，先人论文时所谓名家只有一种味道，而大家却是多种味道的杂糅，用到周作人这个散文大家身上很有道理，杜甫之高于其他诗人处，不也是“集大成”么。
另外，还有一些行文上的细节，如雅、拙、朴、涩、重厚、清朗、通达、中庸、有别择等，在境界上，与梁实秋的精巧、林语堂的轻滑，也有高下之别。 第二个问题则是有关文体。
黄开发在《人在旅途》里将周作人的散文划分成了三大类：情志体、抄书体、笔记体。其相对应的时期是早、中、晚期，解放后的《木片集》、《鲁迅的故家》、《知堂回想录》等不算进去。
情志体如《雨天的书》，抄书体如《夜读抄》，笔记体如《书房一角》，都有其代表性的集子。问题的关键是，从情志体，到抄书体，再到笔记体，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大部分人认为是倒退了，这是一般大众和学术界的非专业人士的看法，比如，一般的现代散文选本，都是只选周作人早期的文章，至多加一两篇中期的抄书体，晚期的笔记体就基本没有可能了。
再如俞元桂的那本《中国现代散文史》中，称周作人后期文章“从思想情趣到文字作风都士大夫化了”，这是只看到了其外在的“旧”，而没有看到内在的融贯，可以说是一种很大的误读和歪曲。较内行点的倪墨炎（写过一本周作人的传记）也持这个观点，所以黄开发说他写的传记“作者与传主的精神世界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疏离”。
只有小部分人坚持认为没有倒退，这些人多是周作人研究界的专家学者，如舒芜、钱理群、刘绪源、黄开发等。刘绪源在《解读周作人》中明确指出周作人的文章是中期胜于早期，晚期又胜于中期，他说：“《药味集》与《书房一角》，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可说是艺术上最为成熟的两本书了。”
我同意刘绪源的说法。我的观点也是如此：周作人的散文以笔记体为最佳，其次抄书体，再次情志体。
早期的情志体，或平淡清雅如《乌篷船》，或凌厉辛辣如《诅咒》，个性文采都比较显露，因此易于吸引读者，但。
2.周作人散文的论文
不少人认为，周作人的散文艺术之所以难以企及，就在于他做到了平淡，平淡是散文艺术的极境。
首先，我觉得，周作人的散文并不是一味的平淡，平淡的印象，或许是源于他早期的一些名篇，如《乌篷船》、《喝茶》、《故乡的野菜》等，这些名篇太抢眼了，以至给读者造成了平淡的错觉。其实在周作人的散文中，似《乌篷船》这样从文字到思想感情都平淡的例子很少，除了早期这些以外，晚年的《木片集》里所收诸篇也可以说是平淡的散文。
周作人的大部分散文都是貌似平淡，其内在的思想感情却实是忧愤抑郁，即使是他后期被林语堂讥为“专抄古书，越抄越冷”的抄书体文章，也不能摆脱郁愤的底子，如果仅仅是把这些文章看作知识性小品，那就太遗憾了。举个例子，比如《看云集》中的《草木虫鱼小引》，名为“草木虫鱼”，应该是很闲适平淡的了，可仔细一看却不是，几乎通篇都是在说反话，讥讽当时的言论没有自由。
最后一句“万一讲草木虫鱼还有不行的时候，那么这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们可以讲讲天气嘛”，愈是刻意宽解愈显出其无可宽解，貌似平淡实则沉痛，正是周作人惯有的笔法。有些人不熟悉周作人，往往把这些反话当正话读，其次，周作人也自承写文章并不能做到平淡，在《自己的文章》里，他说：“平淡，这是我所最缺乏的。
虽然也原是我的理想，而事实上绝没有能够做到一分毫，盖凡理想本来即其最缺乏而不能做到者也。”这并不是刻意的自谦，而是实话，周作人心目中的平淡之境与他所做到的并不相同。
在《药味集·序》里，他又说：“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这里他已很明白地道出了自己文章内在的苦涩与不平淡。
有意思的是，周作人自己似乎也视“平淡”为散文艺术的极境，舒芜认为周作人之所以大规模地否定自己，有近五十万字的文章不肯收入文集（这五十万字大部分是战斗性较强的文章），就是虚悬了一个极境而使自己陷入绝境的结果，这个观点很有道理。中国文人，能摆脱“极境意识”的，大概只有一个鲁迅，他否定永恒，渴望速朽，其中蕴涵的通脱深透的精神远非一般人所能理解，这也是鲁迅的难及之处，可怜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大骂鲁迅的“心胸狭窄”，看来，鲁迅终归是寂寞的。
再次，做到了平淡就一定好吗？未必。比如，《木片集》里的一些文章，的确平淡，但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思想上很放不开，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旁征博引了，语言也刻意地往通俗浅白的风格上靠，所以其艺术水平比之先前的《药味集》、《书房一角》反而大为下降。
