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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 李约瑟难题”研究历史述评 所谓“李约瑟难题”，学界公认的经典表述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 虽然，李约瑟早在1944年2月重庆的中国农学会会议上就己提出了该问题。
但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探讨，在李约瑟以前很早，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伏尔泰、奎奈、休谟、狄德罗等都有论述。
中国的不少学者对此均有广泛探讨，从鲁迅、任鸿隽、梁启超到冯友兰、钱穆、梁漱溟等都发表过诸多看法。但自从李约瑟从东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提出此问题后，其研究范围之广、见解之独到、在中外影响之深远，较前面诸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人们也就习惯的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以时间为线索，“李约瑟难题”研究大体可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新文化运动时期。此时虽没有“李约瑟难题”的提法，但有关难题的基本内容都已经出现，并形成了第一次研究热潮。
任鸿隽认为“无归纳法为无科学之大原因”。其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自然科学不发达，是因为我国人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观念。
因袭己久。本不易骤然解放，其对于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
又因为清代中国没有学校、学会、报馆之类的建制，科学上之发明不能流传和交流。1924年，他在发表的《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中又认为自然科学未能发展起来的原因，最大的障碍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蒋方震也提及“民族富于调和性”、“民族尚谈玄”等原因。化学家王堪（1888-1966）在1922年发表了《中国之科学思想》一文，认为政府的专制、学术（易经、阴阳五行学说）的专制，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是极大的“摧残”综观这一时期的论述，可以看到，他们把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归结为研究方法、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专制政治和教育制度等，而对于经济制度方面则少有涉及。
第二阶段，抗战前后时期。李约瑟开始参与直接地研究和讨论，并形成了第二次研究热潮。
在1944年，中国学术界又一次展开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浙江大学心理学教授陈立讨论了我国科学不发达的心理因素。
数学史家钱宝踪（1892-1974）则把原因归结为中国人太重实用。而这些又是由中国的大陆文化、自给自足之经济所使然。
同年十月，李约瑟在题为“中国之科学和文化”的讲演中指出：“……大商人之未尝产生，此科学之所以不发达也。”竺可祯于1945年在《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中认为“中国农业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众多学者把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都归结为经济制度方面。 第三阶段，从80年代至今。
在80年代前期，陈平从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哲学传统三方面给予解答。杜石然等人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仍坚持当时大陆公认的观点，把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归之于长期封建制度的束缚。
以成都会议（1982年）为界，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也进入到观点升华，见解深化的阶段，通过对不同时期（如明代、清代）进行分门别类的探讨，促使问题得以进一步深化。1982年10月16日22日，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四川成都召开了“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学术讨论会。
会上宣读并交流学术论文近10篇，到会代表74人。会后，选出其中论文24篇，集成文集。
在这些论文中，影响最大的是金观涛、樊洪业、刘青峰的《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一文。他们看到了促进近代科学在西欧产生和近代科学在中国落后的众多因素并不是线性排列的，有些是互为因果，有些是有着相互作用。
所以，他们采用系统论和控制论方法加以分析：即把科学看成是社会内部的一个有结构的子系统，它又与社会中其他子系统（经济、政治、文化、哲学、技术）相互发生作用。他们还采用了定量的方法，用图表曲线对中西方科学发展作了对比。
然而，由于引述资料较为贫乏，对中西方的科学技术成就作定量比较时，有关科学技术成就的计分标准有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因而存在一定缺陷。尤其是他们的科学观还停留在早期的实证论上，对系统论也仅限于一般系统论阶段，还无法对“罗列因素法”进行反驳。
其后，林文照比较全面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一文中，他“从中国传统科学的内在缺陷（重实用，轻理论，思辨性思维，用元气和阴阳学说来解释一切，缺乏严格的逻辑推理，缺乏科学的实验精神，格物学说背离实践方向），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的束缚（教育和科举制度，社会 鄙弃或禁锢科学技术），封建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的阻碍（自给自足的小农和手工业经济，官营产业和重农轻商的经济政策）等方面给予了解答。但他对中国社会制度的分析，仍摆脱不了当时大陆公认观点的。
2.从管理学角度分析李约瑟难题论文1000字
