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文网1.有谁知道 日本人等级观念有关的书籍 写毕业论文做参考文献 非常急
《菊与刀》 菊与刀》的作者，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女士，却教会读者剥离看似匪夷所思的表象，将主观想法抛却一边，而通过日本文化的外在细节、表面现象，深入其肌理来观照日本的人生观。
我们不妨将此看作欣赏日本文化图景的全新方式——不是把文化中菊和刀对立分开，区别对待，而是要站在远处，将二者结合起来，从整体上看，互补地来看，那才是真正的日本文化，并且显得那么自然而情有可原。 一 应该说，日本文化之所以然，都可以在其岛国地理环境的框架内得到隐约或间接的暗示。
这不是百分之百的科学论断，却为我们提供一丝理解其文化渊源的线索。 日本是个单一民族、单一文化的岛国，土地的有限、物资的贫乏，使那里的生活条件并不宽裕，为了生存，就要奋斗。
在这样的环境下，任何人都无法孑然一身，独立于群体而生存，合作分工比矛盾冲突更有可能生存下去。 是故，日本民族的集体凝聚力由此产生。
这似乎是一个人口与地理位置均不占优的民族所能摆出的一种反抗与自持的姿态，其背后或许隐藏着整个民族的生存忧患意识。于是，一种普遍的信仰也就建构起来了——对等级制度的信仰，即对于控制、命令与服从的信仰。
在恶劣的外界环境中，这种等级制带来一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带来秩序与安全：“日本人将这个严密等级体系视作安全和稳定。只要人们位于已知的界限范围内，只要日本人履行已知的义务，那么他们还是可以信赖这个世界。”
（鲁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8年 p.111 下同）这个民族就仿佛努力试图抓住手中的流沙般不确定的命数，将其固定、沉淀下来，让不可捉摸的世界（尤其是充满不可捉摸的灾难的世界）变得尽在掌控之中。这是日本民族的意志与强力。
于是，日本式“各安其位”的社会等级观念，便是我眼中日本文化的“内核”。 应该说，等级观念本身即是日本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在日本，等级制度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对客观外部环境适应的结果。
所以，等级制的存在便有了合理性，甚至在日本人的伦理观中，等级即代表伦理，等级等价于正义。等级制不再仅仅是统治阶层的专制工具，它还许诺了秩序与安全，带来一套“正义”逻辑，并获得了合法性说明。
而日本文化的其他枝节就催生依附于这种“各安其位”的理念，并渗透于日常礼节、辈分、年龄、性别等具体生活层面。 故在日本人的价值观中，社会高于自我。
“集体力量是强大的”犹如一个信念，在集体社会的万丈光芒下，自我被照射得渺小、苍白而微不足道，自我精神空间亦被压缩。在这样一个分工明确的集体中，每个人都是社会大机器上的小部件，做着分内的工作，各安其位，各司其职，“集体意识”、“服从意识”从小就被灌输。
只有被社会所接纳，才会被自己的所属群体所认同，也就是说，日本人的自我价值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外界认可来实现的，他们借社会这面“镜子”看见自己。正因如此，日本人操持着过于严苛的自我监督，且尤其重视别人（尤其是强者、上级）对自己的评价。
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日本“耻文化”的思路了。“耻文化”有一个前提，即对社会的广泛认同甚至被其同化，而羞耻感就产生于对社会体制“越轨”的那个瞬间。
如果所做之事不合规矩，就会被视为是“丢面子”。可见，它亦打着社会等级制的底色，“一个人培养自重是因为有社会的存在”（p.349），这种外部约束具有权威性、绝对性。
此外，日本人对集体如此看重，以至于他们似乎生来就是为了履行社会义务而存在的。而对于“情义”的看重，是日本人精神上的一条锁链——他们自小便这条锁链套住，它划定了“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界限，并在意识萌动之初便加以灌输。
就像“裹小脚”一般，长大后即使放了脚也无法复原成天然的大脚；日本人默认了这层枷锁的合理性，认为生来就应戴着这副镣铐，心安理得地被约束、被牵制。这是社会对个体的规训，日本人的集体价值观，犹如在新生儿的身上打下烙印，伴随着他的下半生而不曾消褪。
