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文网1.求有关张爱玲的论文
这个题目写的人很多，要写出新意才好。
找到一些参考文献，希望有用。 1.《洞彻人生的悲凉——张爱玲创作论》 作者：李掖平（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1-03 2.《生存悲剧的苍凉书写——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李掖平 摘 要：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以对生存悲剧的苍凉书写，传达了对个体生命的生存寂寞、生存痛苦、生存恐怖的深刻感悟和对生命悲剧性的理性认知，并由此标示出一种苍凉悲怆的审美风格。
张爱玲的悲剧意识以人本主义为基本出发点，既与叔本华、尼采等人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悲剧理论有一种内质的契合，同时又深受传统文化泽被和民族审美风格规约。 关 键 词：张爱玲小说 生存悲剧 悲剧意识 传统文化 苍凉美 文章出处：《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51卷2期 -42-46页 3.《解读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王冬云 摘 要：张爱玲的小说以其独特的魅力扣动读者的心弦，历久不衰。
张爱玲营造了一个阴气森然的世界，其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氛围。文章分析了其作品的悲剧意识、产生原因，及其中的消极因素对读者的影响。
【作者单位】徐州教育学院中文系 江苏徐州221006 【关键词】张爱玲；悲剧意识；生活经历；消极因素 《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04期 【分类号】：I207.42 【DOI】：CNKI:ISSN:1008-6625.0.2006-04-043 4.《张爱玲：文化撞击与创作选择》 林亦修 摘 要：张爱玲小说表现了上海，香港半殖民殖民文化的矛盾性，寄生性和腐朽性，好以商业文化的金钱，性爱，名誉三大要素为主题，在殖民背景下考察了人们的生存状态，塑造了具有文化意蕴的“上海人”，上海边缘人和寄生者，并用独具特色的形式给予表现。 关 键 词：张爱玲 文化撞击 创作选择 半殖民殖民文化 文化意蕴 小说创作 文章出处：《温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22卷4期 -5-9页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6-0375 国内统一刊号：CN 33-1016 5.张爱玲小说人物形象的悲剧美学体现 马建高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怜悯是由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引起的，恐惧是由这个这样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引起的……此外还有一种介于这两种人之间的人，这样的人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入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
这就是著名的“过失说”，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主人公不是善良的典范，却必须是容易犯错误的人。他（她）陷入逆境而遭难，不是因为有什么恶德恶行，“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而他（她）之所以犯错误，不是由于他（她）对自己身外的事物一无所知，便是由于他（她）的欲望。
由此可见，悲剧的结局是悲剧主人公自身的过失造成的。以今天的眼光看待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美学思想，它的局限性肯定是存在的，但它能够成为西方美学理论的主要依据并“雄霸了二千余年”，也足以证明它是有很强的现实生命力和美学意义的。
张爱玲是“一个对人生充满悲剧感的人”，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是悲剧人物（详后）。至于张爱玲是否读过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张爱玲在塑造她的小说人物形象时无意识地迎合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主人公的美学理论。
同时我还发现，张爱玲小说人物形象身上所具有的那些特点，要比亚里士多德所阐述的更为充分、更为具体。 一、无意识的错误与未加思虑的愚蠢所导致的悲剧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主人公之所以陷入悲剧境地，是由于他（她）无意识地犯了错误。
典型的例子是（在《诗学》里讲的）索福克勒斯笔下的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十全十美的悲剧”的俄狄浦斯王。不过这则悲剧更多表现的是人的意志与命运的冲突，人对茫茫不可知且又无法抗拒的命运的斗争。
而张爱玲通过一些人物形象的塑造，表现了对现实的错觉而导致的悲剧。这是来自一种看事不明的人类弱点。
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本是破落家庭的小姐，因为想读书，被迫投靠一个给阔人做姨太太、以勾引男人为能事的姑妈，薇龙明明知道环境不好，但她想：“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可是三个月工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
她变了，逐渐成为姑妈勾引男人的诱饵。她有过追求新生活的念头，但就像她姑妈说的，“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是回不去了。”