我觉得，散文，即使单从审美的角度考虑，其影响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很多时候，思想也是一种美，深度也是一种美，而美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思想和深度？仅仅把握住一种抽象的气质，或平淡或沉郁，远远不够。周作人的散文之所以高于林语堂、梁实秋、丰子恺等人，从大的方面说，主要有两点，一是如黄开发所说，在于其貌似的“平淡”与实质的“不能平淡”之间产生的艺术张力；二是文体与风格的复杂多变，早期、中期、晚期，各有一番天地，甚至同时期的文章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而林、梁诸人则都不免失之单一，先人论文时所谓名家只有一种味道，而大家却是多种味道的杂糅，用到周作人这个散文大家身上很有道理，杜甫之高于其他诗人处，不也是“集大成”么。
另外，还有一些行文上的细节，如雅、拙、朴、涩、重厚、清朗、通达、中庸、有别择等，在境界上，与梁实秋的精巧、林语堂的轻滑，也有高下之别。 第二个问题则是有关文体。
黄开发在《人在旅途》里将周作人的散文划分成了三大类：情志体、抄书体、笔记体。其相对应的时期是早、中、晚期，解放后的《木片集》、《鲁迅的故家》、《知堂回想录》等不算进去。
情志体如《雨天的书》，抄书体如《夜读抄》，笔记体如《书房一角》，都有其代表性的集子。问题的关键是，从情志体，到抄书体，再到笔记体，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大部分人认为是倒退了，这是一般大众和学术界的非专业人士的看法，比如，一般的现代散文选本，都是只选周作人早期的文章，至多加一两篇中期的抄书体，晚期的笔记体就基本没有可能了。
再如俞元桂的那本《中国现代散文史》中，称周作人后期文章“从思想情趣到文字作风都士大夫化了”，这是只看到了其外在的“旧”，而没有看到内在的融贯，可以说是一种很大的误读和歪曲。较内行点的倪墨炎（写过一本周作人的传记）也持这个观点，所以黄开发说他写的传记“作者与传主的精神世界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疏离”。
只有小部分人坚持认为没有倒退，这些人多是周作人研究界的专家学者，如舒芜、钱理群、刘绪源、黄开发等。刘绪源在《解读周作人》中明确指出周作人的文章是中期胜于早期，晚期又胜于中期，他说：“《药味集》与《书房一角》，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可说是艺术上最为成熟的两本书了。”
我同意刘绪源的说法。我的观点也是如此：周作人的散文以笔记体为最佳，其次抄书体，再次情志体。
早期的情志体，或平淡清雅如《乌篷船》，或凌厉辛辣如《诅咒》，个性文采都比较显露，因此易于吸引读者，但。
3.针对周作人的《谈酒》写一篇论文 这个属于什么类型的论文 格式怎么
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
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
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
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 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
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
5、论文正文：
(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
〈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
a.提出-论点；
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
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
d.结论。
6、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
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
(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