“情义”便是等级制所滋润的伦理观，它弥散在日本民族沉重的人际关系中，如他们所呼吸的空气一样理所应当。而“情义”在潜移默化、不易察觉的细节中，为日本人的人生观罩上了限制性的藩篱，在一些“情义”与“正义”的冲突较量中（如在战争中，屠杀行径被认为是对天皇的效忠），使置身其中的人们在“道德困境”里作着困兽之斗。
我们甚至可以透过等级制度这面棱镜，来分析日本看似“精神分裂”的民族性格。《菊与刀》中就有这样一段精彩而形象的描述—— “日本人既生性好斗而又和平礼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不驯而又彬彬有礼；既固执僵化而又审时度势；既顺从而又憎恨受人摆布；既忠心耿耿而又背信弃义；既无所畏惧而又胆小怕事；既保守而又善于接受新事物。
……”（p.5） 乍一看，日本人的性格确实自相矛盾，但不同的态度取决于不同的情境——而日本人所面对的是强者还是弱者，才是决定其态度的关键。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形，却在日本式等级观念的投射下，显得情有可原，有根有据，再正常不过了。
二 虽然日本人选择这种严密的等。
2.日本人的等级观念
由于日本人的等级观念根深蒂固，所以他们和中国人的思想反差巨大。
虽然日本有着浓厚的等级意识，可是并没有妨碍日本成为一个有效的民主国家，“惧上”、“欺下”虽然是日本人的特点，可是没有人和自己的集团作对，更没有人和自己的上级作对，但是他们却敢反驳政府，敢怒骂总理大臣。 日本人强烈的等级意识并不是只在上下级之间有所表现，在日本人的其他方面也同样能够发现。
对于资历欠缺的年轻人，日本人是很少会委以重任，因为他们不但质疑年轻人的经验和能力，同时还要顾及等级观念的存在。如果年轻人想要成为经理，就必须按照等级秩序一步一步的努力，在日本基本没有一步登天的美事。
日本的每一种职业都是按照年资定级定薪的，年资不同的人自然就会分成不同的等级，日本人的升职也是要排资论辈的，并不是全按照个人的能力。如果只对个别人例外提升，那么严谨的等级观念就会受到破坏。
日本人这种做法自然会导致很多人才被埋没，可是他们自己却认为，这样对日本的社会稳定十分有利。 由于等级观念的影响，日本人对出色的人才并不十分喜欢，他们希望等级内能够平等。
很多日本艺术家面对这样的情况苦不堪言，因为在日本不论一个人做出了多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也没有人崇拜他，只会认为这是破坏社会和平的行为。 等级秩序在日本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走路的时候，年长的人或是地位高的人一定是在前面，而落座的时候也是有等级排列的，职位高的、财产多的和年长的人，总是被安排在上席或是上座。
在和日本人交际的时候，如果不重视等级制度，那就会引起日本人的厌恶。 美国有一家公司，曾经派了一个由若干二三十岁的“神童”组成的代表团去日本公司谈生意，在这个代表团里还有一位女性成员。
代表团在日本却受到了冷遇，只好无功而返。 之后美国方面找到了日本学的专家咨询这次的失败原因，该专家告诉他们，一定要在代表团中安排一位有25年工作经验，职位至少要在副总经理级别的人才可以。
美国方面采纳了专家的意见，再次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前往日本，日本人见到代表团之后态度大变。日本人之所以不愿意和年轻人谈判无疑是其强烈的等级观念所致。
年长者在日本人心里代表的就是强者。在一定的程度上，年龄的长幼和地位的高低都是相互联系的。
日本十分尊老，所以父亲在家庭中拥有绝对的权威，而长子在其他兄弟之中也是最权威的，因为他是法定的继承人。虽然，现在日本的这种传统也出现了一些变化，但是其影响力还是不容忽视的。
在日本的等级观念中，也有性别之分。 战前的时候，日本的妇女必须走在丈夫的身后，表示她们的地位低丈夫一等。
也有些穿西服的女性会和丈夫并肩行走，或是在进出门的时候走在前面，但是换上了和服，就必须走在丈夫身后。日本女性在男人身后亦步亦趋的态度，说明了日本女性的地位十分低下。
当然，这样的情况在如今的社会中已经不存在了，女性也不在对丈夫唯命是从，而且还可以外出工作，现在很多行业和部门都有职业妇女的存在。不过，由于日本人思想中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日本的女性依然处于比男性低一级的地位。
因为性别的歧视，女性在公司的待遇和提升的机会也比男性少很多。很多日本人觉得，女性就是为男性服务的，女性的最大责任就是在家中相夫教子。
日本著名的演员山口百惠在结婚之后，宣布会结束其演义生涯，专心在家相夫教子，就是日本女性心态的典型代表。 日本人从小就开始培养等级意识，父母会教小孩子各种各样的礼仪，这些礼仪都是因人而异的，而礼仪就是等级制度的产物。
