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文网1.了解两汉文学需要参考的文献有哪些
你好，我来为你解答：罗以澄张金海姚曦石义彬罗以澄，教授，博士生导师。
1944年出生，祖籍福建福州，从小在上海学习、生活。六十年代初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一九六六年毕业后，长期担任报纸和广播媒介的记者、编辑工作，一九八四年调入武汉大学新闻系任教。
现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海德传播研究院院长，是该校新闻传播学科主要学术带头人和新闻学博士点负责人；同时，还担任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届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新闻传播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学术委员、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特约编委、武汉地区广播电视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以及华中科技大学、暨南大学、河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等高校的兼职教授、客座教授和地方媒体的顾问等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罗以澄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新闻传播实务和媒介发展，先后撰写（或主编）、出版《新闻采访教程》、《新闻采访学新论》、《新闻写作现代化探析》、《新闻传播评论》、《广播消息选评》、《广播通讯赏析》、《应用新闻学600题》等学术专著、教材或教学参考书7部，在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荣获过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和湖北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湖北省新闻论著一等奖等多项奖励。
* 代表性成果：学术著作：《新闻与传播评论》（2004年卷、2005年卷、2006-2007年卷、2008年卷） （ 3月11日 ，73） * 代表性成果：““西方主流媒体的西藏'3.14'事件报道与我国对外新闻传播的对策探讨” （ 3月11日 ，57） * 代表性成果：““传媒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研究”系列论文（2005-2008,22篇） （ 3月11日 ，63） * 标志性成果：《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004年卷、2005年卷、2006-2007年卷、2008年卷） （ 3月11日 ，56） * 盘整资源与激情释放——2003—2004年度中国传媒市场盘点 （ 2月26日 ，9509） * 我国新闻学10年发展的哲学思考 （ 5月12日 ，6163） * 我们离主流新闻网站还有多远？ （ 9月18日 ，5822） * 新闻网站的市场前景、存在问题及策略探讨 （ 9月18日 ，5858） * 我国证券类金融报道理念与运作的反思 （ 9月1日 ，6324） * 他国形象误读：在多维视野中观察 （ 7月15日 ，5978） 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广告传播、传媒经营管理 张金海，1951年生，湖北省石首市人。197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78年就读武汉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
1993年晋升为副教授，1997年晋升为教授，现担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告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海德传播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中国广告教育研究会会长。先后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著作、论文集、教材15部。
张金海教授早年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曾参与《中国文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魏晋南北朝文学卷”的编撰，出版《黄鹤楼集校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唐代艺术诗选注》（中州出版社，1991年）、《中国古典四大名粹·诗粹》（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古文观止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等多部著述，近年仍有《全唐诗校编》（副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杜牧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3年）等著述出版，成果累积达200万字。20世纪90年代初，张金海教授进入传播学领域，致力于广告学专业和传播学学科的建设。