她先是斩钉截铁地宣称要回去，买了船票，收拾了东西，可是临到走时生了一场病，她又怀疑生这场病“也许一半是自愿的；也许她下意识地不肯回去，有心挨延着……”薇龙还是留下来了，留在那个她明知。
2.关于张爱玲倾城之恋的论文
内容摘要：白流苏与曹七巧出身不同，经历不同，却都折射出当时男权社会下女性的悲哀，而她们的悲哀表现在：亲情的沦丧；爱情的破灭；生存的困境；自私的本性以及女奴意识、原罪意识 关键词：白流苏 曹七巧 女性悲剧 张爱玲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封建贵族家庭。
她的母亲虽出身名门，却是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与影响的新式女子，但她仍没能逃脱包办婚姻的命运。她的父亲则是一个封建遗少的形象，时代的变迁，家庭的没落，并未将他拉进现代社会的洪流，相反的，却让他自甘堕落：纳妾、抽鸦片，永远只活在腐朽的封建遗少的世界里。
“张爱玲从母亲身上看到的，更多的是处于新旧时代夹缝的中国女性的无助与悲哀。” 正是因为她看透了生活在封建社会，男权文化重压下的女性的悲剧命运，才铸就了她笔下一个个鲜活的女性形象。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是可怜的、自私的、可悲的，她以冷峻、肃杀的笔调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又一个女性的悲剧。对于她笔下的女性，她不仅仅是给予了悲悯和同情，更多的也有揭露和批判。
《倾城之恋》、《金锁记》是张爱玲的代表性作品，这两部作品看似无任何关联，不同的人演绎着不同的故事。但深层次剖析，我们发现，在这不同的故事里，相同的是都为我们展现了女性的悲剧。
《倾城之恋》中的女主人公白流苏是一个出身旧式家庭的小姐，她受过西式教育，在受到丈夫的虐待后，甚至同败家子丈夫离了婚，也可以称得上是新式女子。 但她离婚回到娘家后，并未感到丝毫家庭的温暖和安慰，兄嫂搜刮完她的财产，便迫不及待想赶她回婆家。
讥讽、谩骂的话语刺激着流苏，娘家再无她的立足之地。“这屋子可住不得了！……住不得了！”（《倾城之恋》）但像她这样的女人想要独立生存，谈何容易。
于是徐太太的一句：“找事，都是假的，还是找个人是真的。”（《倾城之恋》）使得流苏又回到了原来的老路上即找个男人嫁了，这是她唯一的生存之路。
机缘巧合下，她结识了范柳原，这个男人是她的新希望，是她逃脱家庭的唯一出路，说到底她最看重的还是他的财富和地位，所以她便不顾一切地想要抓住这个男人，使自己得到经济上的安全。她想要占据主动的地位，想要成为她的妻子，而不是像他对待欢场上的女子那样对待她。
但是，她失败了，范柳原是她无法掌控的男人，她不懂他，她只意识到“他要她，却不愿意取她。”在两性对决中，她败下阵来，，但她却不能放手，只剩下做范柳原情妇这一条出路。
不知是幸与不幸，香港爆发了战争，意外的战争使得这对男女回归到最平凡的普通人，两人一刹那的谅解成全了白流苏的梦想，最终与范柳原结了婚。在这看似圆满的结局里，背后却是无尽的苍凉与绝望。
流苏的圆满是以整座城市的毁灭作为代价而换来的。“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
……也许就因为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倾城之恋》）但“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时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
② 他们的结局仍旧庸俗，而流苏的婚姻生活，也是可以预见的。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男权社会下，彻底的悲剧女性形象，在男尊女卑制度的迫害下，曹七巧的灵魂极度扭曲，张爱玲以犀利的笔锋展现了她的疯狂、丑恶和变态。
曹七巧原是乡下麻油店老板的女儿，虽出身寒微，却也天真美丽，向往纯真的爱情，也有了喜欢的人。但父权社会里，她的兄长为了金钱，将她卖给高门大户的的姜家二少爷做了偏房，从此，她便把心仪的肉店伙计锁在了心底。
嫁给一个从小得了软骨病的残废少爷，就注定了她要压抑着情欲生活，在这畸形的夫妻关系中，她从未享受过人的权利和快乐。在丈夫那里得不到情欲的满足，她便转向了她的小叔子——三少爷季泽。
她渴望正常的情欲生活，然而她的爱却始终得不到回应。姜家老太太把她“扶正”后，她将所有的情欲都转化为对金钱的渴望，她固执地认为，金钱就是她的一切。
分家后，这种对金钱的依赖愈演愈烈。这是她用一生的幸福换来的，对金钱有着强烈的占有欲，沦为金钱的奴隶。
然而她的爱与欲永久地被压抑着，造成了她灵魂的扭曲，她开始变得疯狂、恶毒。她为守住她的财产，不惜破坏儿女的婚姻和爱情。
她逼死了两房儿媳，更断送了女儿的幸福。“她既是父权社会的受害者，又是父权社会的合谋者，还是人性丑恶的表现者。”
“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金锁记》） 白流苏和曹七巧一个是大家闺秀，一个是淳朴的乡下妹子；一个受西式教育，可称得上新式女性，一个是曾向往纯真爱情的美丽姑娘。两个形象看似不同，但她们骨子里都烙刻着很深的女奴意识，都是男权社会下的牺牲品，男人的附属品。
她们始终受奴役、受压迫，经济上的无法独立直接导致了人格的无独立。这就是她们悲剧的根源。
男权社会下，她们的悲剧性主要表现在： 一 、亲情的沦丧 白流苏的兄嫂搜刮完她的钱财，便迫不及待赶她出门。“四奶奶站在三爷背后，笑了一声道：‘自己骨肉，照说不该提钱的话，提起钱来。
3.求关于张爱玲女性形象的论文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剖析张爱玲的小说对读者来说想必已不陌生了，很多人都细致的描写间接地表达了自己对封建道德摧残女性的痛或多或少地读过她的作品。
看过她作品的人可能会不约斥与愤恨以及对这些女性遭遇的叹息和同情。而同地发现一个问题，张爱玲爱写女人，尤其爱写 20世纪曹七巧，无疑是张爱玲作品中塑造的最典型的一个女三四十年代上海的女人，而且写得与众不同，栩栩如生，深性人物。
她，原本一个健康、活泼开朗的姑娘，只因哥嫂的入骨髓。如她所塑造的许多特殊女性形象一样，张爱玲的贪财，姜公馆传宗接代的需要，在交易中就被无情地当做女性意识别具一格，独放异彩。