我这边虽然没有1000字的论文，但有一些思路希望能够对你起到作用：
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这个最主要的是从宏观社会管理和历史方面去着手。
在汉唐时期，皇权不去限制人民的思想发展，也比较重视科技的创新和当时军工的发展，所以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科学和工业革命基本发生在明晚期和清朝时期，明清的皇权对民间思想的压迫很严重的，什么锦衣卫、文字狱等等……还有从以前传下来的科举考试八股文等等都是十分限制民间思想的。
可以直接分析中国古代历史整体的发展情况，以及每个朝代的君主对社会的宏观管理。
这样两个方向去深度挖掘，别说是1000字了，就是两万字你都能写出来，加油！！！
3.李约瑟难题的分析
李约瑟难题是英国学者李约瑟所提出的，其内容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李约瑟难题无疑是李氏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中心论题.他提出了：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他个人见解是中国长久没有发展了，如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早期的城邦和现代城市，要为生存而互相竞争的环境.中国实现首次统一后（可能指的是秦的统一），他所谓的“封建官僚制度”的政府实行中央指导性政策.所谓“封建”是指中央集权，所谓“官僚”是指皇帝直接管理官员，地方行政只对朝廷负责.官僚思想深刻地渗透到整个中国人的复杂思想中.甚至在民间传说中，也充满了这种思想.科举制度也鼓吹这种“封建官僚制度”. 这种制度产生了两种效应.正面效应加上科举制度的选拔，可以使中国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并使中国发展了以整体理论，实用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比如中国古代天文学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数据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再比如大运河的修建等. 但这种“封建官僚制度”的负面效应是，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在中国，商业阶级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那种权利.中国有许多短语，如“重农轻商”等，和中国历代的“重农抑商”政策表明了在那些年代的官僚政府的指导性政策.比如明朝末期的宋应星在参加科举失败后撰写《天工开物》，但他认为不会有官员读这本书. 在西方，发展了以还原论，公式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此种科技的兴起与商业阶级的兴起相联系，鼓励较强的技术开发竞争.在中国，反对此种科技的发展的阻力太大.西方式的科技发展却能冲破这些阻力，取得现在的成就.比如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欧洲在中国火药的基础上发明并改良火药武器.在这方面，自秦朝以后的中国不但比不上相同时期的欧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 另外他补充到：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也互相影响了政府的态度.中国独有的水利问题（尤其是黄河）令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网.而且必须从整体集中资源治理，才能有希望解决水患问题.水利网超出了任何一个封建领主的领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封建主义让位给中国官僚式的文明. 最后他做出结论：“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断，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李约瑟甚至说，如果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 其实李约瑟一直强调其问题是把双刃的剑，李约瑟难题还有另外一个表述方式：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学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李约瑟在19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这一问题.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很多人提出与李约瑟难题类似的问题.中国学者中最有名的是任鸿隽在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第1卷第1期（1915年）发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而西方作品的部份，魏特夫在1931年的一篇文章《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开启了李约瑟对中国的科技史的研究兴趣.若如很多不深入理解者所以为“为何中国没有产生科学”这句话就是李约瑟问题的全部内容，那么不亦是说：李约瑟是被“李约瑟难题”所吸引，进而研究它，然后再把它给提出来——这么说显然是不准确的.李约瑟在经过他毕生的钻研后总结说：魏特夫的看法是太过肤浅的并且是欧洲人本位的.在这一个部份，李约瑟已经在西方获得“中国科技史”的权威研究者评价，但李约瑟却也必须承认中国这四、五百年来的科学落后仍是不争的事实，所以魏特夫的提问仍然没有解决，而李约瑟不愿意武断地结论中国人的民族性较西方人次等.正是因为李约瑟拒绝像他所批评的魏特夫一样用民族性差异做为这个问题的解答，因此陷入了难题. 另外现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转述了李约瑟临终前的观点：“李约瑟先生透过他多年来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了解，他确信中国能够再度崛起，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文化的国家，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人民的国家，必将对世界文明再次做出伟大贡献.”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争论和见解一直都比较多，直到现在仍然没有等到一个完整的答案.。