主编《珞珈广告学从书》系列教材（两辑共10种，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一2002年）、广告经纬》（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世界经典广告案例评析》（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广告学》（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广告学概论》（中央电大指定教材，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1年）、《广告学教程》（全国10所高校组编教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个人专著《广告经营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20世纪广告传播理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在广告传播领域，张金海教授主要从事广告传播理论、广告传播的运作与管理以及广告文化的研究。
他出版的《20世纪广告传播理论研究》，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广告理论的专著，是国内广告学研究从经验走向学理的标志性著述，也是珞珈广告学派的奠基之作，代表了国内广告理论研究的一流水平。他出版有《广告经营学》，承担有国家“九五”社科基金项目《广·告规范化研究》、国家教育部“九五”规划项目《广告传播的运作与管理研究》，经多年潜心探求，撰成《广告传播的运作与管理规范研究》一书，则为张金海教授广告传播的运作与管理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著述。
张金海教授治学严谨，在学术领域不断开拓创新。他所创立的武汉大学广告学专业，经近10年的发展，目前在国内同类专。
2.求先秦,两汉时期的论文题目或思路
咱俩是同行啊 难道你也是学先秦的吗 我想到一个题目 可以参考着秦汉时期的诸子典籍和汉初的政治思想， 讲一下儒表法里 然后可以讲一下儒家道家法家之间的关系，以前一般认为法家是从儒家分出来的 如荀子 还有他的弟子韩非 李斯 其实 法家和道家的关系比儒家法家关系更紧密 道家在老子孔子那个时期 思想和儒家更近，都是想恢复周制，但是道路不一样，儒家更积极。
道家消极，目的一样，天下同归而殊途 但是到了战国时期，道家变成了犬儒主义，变成了老百姓面对统治者的时候更加消极，有利于统治者统治， 这和法家一样，而西汉初年，为什么是黄老之术盛行，其实 西汉初期的政策用儒家也能解释的了，还有汉景帝之时辕黄之争 这些东西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好论文，主要是政治思想方面的，这一点你可以找找秦晖的文章 相信能有不少启示。
3.两汉文学的文学概述
两汉散文以历史散文和政论散文最为突出。
司马迁的《史记》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也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纪元，是汉代最辉煌的成就。东汉班固的《汉书》与之齐名。
政论文中名篇佳作叠现，其中包括：贾谊的《过秦论》、《论治安策》，晁错的《论贵粟疏》，桓宽的《盐铁论》，王充的《论衡》，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等。从文化上看，汉代文学有着浓厚的因袭复古之风，此与整个汉代以五经为祖祢，以圣贤为准则，和重师法传承、章句治经的学术风气有关。
这也就造成了后世一些文学史家批评汉代文学的双向模式，即儒家正统思想支配下的教化文学观是复古保守的，道家异端思想支配下的自然文学观是创新进取的。两汉诗歌以乐府诗和五言诗成就最为显著。
两汉乐府诗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又一种新诗体。著名的《孔雀东南飞》是乐府诗中的叙事长篇，后人把它与北朝的《木兰诗》和唐代韦庄的《秦妇吟》并称为“乐府三绝”。
《古诗十九首》则代表了汉代五言诗的最高成就。汉赋乃两汉一代之文学，是一种新兴的文体。
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它兼收并蓄《诗经》、“楚辞”、先秦散文等诸种文体。
形成了一种容量宏大且颇具表现力的综合型文学样式。贾谊的《吊屈原赋》是骚体赋，枚乘的《七发》是汉大赋正式形成的标志，司马相如的大赋是汉赋的顶峰。
之后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都为汉大赋力作。张衡的《归田赋》还开启了抒情小赋的先河。
4.简述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发展脉络与主要成就
国古代文学是一个历史源远流长的发展过程，若论历史悠久，只有古希腊文学、古印度文学可以与之相比。
它与中国大历史、文化紧密相连，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发展的脉络，显示出特有的民族性、传承性、时代性的特征。它以汉民族文学为主，同时有兼容了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学，构成蔚为大观的中国古代文学。
无论是中国古代的诗歌，还是散文、戏曲、小说都有着明显的可以追寻的历史。并且呈现着在创作和理论上的不断发展，丰富，日臻完善。
每种题材的演进都是一部历史，而且脉络清晰。充分体现并显示着它的历史与文化的博大精深。
中国文学深受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每一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的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并且与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关。各种文体互相渗透、影响，互相借鉴，有交融的特点。
在文学的内涵中，又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字的特殊魅力，显示出以中国古代文字为载体的中国古代文学在内涵上极大的丰富和巨大的张力。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比拟的。
