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文网1.急
在山西的晋中、晋西北一代有很多土语是很古老而优雅的：“居舍”--就是屋子、“家里”；“箸秸”--一种灌木，秸杆很直，质地坚硬，过去老乡很少用竹筷，就是用“箸秸”杆来作筷子的。
箸是筷子，秸是秸杆，箸秸是作筷子的秸杆。现在山西人没有“箸”的说法了，但是“箸秸”的名称一直没有变；3“.参差不齐”--不识字的农民都有这样的口头语，而且读音绝对正确：“cencibuqi”。
只有上过学的人才可能读成“canchabuqi”“兀”--一种方形的凳子；“兀的”--语气助词，意思比较宽泛，类似“那么”、“当然”、“可不是嘛”等意思。例：“你会唱京剧？”“兀的哩！”这个词在元曲里经常看到，现在仍然是当地人的口头语。
“舁”--抬的意思。这个字似乎很古老了。
《说文解字》解释是：“舁，共举也”。“荷”--承担、搬动的意思，也引申为一般的“拿”、“携带”。
这是非常普遍的口头语。“荷不动”，就是拿不动的意思。
这个用法也很古老，汉朝张衡《东京赋》有“荷天下之重任”句。8.“恶色”--就是垃圾。
这也是很古老的用语。色，是种类的意思。
恶，是“丑恶”，“卑劣”的意思，和“美”、“好”反意。现在台湾人讲的“国语”中把“垃圾”读作“lèsè”和山西方言接近。
9.“恶水”――是指脏水、污水，不是我们一般说的“穷山恶水”的“恶水”。说“恶”而不说“脏”，是不是也很文雅？10.“巡田”――就是秋天看护庄稼。
别的地方叫“看秋”，“护秋”，远不如“巡田”富有韵味。每到秋天，村里会指定专人担负巡田的职责，担负这种责任的人被称为“巡田的”。
“巡田的”很厉害，一般都会几下拳脚。基本的装饰是，腰里缠一条长长的蓝布作的腰带，腰间别一个小小的“马床”。
所谓马床，是一种三条腿的袖珍小凳子。马床有两个用途，一是巡田的累了可以随地坐下休息，更重要的用途是用来打人――打那些偷庄稼、蔬果的大人小孩。
一般是打屁股。据说打上很疼，但是又不至于打坏筋骨。
1“胡阑”――圆圈、环的意思。引申为“那一片地方”。
元曲《高祖还乡》有云：“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这里“胡阑”是环的意思，曲连是圈的意思。现在的山西中部和北部也还是这样的说法。
这是一种单字复音的语言现象。胡阑，取“胡”字的声母，和“阑”字的韵母，连在一起快读，就近似于是“环”；曲莲，取“曲”字的声母，和“连”字的韵母，连在一起快读，也就近似于“圈”。
在山西中部、西北，以及内蒙古西部的方言里，这样的现象还可以举出许多。比如，“圪劳”是“角”的意思，山西民谚：“得过且过，阳圪劳劳暖和”，“阳圪劳劳暖和”就是靠着墙角晒太阳；不阑，是“拌”的意思。
山西有一种面食，是用莜麦面拌成小块状然后蒸熟，称为“不阑子”；再比如，木板受潮变形，普通话谓之“翘”，山西方言说“圪料”等等。据有的语言学者说，这种单字复音，是更加古老的一种语言现象。
据说，有很多单音的词汇，本来就是复音，比如上面说的“环”、“圈”等，但是在文字产生以后，古人为了减少刻、写文字的工作量，就尽可能地用单音的字来表达，这就是“胡阑”变成“环”、“曲莲”变成“圈”、不阑变成“拌”的原因。1网友心行先生问：“这个‘兀’。
真的不是那个‘杌’吗？你描述的就是我印象中的‘杌子’”。兀子，就是“杌子”，兀是本字，木字边是后来加的。
汉字的发展，是由简到繁的历程。现在有的人以为汉字越是繁体越古典优雅，其实不是。
山西方言说“兀”，不会这样“突兀”，口语里是说“兀兀”或“杌子”。假如再进一步地分析，“兀兀”和“杌子”也是有区别的。
兀兀是指小的那种，可以随意搬动；兀子，是指大的一种，不可以随意搬动的。顺便说一下，山西方言里的字词的组合结构是很有意味的，不但有感情色彩，也有概念的区别。
比如说“牛”，一般不会说这一个字，而是说“牛儿”，这是指大的牛。说小牛，不说小牛，说“牛牛”，就有了可爱的情感色彩。