(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
4.想写关于沈从文的本科毕业论文,从哪些方面着手比较新颖并且比较
浅析沈从文的写作特征 591论文网有
沈从文的编辑思想主要是：办刊远离商业、政治，端正文学家态度，抗争文学：审美危机，提倡文学的自由和独立。20世纪30年代初，吴亦主编的《文学副刊》越来越不受读者大众的喜爱，学L院气过于浓厚，胡政之和张季莺开始考虑改变这个状况。他们想转变风格，就要聘用新人。于是1933年，两个曾经先后蜚声文坛的作家—杨振声和沈从文接到了改编《文学副刊》的邀请。沈从文是一个传奇人物，他一生淡泊名利，执着地建筑着自己的“人性小庙”，他身上既有传统知识分子的谦逊、儒雅，又有湘西少数民族的激情、野性。沈从文接受的学校教育仅限于几年私塾，军旅生活充实了他的文化知识也锻炼了他的意志，十九岁时，他不满足于当时的生活，独身一人闯荡北平。初到北京，沈从文受了很多苦，求学之路很艰辛，文学创作之路更是坎坷。在胡适、郁达夫、徐志摩等前辈的帮助、爱护、提携下沈从文才一步步走向成功。1933年夏天，沈从文辞去青岛大学的教职，受杨振声之邀到北京为华北学生编写中小学语文教材。同年9月，杨振声和沈从文正式被聘到《大公报》主编副刊。
《大公报？文艺副刊》1933年9月23臼星期三正式发刊，在版面的右上角，是四个竖排的黑体字刊头：文艺副刊。刊头下面是第几期，再下面是通讯处：北平'西单西斜街甲五十五号或天津大公报转文艺副刊编辑处。为了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整个版面仍然是竖排，全部采用白话文，标注新式标点，标点点在字的下面。这样就使版面看起来疏朗大方，美观雅致。
《文艺副刊》的第一期，刊登了这样几篇文章：岂明（周作人）《猪鹿狸》、徽因《惟其是脆嫩》、卞之琳的诗《倦》、杨振声《乞雨》、沈从文（（跋》。可以看到，在这个创刊号上并没有发刊词，也没有什么特别说明。但是，杨振声的这篇《乞雨》起到了发刊词的作用。文中作者把当时的文坛比作干旱的田野，认为作者们应当有自己对人生的真情体验，不能盲目跟风；作品要尽量体现普通的现实生命，不要说大话、空话；作家创作要有踏实的态度，不求名逐利。由此表明了《文艺副刊》的立场和对文学作品的要求。在实际工作中，杨振声虽然参与策划和组稿，但具体的编辑工作主要是沈从文一人进行。《文艺副刊》是沈从文参与时间最长的一个刊物，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通过编辑这个副刊，沈从文把北方文人团结起来，也因为这些同行朋友的支持，沈从文的编辑之路才能如此辉煌。
沈从文的个性与《大公报》颇为相符，他一直以“乡下人夕，自居，坚守民主主义政治原则，不参与任何党派及政治集团，信守文学自由。胡政之说“我们向来主张学术自由，在政治允许范围之内，各种学派都可百家并存，各抒己见，相互探讨；为了民族复兴，求同存异……正由于我们不是政府机关，不食禄领棒，客观公正，可以发挥自由思想。”新记大公报的办刊理念与他非常一致，二者的合作有了稳定的思想基础。
《文艺副刊》依附于报纸而存在，它的编辑方针必然要受到报纸新闻性、时效性和大众性的影响；受到报纸倾向、风格和价值取向的制约；受到报纸版面、出版时间的局限。在文学观上，沈从文极端强调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极力清除政治、商业的影响以维护文学最广泛意义上的自由，力求重振五四新文化的启蒙精神以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民族发展。因此，沈从文主编《文艺副刊》时，以注重文艺自身的发展，维护文学自身的纯洁性为宗旨。沈从文在该刊上发表了多篇文艺理论文章，反复阐述了这一观点。沈从文在《论“海派'，》中说：“一个文学刊物在中国应当如一个学校，给读者的应是社会必需的东西，”编辑者应当把稿费“支配到一些对于这个民族毁灭有所感觉而寻出路的新作家的作品上去。”林徽因也说：“我们可否直爽的承认一桩事？创作的鼓动时常要靠着刊物把它的成绩布散出去吹风，晒太阳，和时代的读者把晤的。”他们都竭力希望能将刊物办得更符合文学本身的发展需要，不受其他因素干扰和影响。
5.儿童文学方面的毕业论文
论中国的儿童文学 文 / 柳树下的童年 近日读杂志，看到世界各国国民素质的排行，北欧小国丹麦高踞榜首。
这使我想起了安徒生，就是那个弱小胆怯的鞋匠的儿子，影响了整个丹麦。当然，在丹麦人看来，安徒生的主要贡献并非童话，或者还有一些人认为，安徒生根本算不上大文学家，他不配与世界上其他有名的文学家平起平坐。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至少可以下这样一个定论：丹麦今天的成就与安徒生不无关系。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提倡儿童文学。