中国文学各种文体齐备，诗歌、散文、词、戏曲、小说等无不涵盖，且各具时代特色。先秦文学包含着原始社会和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早期）的三个阶段。
远古时期的歌谣和神话是中国文学的源头。先秦文学以诗歌、散文等为主要文体。
诗歌又以《诗经》、《楚辞》为代表。《诗经》以风、雅、颂、赋、比、兴之“六义”传播影响后世。
散文以《左传》、《国语》、《战国策》、和诸子散文等为最佳。同时先秦文学也孕育着很多其他文学题材的萌芽。
其中神话传说和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中的寓言散文是小说的源头，辞赋可以追溯到楚辞。《九歌》中已有戏曲的萌芽。
中国文学的思想也孕育在先秦、秦汉时代。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小说家、杂家、农家等“诸子百家”，流派纷呈，形成百家争鸣。
这些思想对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影响巨大。尤其是儒家、道家的思想观念对整个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及广大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他们如何生存，以何种态度来对待人生等，都取之于对传统观念的取舍。尤其是儒、道两家思想，被中国读书人所接受，而且根深蒂固，不可动摇，乃至今日。
各家都有自己的学说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大力宣传各自思想，战国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和发展，带来了文学上散文的勃兴和繁荣。他们的学说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决定着他们对一切事物的取舍。
在诗歌创作方面，战国后期出现了我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他开创了我国古代爱国主义诗歌的题材，并创造了新诗体楚辞，打破了《诗经》以后寂寞了三百年的诗坛，出现了奇文郁起，大放光芒，揭开我国诗歌崭新的一页。
在文学理论上，诸子散文中已出现一些理论观点和美学思想。先秦文学是我国文学光辉的起点。
秦汉文学，主要以汉代为主。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始，开创的是历史的崭新的一页，但因思想钳制严酷，秦文学却是空白。
只有秦统一前吕不韦召集门客编写的《吕氏春秋》和李斯的散文外，再无佳作可言。汉代文学以散文、汉赋和乐府民歌为代表。
代表作家有贾谊、晁错、司马迁等。司马迁的《史记》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记述了我国上自传说中的皇帝，下至汉武帝时代的三千年间的历史。
《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一部《史记》，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都很高。
汉乐府诗以民间创作和叙事诗形式给诗坛带来新鲜血液，为文人诗歌创作提供可资借鉴的范例和推动力。汉乐府民歌，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第三个重要发展阶段。
酝酿了五言诗的产生。东汉的文人五言诗，是在东汉乐府民歌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今存无名氏《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文人五言诗的代表作品。它以高度的艺术造诣，开创了我国抒情诗的新风格。
两汉文学在散文和诗歌上取得的成就为建安文学准备了条件。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在玄学这种思辨哲学的影响下形成的。
但文学走向自觉的时代。文人在作品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苦闷情感和自我意识。
主要文学成就是诗歌，以“三曹”为代表的建安文学所取得的成绩。他们以悲凉慷慨、刚健有力的创作风格，被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或“建安风力”。
谢灵运是第一个大力写山水诗的人。东晋末年有杰出的诗人陶渊明，他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有成就的诗人。
他以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和遗世独立的生活态度，傲然屹立于浑浊的时代，表现出超凡的人格和诗风。鲍照出身寒微，以愤世嫉俗的态度，抒发了怀才不遇的苦闷。
骈文曾经风行一时，因为只重视形式而忽略了内容的表达，传世之作只有孔稚珪的《北山移文》、丘迟的《与陈伯之书》等。小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兴盛起来。
主要形式是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代表作分别是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空前繁荣。系统的著作有，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
5.汉代文学发展的轨迹与特色
学界惯例，中国古代文学被划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等若干个单元（或断代）。
为什么这样划分？为什么这样断代？学界似乎没有进行过真正讨论，更没有明确的界定和说明。乍一看，上述划分以历史朝代更迭为依据，似乎并未作更多思考，但稍加分析又不尽然，因为它并未完全以历史断代而断代文学史，而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朝代放在一起构成了相对独立的联合单元。