但是“牛牛”还有另外的意思，是指那些可爱的小虫子。再比如“狗”，也是这样，称大狗为“狗儿”，称小狗为“狗狗”。
狗狗也有另外的意思，是父母对年幼的孩子的最亲切的称呼。再比如，吃饭用的勺，山西人说“勺子”，是指用来从锅里往碗里舀饭的大勺，至于放在碗里碟里的小勺，山西人称之为“勺勺”。
山西有很多人的小名叫“狗狗”，假如是排行老二，往往叫“二狗”，老三就叫“三狗”。都是昵称，爱称。
我们老家村里叫二狗三狗的很多，为了区别，就在前面冠以姓氏曰“张三狗”“李二狗”。当然，他们都有正式的官名，但是除了村上开会，一般不用。
假如这“二狗”“三狗”的有什么特点，就在前面加以标记，比如叫“疤三狗”--是说脸上有麻子的。说到名字，也透露着山西地方的文化底蕴。
前面说的“二狗”“三狗”之类，仅仅是一种类型。还有不少是以出生年的天干地支来称呼。
比如，有叫“甲午儿”的，是在甲午年出生，加“儿”字尾音，也是表示亲切。类似的有：“甲戌”、“辛未”等。
1“恓惶”――山西人不说“可怜”，说“恓惶”。查《辞源》，读。
2.中国的方言研究论文
中国方言大致可以分为7大方言，有北方方言，吴语，闽语，粤语，赣语，客家话，湘语
北方方言的明显特点包括：除了江淮官话、少部分西南官话保留入声读[-？]之外，大部分官话方言失落了全部中古入声，中古汉语中的“-p,-t,-k,-m,-n,-ng”韵尾现在只剩下“-n,-ng”，但出现了大量儿化韵“-r”韵尾。原本连接“i，ü”韵母的“g,k,h”声母已被颚音化成“j,q,x”声母。官话话在失去清浊对立的过程中，没有经过剧烈的声调分化，但出现了中古平上去入以外的轻声。因此，官话方言包含了大量的同音字以及相应产生的复合词。上述现象在其他方言中比较少见。 吴语，或称吴方言：在中国江苏南部、安徽南部、上海和浙江大部分地区使用。典型的吴语以苏州话为代表。其中安徽西南部受赣语影响，浙江南部保留了较多古代百越话特征，以至不能和作为典型吴语的太湖片吴语通话。使用人数大约为总人口的8.4%。这种方言的对清浊辅音的区分是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但吴语保留了中古汉语的模糊入声。 客家话，或称客语：在中国南方广泛使用，包括广东东部、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以梅县话为代表。虽然是一种南方方言，但客家话是在北方移民南下影响中形成的。客家话因而保留了一些中古中原话的特点。使用客家话的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5%。 闽语，或称闽方言：在福建、海南、广东东部、台湾、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其他海外的一些华人中使用。由于闽语的内部分歧比较大，通常分为闽南方言（以厦门话为代表）、闽北话、闽东话（以福州话为代表）、莆仙方言和闽中方言。闽语是所有方言中，唯一不完全与中古汉语韵书存在直接对应的方言，其中以闽南语最具影响。但是，根据现有的语音学研究，闽语的音系相当接近上古汉语的音系。 闽南语（狭义的，即闽台片闽南话）共有“-m,-n,-ng,-p,-t,-k，-？”（貌似问号的国际音标是紧喉音。）在入声 [-p/-t/-k] 消失之前，先发生‘入声弱化’，[-p/-t/-k] 全部变成-？。山西方言、吴方言、江淮方言仍保有这种弱化入声）”七种辅音韵尾。闽南语是汉语中声调较复杂的方言之一，泉州音有8个声调（不含轻声），漳州音、厦门音、同安音、台湾音通常有七个声调（不含轻声）。同时，闽南语也是保留中古汉语最完整的方言之一。泉州音和漳州音是其它支系的母语，闽（南）台片的闽南语内部较为一致。广义的闽南方言还包括海南话、潮州话、浙南闽语等，使用闽南语的人口大约为总数的4.2%。 粤语：以广州话为代表，在广东广西的部分地区、香港、澳门和海外华人中被使用。