一件物品嫁给了一个全身瘫痪，只有一息尚存的陌生男人，做起了生育的机器。从此，封建的道德使她失去了自一、作品背景由，家庭的纲常使她尝尽了他人的眼色，内心的真情得不张爱玲 1921年出生在上海，出身名门，从小就受到传到释放，时间久了，心理上发生了变化，人性开始变得扭统文化的影响，同时又接触过西方文学艺术。
20世纪三曲，导致后来竟残忍疯狂地把封建伦理道德对她的毒害加四十年代的上海，虽然资本主义工商业已得到了很好的发倍地转嫁到自己的一双儿女身上，以此来发泄自己的愤恨展，西方的文化与观念冲击了人民的生活，新文化运动也与不满。这样的行为无疑是让人痛恨的，这个女人也是让使很多女性认识到女性解放的深刻社会命题，但封建的伦人厌恶的。
可在愤恨的同时我们又不自主地对她充满了理道德体系依然存在，仍然在某些范围内维持、发挥着它深深的同情。就如张爱玲在作品中描写七巧遭到姜季泽强大的威力。
精神上，女性没有彻底地解放思想，没有完拒绝后的表现 ： “她睁着眼直勾勾朝前望着，耳朵上的实心全走出男权社会的意识 ；而经济上，女性也没有取得独立小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 ———玻璃匣子里蝴蝶的的地位，离开男人，很多女人根本没有生存的能力。封建标本，鲜艳而凄怆。”
曹七巧就像一只美丽的小鸟被套上了观念与习俗牢牢地禁锢着女性的思想，使她们在生活尤其一把 “金色的枷锁 ”，锁在了封建宗法制度铸造的笼子里，是婚恋问题上深深地受制于封建伦理道德的约束和男人永远喘不过气来。张爱玲痛恨封建的宗法制，可她并不是的摆布，严重的 “奴性心理 ”在她们的心里不断滋长，最终直接地痛斥，而是借七巧的口流露出对封建遗老遗少的蔑根深蒂固，扭曲了她们的人格和灵魂。
视和憎恨以及对受迫害女性的同情。娇蕊，是张爱玲小说《白玫瑰与红玫瑰》里的人物，二、代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她，原来是一个开放热情、充满欲望的女人，把生活的所有张爱玲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而她，一个女人，都寄托在男人身上。
她，以自己的美貌和妩媚身姿吸引了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敏感的心灵观察到了当时社会的黑众多男人的视线，让他们都围绕着自己。她天真地以为这暗，深刻地体察到了女性在封建道德和意识的毒害下身心样就展现了自己的魅力和价值，女人就是有了独立的地遭受的摧残和苦难。
对此，张爱玲用自己细腻的笔触生动位。可不久她就发现自己错了，振保，这个自私、无情、虚地刻画了许多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女性形象，通过对她们伪、满脑子假仁义道德、不负责任的男人打碎了她原有的观念，让她清楚地认识到女人的世界不是只有男人的身影。
振保的爱深深地伤害了她，可这个坚强充满活力的女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可以说，和曹七巧相比，娇蕊是张爱玲塑造的另一个典型的女性人物。
张爱玲通过对她生活、爱情观转变过程的描写，向读者传达出对女性命运的深沉思索 ：爱情不是生命的全部，女人不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甘做他们的附庸，而是应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勇敢地追求真正的幸福。张爱玲塑造的典型女性形象远不止她们两个，但大多也都和她们相似，命运都渗透着不幸和悲哀，不论是戴着金枷锁的曹七巧、拥有温暖家庭的娇蕊、为爱情的葛薇龙，还是知识女性白流苏。
记得张爱玲曾说过 ： “生命是一件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其实，她自己及塑造的众多女性人物本身就是一件件华美的袍子，但不幸的是封建的纲常伦理、宗法制度却把这些美丽的东西撕坏了、弄脏了。
张爱玲看清了这些，但她不堪忍受这样的残忍，所以她勇敢大胆地执起笔写出对封建伦理的控诉，流露出对不幸女性的丝丝同情，更重要的是她把笔伸向了女性生存空间的层次，启迪女性解放思想，挣脱男人的牢笼，争取独立的人格和地位，为女性命运的探索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三、作品人物的女性意识 1.女性意识的觉醒谈到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我们不能不从她的小说处女作《不幸的她》谈起。
《不幸的她》是作者第一篇反映女性意识的雏形代表作。说她是呈现女性意识雏形的开端，是因为这部小说仅有 1 400多字，写法还很幼稚，刊登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年刊《凤藻》1932年第 12期上。
在这部微型小说中，张爱玲运用跳跃式的叙事方式，向读者清晰地展现了当代女性生命的历程，而这个历程恰恰反映了女性纯洁美好生命被毁灭的过程。正如小说描写的。
4.关于张爱玲倾城之恋的论文
她的母亲虽出身名门，却是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与影响的新式女子，但她仍没能逃脱包办婚姻的命运。
她的父亲则是一个封建遗少的形象，时代的变迁，家庭的没落，并未将他拉进现代社会的洪流，相反的，却让他自甘堕落：纳妾、抽鸦片，永远只活在腐朽的封建遗少的世界里。“张爱玲从母亲身上看到的，更多的是处于新旧时代夹缝的中国女性的无助与悲哀。”
正是因为她看透了生活在封建社会，男权文化重压下的女性的悲剧命运，才铸就了她笔下一个个鲜活的女性形象。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是可怜的、自私的、可悲的，她以冷峻、肃杀的笔调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又一个女性的悲剧。
对于她笔下的女性，她不仅仅是给予了悲悯和同情，更多的也有揭露和批判。《倾城之恋》、《金锁记》是张爱玲的代表性作品，这两部作品看似无任何关联，不同的人演绎着不同的故事。
但深层次剖析，我们发现，在这不同的故事里，相同的是都为我们展现了女性的悲剧。《倾城之恋》中的女主人公白流苏是一个出身旧式家庭的小姐，她受过西式教育，在受到丈夫的虐待后，甚至同败家子丈夫离了婚，也可以称得上是新式女子。