为什么要这样组合而不是其他，这其中又不能说没有文学研究者的理性设计在内。任何一种惯例都有其形成的原因和根据，我们一方面要思考其合理性，但同时还需要保持警惕，因为惯例以其持久而普遍的影响往往容易造成对某些历史事实的遮蔽。
就文学史断代而言，断代是否准确，单元组合是否合理，牵涉到对相关文学时代发展的认识，尤其涉及到两个阶段文学史研究能否接榫、如何接榫的问题。有时候惯例制约着研究现实，研究者又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迎合强大的惯例。
如此一来，两者就有可能合力导致文学史研究与原生态的文学发展产生隔膜。我认为“先秦两汉文学”的断代就遮蔽了先秦文学和两汉文学各自的独立性和独特性。
先秦是一个文学尚未充分发育的时代，学者已有论及，这里主要谈谈汉代文学的独特性及其研究时如何破除惯性而与先秦文学进行有效的剥离问题。 先秦原本就是一个文学尚未得到充分发育的时代，秦朝焚书坑儒实际上斩断了文学由先秦通往汉代的发展脉络。
汉王朝广开献书之路，这才有了刘向父子“领校秘书”的划时代工程，但汉代人在整理校勘的过程中其实已经于无意中将先秦文献打上了汉代的烙印，一定程度上使先秦文献发生了淬火后的失真。近年出土的先秦文物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们曾一度以汉人加工整理过的所谓先秦文献为原生态先秦文献，并以此来接续对汉代文学的研究，那么由此所呈现出的两段文学史的接榫就不可能是没有问题的。比如，汉代文学研究中大家关注的主要是四种文学体裁，即散文、赋、乐府民歌、五言诗，流行的研究中几乎每一种都要与先秦文学挂钩，通过寻找大体相对应的部分来比较、讨论其发展，这就有了《诗经》与汉乐府民歌，楚辞与汉代辞赋，先秦历史散文与马班史传散文，诸子散文与汉代政论散文。
然而，由于这样做的理由并不充分，研究实践也存在种种难以自圆的扞格。 例如把《诗经》与汉乐府民歌放在一起，以此来看汉代乐府民歌是怎样在《诗经》开创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传统下反映新时代的。
从《诗经》说到汉乐府，把汉乐府看作《诗经》的后继者是有其合理性的，它与我们研究思维中的民歌情结十分合拍。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越来越困惑：《诗经》是民歌吗？汉代文献明确记载了汉乐府的出现，但汉代人记述的《诗经》的结集却很难让我们真正相信春秋以前也真的和汉代一样会有政府派专人来负责搜集整理民歌。
还有，一进入汉代，《诗经》就成了不刊的经典，从未有人把它看作一般的民歌。我们一定说它是民歌，汉代人会同意吗？如果这个判断不符合汉代实际，而我们偏要把两者勉强续接在一起，这样得出的研究结论就大有问题。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饥者之歌和劳者之歌，任何时代都有关注现实生存的作品，但我们决不能简单认为后面出现的就一定与前面有关，更不能简单肯定说前者对后者产生了什么影响或后者对前者有什么继承，有时说得越肯定可能离事实越远。 再如从楚辞到汉赋。
笼统而言，楚辞对汉代文化确实产生过大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汉王朝开国时期的重要成员大多是楚人，用楚语、写楚地、名楚物、诵楚声构成了以汉王朝核心成员为代表的汉代基本的文化资源、文化认同和文化依赖。因此，汉代从整体上接受楚文化包括楚辞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然而楚辞也并非铁板一块，屈原不同于宋玉无需辞费，即使同属屈原作品的《离骚》和《九歌》实际上也存在很大差别。而说到汉代辞赋，它分若干类别，散体大赋无疑是其代表，以往研究多笼统地谈屈原作品对汉赋的影响，实际上屈原之后宋玉等楚国宫廷文人创作对汉代散体大赋的产生才具有决定性意义。
屈原的身世遭遇确实对汉代文人产生了震撼性影响，《离骚》为汉代文人提供了抒发“士不遇”情怀的范式，骚体赋应运而生，而屈原对其影响则侧重在精神倾向方面，《离骚》特别是《九歌》的情感表达方式是以楚地民间文化为底色的，而汉代骚体赋则缺乏这种浓厚的民间色彩。因此，联系由先秦到两汉的文学发展，楚辞和汉赋肯定是不能不说的话题，但要明确研究前提，体察两者之间的细微和曲折，大而化之，往往容易出现偏差。
再说散文。从汉代政论散文而追溯至先秦诸子散文也是没有什么可靠根据的，倘若这样研究，那既不合历史实际，也难找到实质性的价值和意义。
史传散文的情况与政论散文有所不同，研究者自然不免通过上溯而进行比较。最有代表性的是《史记》。
作为中国第一部通史，书中涉及大量的先秦人和事。所以以往教学或研究时，人们一定要把《史记》的资料来源论述一番。
《史记》从包括《战国策》在内的先秦典籍中取材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从文学的角。
6.两汉文学的政治散文
西汉前期作家，他们生当新王朝建立之初，胸怀雄心壮志，把自己的写作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起来，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这类政论文的中心论题，无外乎总结秦朝的经验教训，为新王朝提供治国安邦的良策。其中最杰出作家是贾谊。在他任汉文帝太中大夫的十年时间里，写下了一系列政治散文，最著名的是《过秦论》。此文分上、中、下三篇。上篇首先采用渲染和夸张的艺术手法，描述了秦国逐渐走向强盛的过程，当时六国诸侯集中庞大的军事力量和最优秀的人才想消灭秦国，结果自取灭亡。秦国可谓天下无敌，然而它“仁义不施”，最后反而被反秦的农民起义军所灭亡，反差十分强烈。中篇和下篇指出秦二世和子婴一意孤行，暴虐无道，以致失去民心，实际给西汉王朝提供教训。晁错是继贾谊之后又一位重要的政论散文作家，他的名篇《论贵粟疏》对贾谊先已提出的重农抑商的观点，作了更集中、更详尽的发挥，切合实际。
转载请注明出处众文网 » 两汉文学的毕业论文(了解两汉文学需要参考的文献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