粤方言是汉语中声调最复杂的方言之一，有九个声调（桂南勾漏片有十个声调）。同时也是保留中古汉语最完整的方言之一。粤语包含了p,t,k,m,n,ng六种辅音韵尾。粤语内部的分歧不大。使用粤语的人口大约为总数的5%。但是粤语中没有混合入声，可以认为粤语中保留的古汉语成分要早于吴语，但晚于闽语。 湘语，或称湘方言：在湖南使用。按是否保留浊声母分类，可分为老湘和新湘两类，其中浊声母已基本清化的部分新湘语相对接近官话，但也有部分与官话差异较大的新湘语保留有部分全浊音及特有语音和词汇。新老湘语分别以长沙话（新）及衡阳话（老）为代表，使用者约占总人口的5%。历史上湖南地区受到北方文化的强烈影响，故湘语内部差异比较大。并且有多个时期古汉语语音特征之重叠。 赣语，以南昌话为代表，又称老表话、江右语等。属汉藏语系汉语族，主要用于江西大部、湖南东部，安徽西南部等地。使用人数约为使用人口约5148万（早先的3000万不准确）。古全浊和古次清合流为送气音，梗摄字文白异读。昌都片及长江沿岸一带普遍存在全浊声母，但多非严格的古清浊对立。多数地区”知三章组“或”知二章组”端读，日母今读仍为鼻音ȵ。南昌话有七个声调，辅音韵尾-t -k -n -ng，建宁、高安、临川等地为m n ng p t k。 下面的几种方言是否构成独立的大方言区，现在尚有争议： 晋语：在山西绝大部分以及陕西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等地使用，以太原话为代表，有入声韵 [-ʔ]。在入声 [-p/-t/-k] 消失之前，先发生‘入声弱化’，[-p/-t/-k] 全部变成 [-ʔ]）。其白读系统与官话截然不同。以前（及现在的不少语言学学者）将其归于官话。 平话：在广西的部分地区使用。传统上将桂南平话归于粤语，近年来有人主张将桂北平话当成孤立的土语存在。 徽语：在安徽南部及赣浙苏部分毗邻地区使用。以前（及现在的部分语言学学者）将其归于吴语。
3.有关《普通话与方言》的论文
教师要讲好普通话“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推广和使用好本民族的共同语（普通话），是能够发挥语言交际功能的保证。语文教学作为推广和普及普通话的主要渠道，提高教师队伍普通话水平，尤其是提高语文教师的普通话水平和教学能力，是搞好语文教学的重要基础和保证。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应该怎样认识讲好普通话的重要性，怎样讲好普通话呢？
充分认识语文教师讲好普通话的重要性。
语文教师讲好普通话，是为祖国培养四有新人的需要。学习语言，要从普通话普及抓起。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其中的“说”就是要求学生能用标准的普通话与他人交流思想、表情达意。作为承担具体语文教学任务的教师，应该清楚地知道运用好标准的普通话进行教学，提高语文教学水平，对于学生掌握语文知识，将来踏上社会后的再发展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此外，语文教师讲好普通话，也是推进社会文明的需要。教师讲好普通话，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有其独特的作用。在当今信息时代，无障碍的交际显得愈来愈重要。我们经常听到因为语言沟通障碍闹笑话的事，轻者造成误会，重者耽误大事。因此，教师讲好普通话，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需要，是促进社会文明和谐发展的需要，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必不可少的环节。
推广和使用好普通话是语文教师的重要责任。