其实，中国在很早的时候就产生了儿童文学的萌芽。如先秦的某些寓言，《井底之蛙》、《拔苗助长》、《守株待兔》、《买椟还珠》等等；后来一些小说，像《西游记》、《聊斋志异》、《镜花缘》，童话因素也较浓厚，但始终没有一种纯粹的儿童文学以独立的姿态出现。
再往后就到了二十世纪，学者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里，开始对儿童文学的重要性和儿童诗、儿童小说、学校剧等在儿童教育中的意义，及其创作要领进行论述，可惜影响不是很大。 直到五四时期，经鲁迅、周作人等著名文学家的大力提倡，中国的儿童文学才真正发展起来，并且取得了较大成就。
如鲁迅翻译了俄国童话作家的一本《爱罗先珂童话集》。周作人发表了《童话研究》、《童话略论》、《儿歌研究》等论文。
叶圣陶出版了中国的第一本童话集《稻草人》。还有冰心、丰子恺、张天翼…… 中国的儿童文学的确发展起来了，可我总觉得，这里面有很大的弊端，导致其整体成就低下。
首先是观念问题。中国的旧观念，似乎总不把儿童当成完整的人来看待，就像乘车、乘飞机要半票一样，在文学上，也只给了儿童半票。
如《三字经》、《千家诗》、《幼学琼林》之类读物完全是站在成人的高度来教育孩子，只准其仰视，不能平等相待。对此，周作人曾提出过一个全新的观点，他认为，只有将儿童当作完全的个人，承认他们具有与成人同样的人格，才能真正理解“儿童的世界”。
这观点相当正确，我们读安徒生、王尔德的作品，不难发现，他们的童话对成人来说，也是相宜的，甚至更过于儿童。安徒生在给他朋友的一封信中就曾说过，他的童话不仅是写给孩子听的，更是写给那些为孩子讲故事的大人看的。
正是基于这个理念，安徒生的作品才能够让人回味一生，保持永久的魅力，永不褪色。 其次是潮流问题。
我始终认为，文学是不应该赶潮流的，儿童文学尤其如此。《三字经》云：“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虽说人性相近，但毕竟个人所历世事不同，所以要归纳出一个恒久的人性来，很难。
童性却又是另一种情况，凡世间儿童，大抵都如一张白纸，纯真净洁，一尘不染，没有生来就阴险狡诈的，也没有生来就疾恶如仇的。所以，单就儿童文学来说，它完全可以拥有一个恒久的主题：善。
试观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其所要表达的思想也都无非一个“善”字，只不过表达方式更为奇妙，对“善”的内涵挖掘的更深一些罢了。现今有很多童话作品，往往一味追求情节上的曲折和形式上的时髦，而忽略了童话创作的根本目的，这是非常不可取的。
还有人文精神问题。现代的童话，为迎合时代需求，常常有科普内容出现，这虽是一件好事，却使我想起了童话作品里面人文精神的匮乏。
究竟科技与人文哪一个更重要？我的偏见，是人文，至少在童话里面是这样。因为我近来总是想，如果科技过于发达了，人类将会成为它的奴隶，而不是主人，这原理和守财奴没什么两样。
与科技不同，人文却是属于人类自己的东西，不能看作“身外之物”。所以人文精神的充实，比科技的发达更重要。
通过科普来教育孩子，也许可以使他变得更聪明、更现代；但通过人文精神来感化孩子，却能够使他成为一个善良、高尚的人，这世上还有什么比善良更可贵呢？ 末了，我想说明一点，搞儿童文学必须慎重。虽说童话是最浪漫的一种文学形式，作者尽可以凭自己的想象随意发挥，但是，其内涵必须是纯精神的，不应该杂有任何物欲的痕迹，毕竟我们面对的是孩子，是一张张纯洁的白纸，我们需要对他们负责。
6.周作人其人与文章
周作人（1885.1.16~19675.6），原名櫆寿，又名奎缓，字星杓，自号启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
浙江绍兴人，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以散文成就最高，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鲁迅二弟，周建人的哥哥。
生平简历 1901年进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改名为周作人，毕业后考取官费于1906年7月留学日本，攻读海军技术，后改学外国语，此间与羽太信子结婚。 年轻的周作人（左）与妻子，羽太信子（中） 1911年自日本回国，于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