但她离婚回到娘家后，并未感到丝毫家庭的温暖和安慰，兄嫂搜刮完她的财产，便迫不及待想赶她回婆家。讥讽、谩骂的话语刺激着流苏，娘家再无她的立足之地。
“这屋子可住不得了！……住不得了！”（《倾城之恋》）但像她这样的女人想要独立生存，谈何容易。于是徐太太的一句：“找事，都是假的，还是找个人是真的。”
（《倾城之恋》）使得流苏又回到了原来的老路上即找个男人嫁了，这是她唯一的生存之路。机缘巧合下，她结识了范柳原，这个男人是她的新希望，是她逃脱家庭的唯一出路，说到底她最看重的还是他的财富和地位，所以她便不顾一切地想要抓住这个男人，使自己得到经济上的安全。
她想要占据主动的地位，想要成为她的妻子，而不是像他对待欢场上的女子那样对待她。但是，她失败了，范柳原是她无法掌控的男人，她不懂他，她只意识到“他要她，却不愿意取她。”
在两性对决中，她败下阵来，，但她却不能放手，只剩下做范柳原情妇这一条出路。不知是幸与不幸，香港爆发了战争，意外的战争使得这对男女回归到最平凡的普通人，两人一刹那的谅解成全了白流苏的梦想，最终与范柳原结了婚。
在这看似圆满的结局里，背后却是无尽的苍凉与绝望。流苏的圆满是以整座城市的毁灭作为代价而换来的。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也许就因为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
（《倾城之恋》）但“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时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②他们的结局仍旧庸俗，而流苏的婚姻生活，也是可以预见的。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男权社会下，彻底的悲剧女性形象，在男尊女卑制度的迫害下，曹七巧的灵魂极度扭曲，张爱玲以犀利的笔锋展现了她的疯狂、丑恶和变态。曹七巧原是乡下麻油店老板的女儿，虽出身寒微，却也天真美丽，向往纯真的爱情，也有了喜欢的人。
但父权社会里，她的兄长为了金钱，将她卖给高门大户的的姜家二少爷做了偏房，从此，她便把心仪的肉店伙计锁在了心底。嫁给一个从小得了软骨病的残废少爷，就注定了她要压抑着情欲生活，在这畸形的夫妻关系中，她从未享受过人的权利和快乐。
在丈夫那里得不到情欲的满足，她便转向了她的小叔子——三少爷季泽。她渴望正常的情欲生活，然而她的爱却始终得不到回应。
姜家老太太把她“扶正”后，她将所有的情欲都转化为对金钱的渴望，她固执地认为，金钱就是她的一切。分家后，这种对金钱的依赖愈演愈烈。
这是她用一生的幸福换来的，对金钱有着强烈的占有欲，沦为金钱的奴隶。然而她的爱与欲永久地被压抑着，造成了她灵魂的扭曲，她开始变得疯狂、恶毒。
她为守住她的财产，不惜破坏儿女的婚姻和爱情。她逼死了两房儿媳，更断送了女儿的幸福。
“她既是父权社会的受害者，又是父权社会的合谋者，还是人性丑恶的表现者。” “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
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金锁记》）白流苏和曹七巧一个是大家闺秀，一个是淳朴的乡下妹子；一个受西式教育，可称得上新式女性，一个是曾向往纯真爱情的美丽姑娘。
两个形象看似不同，但她们骨子里都烙刻着很深的女奴意识，都是男权社会下的牺牲品，男人的附属品。她们始终受奴役、受压迫，经济上的无法独立直接导致了人格的无独立。
这就是她们悲剧的根源。男权社会下，她们的悲剧性主要表现在：一、亲情的沦丧白流苏的兄嫂搜刮完她的钱财，便迫不及待赶她出门。
“四奶奶站在三爷背后，笑了一声道：‘自己骨肉，照说不该提钱的话，提起钱来，这话可长了！我早跟我们老四说过——我说：老四，你去劝劝三爷，你们做金子，做股票，不能用六奶奶的钱哪，没的沾上了晦气！她一嫁到婆家，丈夫就变成了败家子。回到娘家来，眼见得娘家就要败光了——天生的扫把星！’三爷到：‘四奶奶这话有理。
我们那时候，。
5.我想找一个关于张爱玲小说的论文
（《沉香屑—第一炉香》） 1、华美的语言和缤纷的意象——天才之翼 （1）、纷繁的意象和出色的描写技巧 “卷着云头的花梨炕，冰凉的黄藤心子，柚子的寒香……姨奶奶添了孩子了。
这是他所怀念的古中国…… 院子正中生了一棵树，一树的枯枝高高印在淡青的天上，像瓷上的冰纹。长安静静的跟在他后面送了出来。
她的藏青长袖旗袍上有着浅黄色的雏菊。” （ 《金锁记》） 时至今日，我们应当承认，从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就描写城市生活、人生情感的当代小说作家，很少有人像张爱玲那样能够以其完美圆熟的技术、文字的功力、深刻的人生观、犀利的观察与丰富的想像力，即是以炽烈迸发的才情成就于文坛。
在那个垦荒与洪流的时代，许多作家的文学语言尚处在胡适之、郭沫若自五四时期创造的直抒胸臆的白话诗体，对创作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而象张爱玲这样优美畅达、厚积薄发的文字是很少见的。应当说，张爱玲是避于我们文学发展的潮流之下，向我们展示了文学的另外一些层面的。
上述特点可以说是张爱玲作品呈现的最主要特征，在四十年代即被评论家所承认。 文字表达中，对意象的扑捉，精当的描写，用比喻通感来写情状物以推进情节和烘托人物心理是张爱玲作品最突出的方面。
这其中，包融了她对生活细致的观察，丰富的想像力以及对作品写作背景、人物塑造上的经验和总体把握。这在她的中短篇作品中得到了出色的表现。
如在《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一段情景描写： “……墙里的春天延烧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杜鹃外面，就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
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搀揉在一起，造成一处奇幻的境界。这不是客观性的描摹，而是以主观意识和想像加入其中，来对作品主题和人物进行环境映衬和心理烘托，表现出主人公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时模糊的意识和恐惧的心理。