4.【李约瑟难题”及其解答对我国当代的科学研究有何启发】
有人在对中国古代一些科学和现代的科学进行比较的时候，也发现，确实中国古代使用的一些咱们所谓的科学范式，和现在可能不太一样，有很大的差别.有人就倾向于认为，那种范式也是中国人独特的观察自然的方式所提出来的一套理论体系；有人认为呢，那个根本就不能算是一种科学的范式.有人认为我们之所以现在来研究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史，就是认为从中国古人的智慧当中，能够汲取一些对我们今天非常有指导意义的智慧，促进我们今天的发展；但是也有人认为，看来，中国古代那一套东西，在今天来看已经没有什么价值，或者说没有什么意义了.任何一个民族，它的文化遗产都是应该值得珍视的.特别是象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有几千年连绵不断的历史.今天我们看几大文明古国，唯一在几千年生生不息，直到今天仍然富有生命力的，恐怕只有中国了.巴比伦不知道在哪儿：今天的伊拉克人不是巴比伦人，今天在埃及的埃及人也不是当初原先的埃及人，希腊文明早已被现代文明、一般广义的欧洲文明所取代，也没有人再用希腊文来写作，甚至希腊的小孩儿看不懂古希腊文.中国是一个非常的特例，那么它自然有它存在的理由.我想，包括中国古代哲人对自然的一种哲学解说，这些思想，都仍然富有历史价值、生命力，有它存在的理由.怎么样看待科学，怎么样理解科学或者怎么样定义科学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说SCIENCE就是对自然现象的的一种数学化，再加上它的一种模型化、数学化，严密的逻辑，加上实验方法.如果这样说，这个SCIENCE仅仅出现在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也就是从伽利略时代开始.不但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东西，古代希腊也没有这个东西，古代阿拉伯也没有，古代印度也没有.这个东西仅仅是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之后，在意大利的北部这么一小片地方，工商业贸易相当发达，人文思想、人的解放、人的觉醒，这种社会条件、文化条件都具备了，才产生的这么一种特殊的现象.以后，SCIENCE成长壮大起来，发展到我们现在近代科学、现代科学、当代科学，这是一种观点，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是，我们对SCIENCE也可以有一种比较宽泛的理解，如果把它理解成一种人类对未知世界，特别是对自然的那种探索，人类对自己好奇心的一种满足，那么任何一个古代民族，它都有这样的一种东西.如果我宽泛的使用SCIENCE，那我觉得中国的先秦时代，在道家当中，在儒家当中，他们都有这种对自然的一种哲学解说，它包括了我们今天可以称为科学理想的东西.比方说李约瑟说过的一句话，他是在上一世纪、20世纪说的.20世纪我们知道，在物理学里，有量子力学，有相对论，在生物学里有DNA，比较突出的这三个大的革命.李约瑟预言说：“如果下一世纪还要爆发科学革命的话，我敢说，它将不会是牛顿式的、尼古拉斯式的，而是海森堡式的.”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如果科学革命再发生，决不会是一种建立在一种机械论的哲学观基础上的一个东西，一定是建立在一种注重整体的，注重辩证思维的，是这样或者是跟这类似的一种思想、一种哲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观念上的革命.李约瑟说这个话的时候，他还不知道科学到了20世纪末或者到了我们现在21世纪初，出现了这么多新鲜的东西.比方说像混沌理论、爆炸理论、非线性的科学、复杂性的理论、突变理论等等，所有这些都或多或少的跟这种所谓的总体论、有机论的自然观有关.而恰恰中国古代哲学，最显目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有机论的自然观.李约瑟本人自称为是道家，他自己也有道号，叫石秀道人，他也自称最崇拜的一种古代哲学就是中国的道家思想.第二点，我最近读一本书，也是关于科学革命的，但不是过去我们科学史对科学革命的一个观察或者一种自己的提炼.书中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的科学革命：一种是观念上的科学革命，一种是工具所驱动的科学革命.到现在为止，我刚才前面所讲的那些，都是观念上的科学革命.就是说为什么哥白尼会产生一个日心说，跟托勒密的完全不一样？为什么牛顿会有这样一种运动和力的思想，会在力学上完成一个大的综合？这都是观念上的东西.那么现在这个物理学家，叫戴森，他提出来，存在另外一种革命，是工具驱动的革命.就是说有些革命不光是由观念决定，一个新的观念、新的范式推翻旧的范式，不光是这个，而是由于不断的发展工具，发展实验方法，来导致了一个人们对新现象的认识.我们拿上一世纪分子生物学的诞生为例，它被认为是生物科学领域的一场革命.最早克里克跟沃森两个人提出DNA的分子结构的模型，这是一种纯观念的东西，纯粹理论上的结构，但是这种理论结构，离不开大量的实验事实.这大量的实验事实是靠不断的完善观察工具、完善实验手段、发展实验室而得来的，是总结了很多很多美国的、英国的不同实验室的实验数据，特别是X光衍射观察晶体大分子结构，得出来的观察数据、观察图像，然后来完善他们的这个DNA的双螺旋分子结构.这就是典型的一种工具所驱动的革命.我们回到李约瑟问题，如果说中国古代有科学，可能有些学者，特别是一些中青年新锐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那么。
5.什么是李约瑟难题,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的没落，还有西方近代科学的产生及其带来的科技革命的为什么的问题，最早由李约瑟博士提出，而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答案的难题，被称为李约瑟难题.在这里，浅显的我能谈的也只是一些自己浅显的见解罢了. 要问为什么，我们首先就要搞清问题的界定.首先近代科学是什么？它的特点又是什么？它的产生又需要什么样的环境. 有人把科学归结为两类：一是以近现代科学，尤其是以物理学为典范，从科学的内在结构出发，强调科学是由概念、定理、定律的组成的关于自然界的严密的理论体系；其二是从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出发，认为科学是人的“一种特殊的思想和行为”，是“理性思维在经验目的上的应用”，并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社会中，人们实现这种思想和行为的方式和程度”是不同的，即科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社会中有不同的形式. 关于这两种认识中，显然第二种更符合我们现在对于科学的理解.