语文教育的老前辈叶圣陶先生说过：“口头为语，书面为文。”就是说，语文课就是语言课，其中所学的文字、文章都是为语言的理解和表达服务的。语文教学作为普通话普及的最前沿，赋予了语文教师普及和推广普通话的神圣重任。尤其是小学阶段，小学生模仿力最强，因而小学语文教学要求教师必须讲好普通话，这是学生掌握知识的必然要求，也是对教师语文素质的基本要求。作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要切实从自身做起，规范使用普通话。要认真说，不但在课堂上说，在办公室说，还要在家里说，在公众场合说，到社会上说，人人说、时时说、处处说，切实承担起推广和普及普通话的神圣重任。
怎样提高语文教师运用普通话水平。
“学”和“练”是提高语文教师讲普通话水平的关键。一是要学好拼音字母，掌握发音部位，对于局部个别的发音要反复练习直至完全到位为止。此外，多读些拼音报上的文章，锻炼说普通话的感觉，并注意与方言音的对应关系，举一反三。二是不懂就查。要养成查字典的好习惯，尤其要注意一些字的多音与多义等。三要注意多听一些省级、国家级播音员的发音，并与自己的发音习惯相对照，找出差距，弥补不足。有人说：语言取决于环境。只要我们教师一齐努力，加强学习和练习，提高讲普通话水平，带头讲好普通话，必将会成为学生学习、模仿的对象，成为一名能讲一口标准普通话的语文教师，为培养祖国“四有”新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做出应有贡献。
4.本人想写语言学中关于方言的论文,该如何下手
简单说：
先要想好自己选择这个方向的意义是什么？价值在哪里？换句话说，你的论文对社会、对学术是“有用”的。从而坚定“论”的信心。
然后，要想好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建立一个鲜明的、站得住脚的“论点”。
论文是对中心论点的反复论证过程，用大量的、经筛选的材料，来阐述你的观点。可以说，写论文本身并不难，难的是事先对材料的收集、整理、归纳和发现、提炼，需要经过认真细致搜集，研究它们的来龙去脉，以及它们在时间（历史沿革）、空间（地域条件）上的联系。假如说，前面的“想”是设计过程，收集材料就是备料过程，只剩下施工了。
一篇论文容量有限，不能做广泛的探讨，可以只研究其中一个或少数几个问题，千万不能扯得太多。
例如，我只说南方方言中的“企”。因为北方人大多不明白它的本义，研究就会有意义。通过收集材料，知道哪些方言把“踮起脚跟站立”说成“企”，由“企”生发出企图、企望、企待、企鹅、企及、企慕、企盼、企求、企足而待等等。再引证《说文解字》等权威材料，反复论证，先使得论点站得住。然后由此推演，得出“方言与普通话是一个融合的过程”的结论，稍作展开，引证一些有关史料，让读者深信不疑，那么，你的论文就成功了！
5.关于方言的调查报告怎么写
中华民族已走过上下五千年，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加之中华民族的地大物博，分布亦十分广阔，形成了特有的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多变性。
语言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构成中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语言往往是伴随着人类的出现就悄然出现。
由于地域的差异和影响，中国各地的语言也有所不同，加之历史的不断变化发展，我们的语言也随之变化和发展。 通过此次对三代人（以本人家庭成员为主）的调查采访，发现了某些问题，也得出了某些相应的结论，接下来，我将在此阐述此次调查内容、结果及本人心得。