当小孩子学会了礼仪之后，自然也就会区分不同等级的人。日本人见面时喜欢互相鞠躬，鞠躬看似简单其实有很多讲究在其中。
根据对象的不同，鞠躬的深度、时间长短也有不同。如果日本人在幼时不能学会这些礼仪，就无法和其他人正常交往。
在日本的学校中，学生之间也有等级之分，高年级的同学欺负低年级的学生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低年级的同学受到欺负只能默默忍受，下次见到高年级学生的时候，还要尊称对方为前辈。
不只在学生之间如此，就连老师之间也有等级分别。 现在的人都追求自由、平等，过去的等级制度早已经不再有人重视，而且还被认为是影响社会进步的制度，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社会是不可能摆脱自古以来的传统的，就像一个人不能轻易忘记自己的信仰。日本人的等级意识历史悠久，如果有一天忽然消失了反而让人无法适应。
如今日本人的等级意识和古代有所不同，人们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早就没有了等级分别，古时那种严谨的等级制度也已经不存在了。如今日本人的等级只是形式上的，天皇就是最好的例子，宪法规定了天皇是国家的象征，天皇的权力就都是象征性的。
不过，也有真实存在的，例如上级和下级的关系，不过虽然他们之间存在着界限，可是他们的关系却十分融洽。上级不仅象征着巨大的权威，同时还代表着巨大的责任。
如果他的公司出现了严重的事故，上级就要引咎辞职。而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也可以说是对上级的一种关怀以及报答上级给予下级保护的一种行为。
一些表面上欺负下级的上级，。
3.求一篇关于 日本 的论文
幸与不幸———日本文化之我见贵州大学蔡雯静将近九十年前，匈牙利作家梅尔彻·伦吉尔（Melchior Lengyel）写过一个剧本，名为《台风》。
在这个剧本中出现了一批在巴黎学习的日本留学生，他们在剧中有如下的对白“：西方数千年来发展起来的古老文化，我们日本人只要十五年就把它变成囊中之物了。西方学者花费三十年取得的研究成果，我们只要读五天书就握于掌中了。”
“让欧洲人去费脑子好了！让欧洲人去干好了！等他们创造出什么好东西，我们再学过来那该多好！“”为了达到今天的水平，欧洲人已牺牲了多少代人，有多少人成为殉道者而倒下。但我们只用十五年就把西欧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了。”
这些话是作为讽刺日本人在文化方面吃现成饭的事实而设计的。该剧写于1909年，去日俄战争不远。
正当日本人在十年的时间里相继打败了中国与俄国两个庞然大物后，用这样的话来描绘他们当时的洋洋自得的粗俗嘴脸是并不过分的。日本留学生是不是说过上面那些话不必当真，但这些话却是道出了日本文化幸运的一面。
所谓幸运就是指他们在历史上有几次直接输入了比自身文化先进数百上千年甚至数千年的外来文化，从而使自身文化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大跃进，跨越了其他民族必须循序渐进耗时费事而无法省略的社会发展阶段。但是日本文化也有不幸的一面。
日本文化的不幸就是在自己的文化尚未成熟时，已然遇上外来的发达的大文化，这个大文化压制未成熟的日本文化的自然发育，使之在精神方面始终处于侏儒状态。前述的文化方面的大跃进其实主要只是在物质方面与部分的制度方面。
无论中国，无论欧洲，其精神文化都是在物质文化的发展上同步发展起来的，自身精神文化的建立绝对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观念的东西很难超越。对任何一个民族而言，不与其他民族发生文化交流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当这一交流发生时，往往使自己的文化产生新的活力，不但在物质文化方面增添新的内容，使之更显丰富，而且也在精神文化方面有所更新而发出异彩。
但不管如何变化，对于循序渐进的民族而言，其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都是齐头并进的，不会发生上下不整合的现象。无论是卡尔·马克思所认为的：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不过是作为基础的物质条件（特别是经济条件）的反映；或者是马克斯·韦伯所主张的：一个社会的伦理道德是既定的，任何一种类型的经济如果与这种伦理道德相一致，就必然要兴盛起来；上两理论说的都是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相一致的问题，尽管两人的观点完全相反。