但在本文的讨论中，我们讨论的应当是第一种，即所谓的近代科学. 近代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主要特征是用数学抽象地描绘自然规律，同时面对自然能够创造出相适应的抽象数学.那么对于我们的描绘是否准确，我们采取的是实验的方法.所以自然科学大部分都属于实验科学. 要讨论李约瑟问题，就必须拿中国的文明传统来和西方的文明传统作一个比较，同时这个比较应该是多方位的.有人只比较东西方的思维方式，显然过于片面和简单了.说到底，科学虽然和人的思维方式有着很大的关系，但要形成一种科学文化，并隶属与文化，那就离不开关于该文化产生的地理，历史，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马克思讲，文化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如果科学不能形成一种文化来传播，那它绝不会有科技革命.只有把近代科学当成一种文化来研究，我们的认识才能更全面一些. 有人提出了对李约瑟难题的两个方向的理一种是以研究欧洲近代科学的产生为主体；一种是以研究中国古代科学的没落为主体. 我们既然已经把近代科学归结为一种文化来讨论，那么我们首先来从第一种方向进行理解. 欧洲的本土文化中世界可算是荒蛮的，但是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科学文化迅速形成，并借助科学的力量有了现代技术而迅速崛起，站在了世界的文明之颠.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让欧洲文明有了跨越式的发展，我们就不得不看看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到底如何对欧洲文化进行了作用. 这里面主要有两点引起我的注意：首先，欧洲的宗教改革进一步解禁了封建主义对科学探索的禁锢，哥白尼式的命运得到了解放；其次，文艺复兴拿来了本非欧洲的古希腊文明，而古希腊文明中有着早期的科学哲学思想. 欧洲本来就是世俗政权和教皇政权并存的专制制度，宗教改革对于封建专制的进一步解禁使得像古希腊先哲那样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有了更大的研究和教学空间，而崇尚自由，同时又有着自然崇拜的西方思想自然而然地将探索文化的重心转移到了科学领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城镇商业文化的兴起，对于技术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为科技文化的兴起提供了广泛的价值基础并推动了它的发展. 同样，文艺复兴借鉴来的古希腊文明的科学哲学传统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是相适应的.古希腊的先哲们既是哲学家又是科学家和工匠，正是这样一种科学与社会、科学家与工匠的结合，促进了西方科技文明的兴盛. 也许正是因为欧洲没有太多经典的本土文化，所以它对于外来文化显得更容易适应，古希腊的科哲文明在他们手重显得更加务实. 尽管文艺复兴使欧洲的哲学后来有了形而上的风气，可它毕竟成就了欧洲伟大的科学文明，从而带动了欧洲的整个物质文明.从这个角度来讲，文艺复兴对于欧洲来讲是功不可没的. 但从探讨欧洲科技革命的发生是说明不了问题的.如果说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去问为什么了.要想更深的理解李约瑟难题，关于中国的古代科技文明的没落就成了必须，因为只有通过比较，我们才能更深的理解近代科学文化的生长环境.网上有评论说探讨李约瑟问题实际上是没有价值的，我认为恰恰相反，只有我们更深刻的理解了近代科学文化的环境属性，我们才能更深地理解被我们已经改造了的现代科学文化，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它的价值.这都是我们现在必需的. 现在沿第二种方向来走.席文说：“中国（过去）有各种‘科学’，而没有‘科学’”，因为这句话而遭到了很多人的批判.中国过去的确没有像在欧洲那样形成着整合与资产阶级革命同步发生的可革命，可既然讨论的是古代哲学，就绝不能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待过去对自然知识的认识.中国过去有在过去可以称为科学的科学，那它就是有科学的. 中国古代虽然有科学，但中国的古代科学是和古希腊的哲学科学是有很大区别的.这涉及到文化传统的一些问题，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图纹崇拜和祖先崇拜，而西方是图形崇拜和自然崇拜.所以西方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要支配人去探索自然；而东方的文化很大程度是要进行对祖先之法的理解，要为比西方强大得多的封建专制服务.中国尽管有科学，但长期受封建专制的影响，很难得。
6.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
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 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
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文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 “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在满洲人的入侵下完成了王朝更替，而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
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7.谈谈你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
李约瑟之谜：
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但这只是对李约瑟之谜的一个可能的回答。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
中国以前人多地少，却认为人口少，所以各个王朝建立的一个首要任务是鼓励生育；而西欧人少地多，他们却认为生活的空间狭小，要向外扩张，这个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
一、资源因素。中国多山少地，半干旱气候的生态约束促使中国发展了节省能源、消耗劳力的农业技术，而非扩张资源、节省劳力的牧农技术，导致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治乱循环，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