在调查前夕，我首先调查了自己，由于自身的懒惰加上我自以为精准的感性判断，我自以为是的认为再去调查其他人已很无必要，但是，在经过多次的思想斗争后，我终于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庆幸自己没有凭感性认知做出结论，而是选择了一个一个去调查的，因为，变化是在调查中发现的。 在做完调查时，我发现方言在我们三代人中变化并不十分明显，天地万物的说法，几乎相差无几，对此感到略微的失望。
但是，在我仔细的观察发现后，还是发现了诸多不同。例如这几日比较流行的蔬菜“油菜”，祖父辈都叫做菜头（te），而我辈却叫菜头（tou），再如“眼睫毛”一词，祖父辈叫眼睫（za）毛，而我辈多叫眼睫（jie）毛；“下巴”一词，祖父辈多叫做下巴（pa），而我辈叫做下巴（ba）；“胳膊”一词，祖父辈叫做手膀子，而我辈叫做胳（guo）膊；“手指”一词，祖父辈叫做手指mer，而我辈叫做手指头；“肚脐眼”一词，祖父辈叫做肚qie mer，而我辈叫做肚脐眼；“瘸子”一词，祖父辈叫做bai 子，而我辈叫做瘸子，“孕妇”一词，祖父辈叫做大肚子，而我辈叫做孕妇。
诸如此类的词语不可计数，单从字上来看，变化犹显渺小，但读音上的差异却是显而易见的。
通过寻找共同点，规律还是有迹可循的，祖父辈的方言更具有方言特色，更像是真正的方言，而我辈的方言已然是发生了变化，而此变化，是我辈的方言已逐渐接近了全国统一语言——普通话的发音。 对于这种变化，还是略有一点遗憾，因为我辈所继承的方言已不再纯正，有点担心由此本地方言的落后甚至消亡。
不过还是相信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方言的特色，它的有趣之处是不会被我们遗忘的。而我辈方言的逐渐趋于普通话，却是大势所趋。
我想这和我们所接受的教育，所有的文化水平是密不可分的。如今的教育必然是以普通话为基础，接受的教育越多，受普通话的影响自然也越多。
我辈的文化水平普遍高于祖父辈，尽管看似“破坏”了方言的传承与发展，实则却是更利于我们社会的发展。 除了这种看似不太明显的变化，也有其他的相对明显的不同的词。
例如这些词：“刘海儿”，祖父辈叫须须头，而我辈叫妹妹头；“撑着了”（吃），祖父辈说吃多了，我辈叫做胀到了；“小便”，祖辈说屙（wo）尿，父辈说解（gai）小手，而我辈说上厕所；“斩首”，祖父辈叫砍脑壳，而我辈说斩首；“上学”，祖父辈说念书，而我辈叫上学；“笔帽”，祖父辈叫笔zou zou，而我辈叫笔壳壳；“末名”，祖父辈叫luo ber，而我辈叫最后一名；“马铃薯”，祖父辈习惯于说洋芋，而我辈更习惯于说土豆。 。
对于同家族的三辈人来说，这种差异还是显得十分明显。 这不仅仅是受文化程度的影响，也是受社会变化发展的影响。
作为成长于新时代的我们，虽然在某些方面的名声并不怎么好，但是，新时代的领军人物，也不得不提到8090的我们。 火星文的出现，不得不说是我辈文字变化的大方面，这当然会影响我们的语言，或许这火星文确实毫无意义，但影响却是必然的。
而如今网络语言的发展， “咆哮体”“甄嬛体”“陈鸥体”等各种语言体型的出现，怎会不影响到在我们这辈底子并不算坚硬的方言的变化呢？我们有与时俱进的强烈意志，我们与外界的交流更加的宽广，中国的各个省市，甚至于世界。 文化的交融必然导致本地本人自身所有文化的变化，我辈与祖父辈语言的差异亦是不可避免。
在调查中，有近一半的词汇在我们三辈人中的变化并不大，甚至没有变化，这也反映了我们方言的坚固性，不可破灭性。而在有变化的词汇中，大多是我辈的语言趋于普通话迈进，这种变化并非完全有害，亦是我们社会的发展，文化水平的提高的体现，另一种根据社会潮流变化的词，或许也正好体现了我辈人的特有个性吧。
通过此次调查，我发现了在我的家族中某些词汇的不同变化，或许这还不足于让人见微知著，但也实实在在反应了我家族中的某些现象。同时，也让我明白了，实践出真知，不去真正的调查实践，得出的结论也必然是不够真实的。
6.求一篇关于花都方言的论文