但是当一个弱势文化受到强势文化的影响而发生文化上的大跳跃时，情形就有些两样。在这种情况下，弱势文化常常发生物质文化方面的跳越发展阶段的变化。
但是跳越物质文化发展阶段的民族，也必须跳越精神文化的发展阶段，否则必然要发生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意识形态方面与伦理道德方面出现痛苦的分裂现象。日本人的不幸即在于他们的物质文化已经发生大跃进，他们的精神文化却产生分裂，一部分随着物质文化一起跃进，几乎是全盘接受外来的意识形态与伦理道德；另一部分却依然停留在跃进前的水平之上，仍然以自己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行为方式来应付外部世界。
这就使得日本人成为世界上最为奇特的民族：他们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彬彬有礼又妄自尊大，既温文尔雅又蛮不讲理，即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贞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既在乎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又常常一意孤行。而且更要的是，这一切相反的行为方式又都是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使人很难对日本民族的性格下一个准确的断语。纵观日本文化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日本的精神文化始终处于弱势的地位。
全盘接受外来的精神文化吧，又与本身原有的精神文化不能合拍，于是常常要发生回归日本文化的运动；全盘拒绝外来精神文化吧，自己原有的精神文化又要与已跃进了的物质文化发生裂痕，又不能不接受外来的精神文化以弥补这个裂痕。的确是处于两难的境地。
这种尴尬局面的产生只能解释为日本文化不具备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或者说来不及消化与自己差距过大的外来文化，因此便只好简单地包容它，或者如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所比喻的，只是将外来文化当衣服穿，而衣服是不能与躯体合二为一的，所以外来文化的成份在日本文化中始终清晰可辨，不会与日本文化相混淆。对于这一点，苏联作家爱伦堡的观察最说明问题。
二战后，爱伦堡到日本访问时，就很惊异于任何一个日本人竟然每天要过几小时欧美式的生活，也要过几小时传统的日本式的生活这种奇怪的现象。因此他说：“在日本人中，不同的世界同时并存。”
这不同的世界其实就是指不同的文化。要摆脱孤立，只有从文化建设入手，提高全民族的精神素质。
热衷于接受现成东西的人没有创造性的思维，只会模仿改进的民族难以养成发明的机制，在上层建筑方面尤其是这样。日本民族有足够的聪明才智，相信他们能在文化方面达到和魂和才的新阶段，脱离过去那种在自卑与妄自尊大之间来回援摆的现象，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大国。
4.关于日本文化的论文字数800
希望能够帮助你，望采纳！！！ 关于日本文化的论文 从中日简体字的字形差异看日本文化 【内容提要】 汉字从传入日本到现在，受到日本语言、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融会为日本文化的重要部分。
文章通过对中日简体字的字形比较，揭示了日本为了使汉字能够很好地表现日本文化，在汉字字形整理中不仅兼顾“初形本义”，即所谓“传统字理”，而且更是以民族文化为本位的思想意识，反映了既吸收和借用了中国的汉字文化，又脱离中国文化束缚的、与中国汉字文化相呼应的日本汉字文化的特点和民族心理。 中日简体字的字形差异及其原因 根据日本内阁1981年颁布的《常用汉字表》（1945个）和我国通用汉字表中的一级、二级常用汉字（3500个），可以发现大约有600多个汉字存在着字形上的差异，其中属于结构字形上差异的大约有588个，如：県（县）、伞（伞）、（亲见）（亲）、気（气）、机（几）、里（里）、默（默）等；属于外貌字形上差异的大约46个，如：亚（亚）、渴（渴）、穂（穗）、鸟（鸟）等。