它完全是与作品融为一体，不但起了烘托，而且用于行文的转折（这是主人公在路上的一段情景描写），起到提示和暗示作用。做为作者初期的创作，象《沉香屑·第二炉香》这一时期的作品显然在意象的扑捉、情景的烘托和情节的暗示上过于看重和强调，有些吵，有较重的刀爷痕迹，但另一方面，却显示出了作者在这一方面过人的能力。
有些描写于细微处见精神，却又起伏跌荡，如虹飞碧落，给人目不瑕接之感。如《倾城之恋》中一段风的描写： “只有那莽莽的寒风，三个不同的音阶……三条骈行的灰色的龙，一直线向前飞……叫唤到后来，索性连苍龙也没有了，只是三条虚无的气，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
……风停了下来，像三条灰色的龙，蟠在墙头，月光中闪着银鳞。” （2）、深刻的心理刻划和充满灵性的通感运用 张爱玲小说对于人物的心理刻划是非常成功的，人物的举动，对话，背景的移换，甚至光线、气味，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
“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④如《金锁记》中童世舫与长安恋爱的一段，完全用眼光、气味和感觉表达出了人物沉浴爱河的心理状态： “两人并排在公园里走着，很少说话，眼角里带一点对方衣裙与移动着的脚，女子的粉香，男子的淡巴菰气，这单纯而可爱的印象，便是他们的栏杆，栏杆把他们与大众隔开了。空旷的绿地上，许多人跑着，笑着谈着，可是他们走的是寂寂的绮丽的回廊——走不完的寂寂的回廊。
不说话，长安并不感到任何缺陷。” 尤其是女作家在运用通感方式进行描写上有充满着艺术灵性的表达能力，使作品中人物形象呼之欲出。
如写人的感觉： “七巧眼前仿佛挂了冰冷的珍珠帘，一阵热风来了，把那帘子紧紧贴在她的脸上，风去了，又把帘子吸了回去，气还是没有透过来，风又来了，没头没脸包住她——一阵凉一阵热，她只是淌着眼泪。” （《金锁记》） 这是一个女人情长气短的窒息绝望。
作者把人的感受和心理状态转化为可以感知的行为，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再如一些形象而极具美感的比喻描写成为文章的亮点，使作家的文字具有很强的阅读价值，如： “晴天的风像一群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褂里去，哪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
（《金锁记》） “振保觉得她完全被打败了，得意至极，立在那里无声的笑着，静静的笑从他的眼里流出来，像眼泪似的流了一脸。” （ 《红玫瑰与白玫瑰》） 2、自己的文章——于平凡处的写作方法 （1）、参差对照的写作手法 “……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是不安全的。
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 “我写作的题材便是这么一个时代，我以为用参差的对照是比较适宜的。
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
⑤ 上述引文是作家自己对创作的认识。作家根据自己创作的题材选择了认为合适的写作手法，虚伪中有真实，浮华中有素朴，人物在回忆与真实间徘徊。
在今天看来，作家的创作也是相当含蓄而内敛的。她把精力运。
6.张爱玲的作品可以写出哪类毕业论文
浅析张爱玲小说的影视改变刍议 一、引言 张爱玲小说的底色是：荒凉。
不同于鲁迅小说中人世的荒凉，张爱玲作品中荒凉的基调是建立在对于日常生活的描述上的，而且是对日常细节的不厌其烦的描述上的。“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摩都指向虚无。”
①正是这种虚无，使得张爱玲小说的影视改编充满传奇色彩，正如她的小说一样。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改变张爱玲的小说成为电影界的一种风尚，其间有成有败，有褒有贬，但可以肯定地是，通过具体的影像，张爱玲的小说再次风行；而张迷们也对电影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这是文学和影视的相互带动共同发展的又一有力论据。 二、正文 张爱玲，这位中国20世纪最传奇、最优秀、最沉静的女作家一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如小说《十八春》、《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怨女》、《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色•戒》，散文集《流言》等。
她的小说，常常以婚姻感情为经，以世态人情为纬，演绎出一出出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张爱玲的作品以细腻的心理描写见长，常常以其女性作家特有的敏感细细地触摸主人公的内心世界。
她的作品还带有其独特的苍凉感，这与她所描写的故事主人公有着极大的关系。她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没落的旧式淑女，其传奇般的爱情故事常常以女主人公宿命般的凄凉结局收尾，如《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均是如此。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她常常以细腻精致的笔触为我们勾勒出一幕幕旧上海的场景：湿滚滚的小巷、斜晃在玻璃纸上微微的夕阳、镂着雕花的窗杈、飘着裙裾的旗袍……将都市万般繁华下的凄清苍凉和温柔富贵下的凄情哀婉表现得淋漓尽致。她的小说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在中国内地甚至在海外都拥有大量的读者。
张爱玲的小说还素有“纸上电影”之称，她的小说情节曲折、对话流畅，在叙事手法上也有近似于舞台表现和电影画面的叙事营造。也许正因如此，她的小说频繁地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并广为流传。