二、文化因素。从文化竞争模型可以看到：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
三、系统复杂性因素。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稳定的环境，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单一问哈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种文明冲突演化的结果。中国面临单一小农经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恶化，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
8.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
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中国以前人多地少，却认为人口少，所以各个王朝建立的一个首要任务是鼓励生育；而西欧人少地多，他们却认为生活的空间狭小，要向外扩张，这个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
一、资源因素。中国多山少地，半干旱气候的生态约束促使中国发展了节省能源、消耗劳力的农业技术，而非扩张资源、节省劳力的牧农技术，导致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治乱循环，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
二、文化因素。从文化竞争模型可以看到：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
三、系统复杂性因素。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稳定的环境，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单一问哈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种文明冲突演化的结果。中国面临单一小农经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恶化，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
我们对“李约瑟难题”给予了较详尽的理论分析，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分别进行了理论解答。最终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找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缓慢和落后的真正原因，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
从李约瑟先生的观点来看，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与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科学是两列火车，公元前 2 世纪至 16 世纪，后者是超过前者的，只不过在最近四百年前者蓬勃发展，暂时遮挡了后者。
如果我们借用李约瑟的比喻，人们可以得出解答“李约瑟难题”的关键问题有二：第一，在人类历史上是否存在着另一列火车？也就是说是否存在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科学？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第二，东方科学这一火车是不是已报废了？也就是说东方科学现在能否继续发展，赶上甚至超过西方科学；或者与西方科学融合，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
对于第一个问题，各种研究早己给予了充分的证明：中国古代不但有科学，而且中国古代科学取得过许多重大成就，尤其在天文学、数学、医学等方面。对于第二个问题，人们发现西方科学这一火车出现了障碍，无论是西方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关系上，都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出现了不可持续的严重问题。其次，科学的发展、社会和经济的进步都呼吁一种新的科学，而这种科学与东方科学不谋而合，东方科学这一火车又有了新的动力，将面临一个大的发展。第三，单靠东方科学这一火车带动人类文明发展力不从心，东方科学与西方科学这两列火车应当而且必然结合在一起，共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动力。也就是说西方科学与东方科学不论是从思想上还是方法上，将出现一个大融合的趋势，它们将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 。
回顾近八十年来我国学者有关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以及近 10 年来对“李约瑟难题”本身的质疑，笔者认为，有关从古到今中西方文化史和科学史的比较研究，始终是一个既有学术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
那么如何能够早日使东方科学这列现已慢行的火车赶上并超过西方科学的那列火车，或是两者并轨运行，推进全世界经济发展速度呢？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为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未来意识和长远的发展眼光 。
因此我们在对“李约瑟难题”进行理论反思和展望的同时，不仅要探讨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还应当探讨中国有哪些传统科学可以与现代科学并存，我们还可以从中国传统科学中吸取那些仍然有价值的内容，而且还要考虑，在努力实现中国科学现代化的同时，如何避免西方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所犯过的错误，并吸取它们的教训。真正做到取之有道，用之有效。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论探讨就会回归学术研究的轨道，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历史学界的问题，届时，还将带给我们无尽的反思与理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