同年，辛亥革命爆发，周作人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省第五中学教员。1917年春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
“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其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五四”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
1927年4月李大钊遇害，其子李葆华避居周作人家一个月之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其所任教的北京大学南迁，周作人选择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其后曾出任伪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职。
[1] 1939年元旦，有人闯进八道湾，向周作人及他的一位来访的学生开枪射击。周作人虽中弹却竟未受伤，倒是那位学生被打中左肩，门房里的一些人前来捉拿凶手，一名车夫被打死。
这一暗杀事件始终未搞清是何人所为，但却促使周作人接受了伪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备员的职务，接着又当了伪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周作人曾于人民文学出版社任职，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同时有关哥哥鲁迅的“回忆录”体裁著述。
晚年的周作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周作人遭受冲击，曾被红卫兵无耻粗暴对待。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去世。
周作人临终前曾对身边人说，他的一生平平不足为道，只有晚年的翻译让他满意。 分析评价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鲁迅和周作人是怎么也绕不过的存在。
“五四”以后，许多显赫一时的文人一个个如花般地凋谢了，唯其兄弟二人，却一直矗立在20世纪文化的中心点上，成为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对异端。 五四之前，他斗志昂扬，此后，悲观主义，消极主义则占据了他几乎全部精神。
在他看来，抗争失去任何意义。在他看来，世界总是在轮回，昨日如斯，今日如斯，明日也如斯，太阳底下无新事。
曾经周作人在倡导《人的文学》时的慷慨激昂，逐渐褪去，他一下子成了“老人”，醉心于玩古董、沉湎于抄古书的愉悦中。年代久远的历史演变成了他的精神鸦片。
20世纪30年代，“五四”时的充满战斗气质的周作人已彻底消失了。 但是，周作人的心里还是对社会心存依恋。
他把社会所有的感受，写进对历史的理解，以平和的心同历史纠缠，总能用举重若轻的方式来解决复杂的问题，无论多复杂的东西，他都能以放松的心态处理，在那个水深火热的时代，他可以说是隔岸观火的儒雅君子；而鲁迅是把历史的感受，写到杂文里，是血海争搏的历练斗士。 有很多喜欢周作人的学者曾做了很多研究，希望从史实中找到证据证明周作人并非自愿当汉奸，但是史实表明，这是他自愿的选择。
在周作人看来，作为一个百姓，不管在谁的统治下，都要吃饭，不要用国家概念来定位人，这种超越种族，超越国家的思想，让他看淡国家利益，也正是这种无国家主义和文人的懦弱性让他最终拒绝了革命人士的召唤，选择留在北京苟且偷安，担任伪职。 对于学术研究而言，人们最大目的是想通过对周作人思想的研究来寻回一些我们早已丢弃却又不该丢弃的东西，通过对周作人悲剧命运的研究来反思中国的现代史与知识分子的历程。
——孙郁，北京市鲁迅纪念馆馆长 主要著作及出版书目 著作 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乡》《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译有《日本狂言逊》《伊索寓言》《欧里庇得斯悲剧集》等。 出版书目（创作） 孤儿记（文言小说） 1906年6月，小说林社 异域文谈（评论集） 1915，墨润堂书坊 欧洲文学史（理论）1918，商务 雨天的书（散文集）1925，北新书局 自己的园地（散文集） 1923年9月，北京晨报社 泽泻集（散文集） 1925年月12月，北京，北新书局 谈龙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