② 张爱玲与影视的缘分从很早就已经开始，以电影编剧的身份，她参与了电影《太太万岁》、《六月新娘》、《南北一家亲》、《小儿女》、《南北喜相逢》的创作；而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掀起一股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改编热潮，以港台导演为主，如1983年许鞍华导演的《倾城之恋》、1988年但汉章《怨女》、1994年关锦鹏《红玫瑰与白玫瑰》、1998年许鞍华《半生缘》，而2007年李安导演的《色•戒》将张爱玲小说的改编推向最高峰，在威尼斯喜捧金狮，影响深远；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半生缘》、《金锁记》，也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从总体上看，由张爱玲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都在较大程度上忠实于原著，只不过不同的导演在叙事手法、细节处理上和氛围营造上透着带有自身烙印的些许不同，将张爱玲作品原有的味道保留得或浓或淡。
在此仅以《倾城之恋》、《半生缘》、《红玫瑰与白玫瑰》三部作品为例将不同导演将张爱玲小说改编成的影视作品作一简要总结。 （一）对原著比较忠实的还原 张爱玲曾多次提到 “朴素的底子”：“唯美的缺点不在于它的美，而在于它的美没有底子。”
“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素朴的底子。”“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
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能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个底子。”
这“朴素的底子”就是日常生活的痕迹。而对于更多的张爱玲作品的改编者来说，这“朴素的底子”就是张爱玲文字中的独特韵味，只有在屏幕和舞台上传达和再现了张爱玲作品中微妙幽深的气息，才有可能摆脱张爱玲作品阴影一般的沉重负担。
③ 其实改变名家的名小说常常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而改编张爱玲的小说难度更大。张爱玲的小说太过复杂，可以从不同的层面阐释，如果变成形象的东西，阐释的可能性就缩小了，只停留在单一的层面上。
因此，在张爱玲作品的影视改编过程中，导演们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最安全的一种方式：对原著较忠实的还原。 1984年由许鞍华导演，周润发、缪骞人主演的《倾城之恋》是对张爱玲小说改编成电影作品中最早的一部，也是对原作还原最忠实的一部。
导演许鞍华在整个叙事手法和情节还原上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张爱玲小说的原貌。在以字幕前的戏曲开场之后，整个故事以白公馆内咿咿呀呀的胡琴声和公馆内慢条斯理的生活场景开头，将张爱玲笔下那个以大时代动荡为背景的浪漫故事完全按照张爱玲原著的叙事方式娓娓道来。
在台词的处理上，许鞍华导演直接使用了张爱玲小说中原汁原味的文学语言，从而使张氏味道在影片中淡淡地弥散开来。比如范柳原和白流苏二人在逃难的卡车上，范柳原看着遭袭的香港，突然说了一句：“这一炸不知道炸断了多少故事的尾巴。”
还有二人跳舞时，范柳原讲道：“有些傻话，不但是要背着人说，还得背着自己。让自己听见了也怪难为情的。
譬如说，我爱你，我一辈子都爱你。”直接将张爱玲语言的雕饰之美和意蕴之美赋予了电影语言，表达得淋漓尽致。
7.关于张爱玲女性意识的论文
“现代作家中，也许只有钱钟书小说中的譬喻的精彩程度能超过张爱玲”。
[1](P132)的确如此，张爱玲在其创作中，将比喻对文学作品所产生的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她的比喻总是超越了一般的形似而更趋于神似，似乎信手拈来却又匠心独运，溢满了“真正的女性意识” [1](P132) 和浓郁的“女性叙述”[2] (P159)。
这里所谓“真正的女性意识”，是与当时被普遍认可的“主流的女性意识” [3]相对而言的。 张爱玲从女性的立场和体悟出发，以女性的眼光观察女性，并通过隐喻式的批判讽刺手段来表现女性自我意识的缺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种荒凉感和无望感：她们明确认识到了自我永远从属于男权社会而无力摆脱！从这种特定的女性视角出发，张爱玲以安稳的小情小爱为切入点，在男男女女的世俗世界中解剖女性，质疑男权。
她站在故事之外，昂着脖颈，抱着手臂，冷眼看她作品中的女性，体现了作者非同一般的勇气和敢于直面人生的自审和自省意识。她不宣扬女性的主体意识，只是把女性从属于男性这一真实，敏锐而冷静地述说出来，没有希冀也没有指责，只是“苍凉”地展示女性的真相。
本文试图从张爱玲作品中对女性、男性以及物品的描写三个方面来剖析其比喻修辞与女性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张爱玲笔下的“她们”：比喻世界中被“物化”的喻象 当丁玲在革命浪潮的冲击和宏大叙事的背景下清醒直率地指出“我自己是个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4]时， 张爱玲也冷静客观地昭告天下：“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5]。
张爱玲为我们塑造了这样一租女性群像：她们总感觉得到自己置身于那种卑微的屈辱的悲凉状态中，但是却无从逃逸，就像生命之中冥冥注定一种结局，而她们只能寻求一种如何让生活更安稳的方式。于是这些左右皆不是的卑微的难堪让女人在张爱玲的比喻世界中被理所当然地物化了： 例1：吴翠远的手臂“白倒是白，像挤出来的牙膏”，“她整个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