上过学堂，肚里有了学问，嘴上还说得一番“官话”，在传统农村可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因为这些都是出人头地的资本。今天的教育没有这么势利，但形式上仍需将孩子们培养成有表达欲望、也有表达能力的人。而在表达能力上，普通话已经成为越来越不可或缺的工具。因此，当“广东农村地区尚有过半数中小学校用方言上课”这一信息近日在相关研讨会上被披露时，立刻引起了省内媒体的关注。
关于方言与普通话，曾经引起过众多的争论，因为方言往往也是本土文化的载体，于是规范是否伤害多元的质疑屡屡被提及。但在学校教育上，这一切都不足为惧，因为抛开推广普通话的政治考虑与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不谈，培养方言地区、尤其方言农村地区学生的普通话表达能力，正是一个国家必尽的义务。
在今日中国的现实中，能够接受中学教育的人，必然是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利益代言人。这个利益代言，包括向内的信息传达与向外的诉求表达，前者也许单靠方言就能打成一片，而在十里不同音的南方农村，如果没有一种跨越“方言割据区”的语言工具，便只能是鸡犬可以相闻，人却老死不相往来。因此，普通话表达能力的获得，在农耕社会终结之后，在一体化联系加速之中，实质上关乎南方农村利益的表达、关注与实现。
当然，问题也不必如此悲观，中小学未能成功掌握普通话的学生，或许还有机会在大学期间“补课”。但是，这些步入大学殿堂的学子，究竟还有多大可能回归农村代言利益？而且并不缺乏调查统计显示：来自南方农村的学生，在大学校园中普遍表现内向和不善表达，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自觉“普通话说得不好”，其间透露出来的自卑情绪必然导致演讲、辩论等公共机会的丧失减少，都表明大学补习的成本，对于个人而言，只高不低。
因此，保护方言文化，维护多元空间，可以多方着手，却独独不能在方言地区农村的学校大行其道。中小学成为推广普通话的主战场，也责无旁贷。事实上自1982年在全国推广使用普通话”写入宪法之后，教育领域也深知责任重大，教育部门也早将普通话水平测试作为教师录用、职称评定的一项硬性规定。那么，这样的努力之下，粤东粤西地区尤其突出的方言教学现象，又究竟是怎么一番名堂呢？
就事论事，首先应该揪住教学的主动方——教师。中小学教师不用普通话教学，倘若是因为他们自己也不会使用普通话，那依照示范学校的毕业标准与教师的录用标准，他们显然没有达到教学的水平；倘若他们能够使用普通话教学，却因为其他原因——例如在方言区入乡随俗或者发现用方言更利于同学生沟通，那他们却又离弃了这一职业当为的义务。
不过在这个时候一味指责教育“培训部门”与“进口部门”把关不严，或者抱怨相关方言地区教师的素质不高，都是偏颇而且无补于事的。因为只要现实没有衍生出一套压迫农村学校往方言教学方向靠拢的机制，相信哪怕只能说一口生硬“塑料普通话”的教师也会不惮于“积跬步至千里”。
问题就在于现实中正有这样一套压迫机制。一个不得不承认的客观事实是，广东广大的农村地区，是方言的“重灾区”，粤语、潮汕话、客家话等方言仍然牢牢占据人们日常交流的主导地位，中小学生日常的思维习惯仍然囿于方言，因此他们对于普通话教学的理解能力显然不如习惯语言，几乎所有课程的教学效率，除了语文之外，都在普通话教学面前要大打折扣。农村中小学，既没有城市那样充足的普通话模仿空间，也没有类似素质教育的压力，农村子弟出路的狭窄，更天然地决定了千里华山一条道，考出成绩，考出农村，就是胜利。这样的教育诉求，自然就要压迫教学语言优先择用当地方言。
因此，方言教学的问题，也必须远远跳出方言势力的着眼点来看待才有价值，而方言教学的恶性循环困境，也显然不是单单靠大力推广普通话就能够迎刃而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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