[6]男人（宗桢）的眼中，“她”既“像一朵淡淡几笔的白描牡丹花”，又“白、稀薄、温热，像冬天里自己嘴里呵出来的一口气”[6]——吴翠远的样子是没有特色的，白也是没有款式的白，被人喜爱也只是因为自己像一口气，“你不要她，她就悄悄的飘散了。她是你自己的一部份，她什么都懂，什么都宽宥你”[6] 例2：郑川嫦原本拥有及其丰满的肉体和华泽的白肩膀，可是病中的她的脸“像骨架子上绷着白缎子，眼睛就是缎子上落了灯花，烧成两只炎炎的洞”[7]，当她趴在李妈背上的时候，远远望去“像一只冷而白的大白蜘蛛”[7]——处于生理病态中的“她”在男人（章云藩）的眼里已经不存在任何吸引力，他不需要一付蒙着白缎子的骨架子，也不需要一只大白蜘蛛； 例3：冯碧落嫁入聂家后，便成了一只“锈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8]，不管多么年深日久，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这只鸟死也还死在屏风上——男人（聂介臣）怎么敢养一只会飞的鸟在身边？“她”死了，完了，还为屏风上再添一只鸟（聂传庆），让这只肉体上没有损害的鸟精神永远残疾； 例4：尽管张爱玲说，佟振保“不是这样”[9]，可是我们分明可以看出他在他的心里同样认为，“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9]——也因此当佟振保在若干年后再遇到王娇蕊时眼泪会滔滔地留下来，因为心口那粒“朱砂痣”被人拿走了…… ——我们看到，在这些比喻描写中，女性被张爱玲无情的“物化”了——这就是女人的处境：从属的生存位置让女人的身份就如同那个混乱而灰涩的社会中任何一件物品一样，随性，不确定，她们除了被物化，无处逃生！正是通过这种物化女性的修辞方式，张爱玲展示着女性的历史现实处境，书写着女性骨子里深深的绝望感和冷暖自知的生存面貌。
她努力逼近女性在中国历史中的生存现实，让女性在自己的位置上自演自绎，她努力揭露那种“理所当然”[10]的性别政治和宗法制度赋予女性的意识骗局，揭露那藏在“理所当然”的男女关系家族宗法关系秩序背后，令人倍感沉重的女性存在真相。 二、张爱玲笔下的“他们”：比喻世界中的“残缺化”喻象 解读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是理解其女性书写意识的一个不可忽略的角度。
张爱玲的抒写方式始终体现着一种自省自觉的女性眼光和与之相应并极为契合的修辞策略。这种修辞策略不仅体现在她对女性人物的书写上，也体现在她对男性人物的刻画上。
她十分清楚地知道，没有男性人物，女人的命运便无法铺展，她的“真正的女性意识”也便无法尽显。 张爱玲在瓦解宣扬女性主体地位的“主流女性意识”的同时，亦对占统治地位的男性话语世界进行了大胆的解构，她的解构手段是将其小说世界中的男性形象“残缺化”。
这种残缺分有形体残缺和精神残障两种主要类型[11] (P45-46)。 （一）、形体残缺化喻象 所谓形体残缺，体现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是让男性处于一种被“阉割”[12](P76)的去势状态之下。
这种阉割，是对男性意识的刻意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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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叹：沈世钧。叹他性格还是懦弱，对爱情还是不够热烈，执着！若是他对足够强烈的爱着顾曼贞，那么他就不应当那样轻信曼璐的那些欺骗他的话。即使他真信了，他也应当一定要与曼贞见上一面。试想，曼贞曾经那样的对待他，什么可能连见他一面都不肯，而把戒指给她姐姐，如此绝情呢？因为沈世钧性格不够坚强，所以才轻易放弃了继续寻找曼贞的决心，而又那么快的与别人结了婚。他与曼贞的爱情，哪怕是要终结，也一定要亲自见面说明白才行的。如果沈世钧稍脑子想一想，就应该发现在他找不到曼贞的那段时间，一定是有事情发生了。可惜他放弃了！沈世钧还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此人有点小心眼。比如他吃张豫瑾的醋便可说明。这原本可以是一个成大事的人，如果他与曼贞在一起的话；可是没想到，那个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居然也如此平常。没有多少抱负，最后还不是成了最普通的一介市民，娶个老婆-----虽然这个老婆他自己未必喜欢，生几个孩子而已。
第二叹：顾曼璐。叹此人命苦，有奉献精神，也可叹愚蠢，头脑简单。她为了家人而去做了舞女，这一点的确显出了她的奉献，刚烈精神。可是她为了自己的一个破老公，竟然协助他害她妹妹，让自己的亲妹妹受到自己老公的强奸！如果说她妹妹欠了她什么，也绝不应该用这种方法来要求自己的妹妹来报答自己。更何况，她的老公实在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将自己的亲妹妹活活的给害了，不知道她是想出来的。更可笑的是她的出发点，想要她妹妹借腹生子，以此来稳住老公。试想，就算曼贞依了她，给她借腹生子，她又会有什么真正的幸福？！她又怎能得到老公的心？这个人真是愚蠢至极。也可以说，整个悲剧的您生，她是最关键的人物了。
第三叹：顾曼贞。叹她的悲剧人生，也叹她的软弱无助。这个人是可以让人真正同情的一个人！她对爱情的执着要远胜于沈世钧。她有性格刚强的一面，但仍然摆脱不了作为女人的软弱的一面。她不应该那样随便的将沈世钧给的戒子轻易当着他的面脱下来；她不该对自己生的那个儿子表示什么母爱；她更不应该跟那个姓祝的结婚。可能讲到第二点，没有人会同意我的观点。虽然孩子不是顾曼贞自己想生的，但毕竟是她的亲骨肉，岂能没有母子之情？我想起了一篇外国小说，说的是好象一战期间，一个德国兵强奸了一个法国女孩。但后来那个德国兵却真的爱上了那个法国女孩，尤其是得知那个女孩怀了他的骨肉之后。但那个法国女孩始终对他恨入骨，哪怕他表示了怎样的真心与柔情！所以当那个法国女孩生下孩子后，她亲手杀了孩子！让那个德国兵彻底绝望。当然我不是说顾曼贞一定也要亲手杀了自己的孩子一样。但她最应该做的事是：尽快与孩子脱离关系----实在不行，铁了心在杀了孩子也未尝不可，去找沈世钧。这样，一切还有挽回的希望。
第四叹：除了上述三人之外的所有人。这些人虽然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印象-----但他们毕竟也是不可或缺的人。他们或可恨，可笑，可同情，或愚蠢，或不值一提。然而没有了他们，便也没有了完整的故事了。他们之所以也值得别人感叹，我想是因为他们都没有拥有完美的人生吧！
一篇不能让人回味的小说肯定不是一篇好的小说。我因了一些对《半生缘》的回味，便生出了一点感叹----虽然故事离我已经很久远了。当然，若故事真的按我的所叹发生，故事也便不成为故事了。但好的小说不能仅仅是一个感人的故事，它总得反映一些东西。我想《半生缘》所要反映的，便是-----人有时候有现实面前真的会很软弱！
9.张爱玲的论文
张爱玲究竟是仅写了一个肤浅的调情的故事，还是如她所追求的，写出了苍凉的启示？我以为这里涉及到不同的读法，至少是侧重于男主角的读法和侧重于女主角的读法，也不妨说是作为男性的读法和作为女性的读法。
如前所述，《倾城之恋》于文学传统中的经典作品是有牵涉的，它的语义有一个传统的阐述：“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 ”换一个角度，传统作品中也有利用“倾”的一音多义，影射女色误国，导致倾城倾国的。
白居易《长恨歌》即是一例，它流传久远，代表了传统文化心理中对“倾城之恋”的普遍看法，这看法包括两方面：一是对贵妃专宠、君王误国的怨恨，乃至于皇帝不杀美女恋人不足以平民愤：“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一是对爱情永存，超越生死这一境界的恋慕：“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说白了，就是误国是不好的，但两情相悦永无尽时还是好的。这里当然有一个矛盾，在父权制为中心的社会，绝色美女即是国宝，理所当然归父权制最高一级的皇上所有：“从此君王不早朝。
”诗中对君王的批评顺水推舟，建立在美色一祸水这一潜在前提下。对此，周作人写道：“中国民间或民间文学上相传的美妇人是谁？我们退一步，从历史和小说上来找看，有了几个，却是都不幸，也即是坏人，倾了人家的国也送了自己的命。
如妲己被武王所斩，西施为越王所沉，虞姬自杀，貂禅挨了关老爷一大刀。 ”[11]美色，有双重的危害性，它是祸国殃己，这是父权制封建社会的女性定义。
不过，《长恨歌》又把这一定义从具体的现实语境中抽离出，开辟了天上境界，它以君王之思消解了六军不发，必求一女之死的残酷性。女性的死，成全了唐玄宗千古情人的美名。
当然，作为一个传统作品，我们可能不一定从上述视点考虑《长恨歌》，因为关于它已经有了一系列约定俗成的解释，但是，一旦读者自省到自己的女性身份或作为女性读者来读它，就可能在它的一般的男性作品文本中找到类似的聚焦点。 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家指出，对这种作品的方式是需要警惕的：“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小说中的戏剧性结构诱导女人加入那种把女人当作自由的障碍的幻象。
《永别了，武器》中的凯瑟琳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形象，但她的角色最明显不过了，她的死免去了弗雷德里克·亨利感觉到她所带来的负担，从而来精心地构筑田园诗一样美好的爱并把自己当作一个‘世界对立的牺牲品’”。 [12]“菲特利总结道：‘如果我们在读完此书时潸然泪下，那是为了弗雷德里克·亨利，而不是为了凯瑟琳。
我们所有的眼泪最终都只是为男人流的，因为在这部书的世界里，男人的生命才是最珍贵的。女性阅读这个古典的爱情故事，并体验这种女人的理想的形象的寓意，即简单又清楚，即使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唯一的一个好女人只是一个死去的人’（71页）。
不论这个寓意是否这样简单，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读者必须接受弗雷德里克·亨利的视点才能欣赏结尾时的那种悲怆之情。”[13]换言之，也只有接受唐玄宗的视点才能欣赏《长恨歌》。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在这个根本点上是反传奇的，她在两个层次上显示了冷嘲的，反讽的态度。 一个层面是不存在美色与倾城的联系，就小说女主人公而言，“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
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
她只是笑吟吟地站起身来，将蚊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 所谓“成全”，实为反语，因为这中间的逻辑是荒唐与怪诞的。
犹如张爱玲自辩说：“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了望将来要明晰，亲切。
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14]孤独、被抛弃的个体、古今错位的荒唐感，这是现代人对自己处境的意识。
而且，在张爱玲看来，“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他们平凡，与主宰社会、政治风云的大事件不相干，若有联系，也必是荒谬的。
这样平凡而众多的不相干，想必是张爱玲希望表达的一种“苍凉的启示。” 假如把“倾城”当作一种无端地介入人物命运的力量，我们还可以看到，无论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之恋”，爱情传奇，也是不存在的。
张爱玲用这样一个故事对“倾城之恋”的阐释，不能不说是对古往今来男性文本中建构的爱情神话的嘲讽。 傅雷以男性读者的身份看到，作品“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写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这一评语，用于范柳原是合适的，用于流苏的描写，就未免轻飘。
张爱玲作品的老练是在这里，她一开始走上文坛，就带着她对爱情幻想不屑的冷嘲。和“五四”以来许多表现恋爱婚姻的作家比较，张爱玲独树一帜的是在这一点上，她描写男女婚姻，多数与金钱利害死死纠缠。
金钱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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