（括号外的汉字为日本简体字，括号内为我国的简体字）。 中日汉字在字形结构上出现差异，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双方在汉字字形整理中遵循的取字或用字原则有别。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1.日本《常用汉字表》取字比较注重“初形本义”.即所谓“传统字理”。如果从大处着眼，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字形与字义两者完全契合的。
如：“为、昙、碁、车、马、风、竜、贝”等字；另外一类是取字或者用字意图与本义并不完全契合，而只具有某种曲折的间接联系的。与前一类相比，后一类的情况在数量上占了绝对的优势。
另外，如果数体都符合“初形本义”，即所谓“传统字理”，那么则选择以笔画少的为正体。如：“竜”与“龙”本是一对异体字，都能体现字的“初形本义”，但是由于前者笔画少，所以取其为正字。
我国在整理字形时，本着从简，便于应用的原则。“整理字形的标准是：同一个宋体字有不同笔画或不同结构的，选择一个便于辨认、便于书写的形体；同一个字宋体和手写楷书笔画结构不同的，宋体尽可能接近手写楷体，不完全根据文字学的传统。”
2.从深层次上讲，日本取字、用字的原则还与其文化息息相关。字形是文字内容的形式承载，是文字能够成其为文字的物质依托。
对于文字实现其消除有声语言传递的时间障碍来说，字形固然是必要条件，而文字的文化功能，特别是其文化蕴涵功能又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字形来实现的。字形是汉字文化蕴涵的镜像。
同一个字如果存在不止一个字形，也就是所谓异体字，其形义之间便有了多维的联系，而这种具有多维的形义联系的字形又有更多的机会蕴涵某种文化信息。同字异形不光有历时更替的，而且也有同时共存的。
汉字从传入日本到现在，受到日本语言、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融会为日本文化的重要部分，而日本为了使汉字能够很好地表现日本文化，在汉字字形整理中不仅兼顾“初形本义”，即所谓“传统字理”，而且更是以民族文化为本位。 日本的汉字文化蕴涵 1.单字文化蕴含考 “灾”和“灾”，均属会意字。
《说文，川部》： 之灾。日本列岛濒临太平洋，属于著名的地壳变动地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地震、火山、海啸、台风和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岛国，日本选用“灾”字的意图不仅是因为该字形描绘的是字义所指现象发生的原因——水、火，更符合“初形本义”，而且也符合日本的自然环境。
而我国简化了的“灾”的字形只是勾勒字义所指现象的典型表现——房屋遭火焚。 “羲”和“义”，“羲”为会意字，甲骨文从羊，从我（刀锯），表示用刀锯屠宰牛羊以祭祀。
金文大同，篆文整齐化，隶变后楷书写作羲。而“我”是象形字，本义当为锯类工具，后假借为第一人称代词，《说文，我部》：“羲，己之威仪也”，日本依旧以“羲”为字形，未作简化，取字意图首先是为了确保该义所指概念密切联系的现象（我国则将其符号化，简化成了“义”，已无法看出字源）。
另外，日本的“羲”，既不来自中国的儒学，也不来自东方佛教，是一个日本的范畴。包括良心、名誉、情面、义气等，实际上含有不让自己的名字和声誉被任何诋毁所玷污的责任。
这种“羲”的责任在大量传统文学中得到赞颂，并被同武士的德等量齐观。其中最流行的就是堪称日本民族叙事诗的《忠臣藏》（又名《四十七浪人的故事》），讲的就是47位忠义浪人抛弃自己的一切，为主君挽回面子而复仇、然后集体剖腹的故事，起因就是一位地方大名自尊心受辱，觉得有损威严而已。
虽然在世界文学史上并无多大的价值，但是却被选人本国的教科书，在剧院里演出，拍摄成现代电影，印成通俗出版物，成为今天妇孺皆知、日本生气勃勃的文化的一部分。 “耻”和“耻”本是一对异体字，我国以“耻”为正体选用字，日本《常用汉字表》以“耻”为正体选用字，中日正好相反。
《说文》：“耻，辱也。”小篆字形作“耻”，从耳从心，会意，给人以“听到批评时，心里羞愧”这样的联想。
这是“耻”之“初。
5.关于日语专业毕业论文"日本人的恩意识",懂的人进
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民间故事叫“仙鹤报恩”，讲一对贫穷的老夫妇救了一只受伤的仙鹤，仙鹤不忘搭救之恩，化为一个美丽的姑娘侍奉救命恩人，每天夜里，仙鹤拔下自己身上的羽毛织出美丽的布。老夫妇因出售这布匹而富裕起来，一天夜里，老头子窥看了织布的情景，使仙鹤无法再变为人身。仙鹤说道，“我就是那只被你们搭救的仙鹤，化为人身来报答你们的恩情，现在恩已报完，我要飞走了”。
这类故事中国也有，只是版本不同，细节不同，但中心思想差不多，都是教导人们要“知恩报恩”。这实际上反映了中日两个社会中这样一个共同的事实：接受别人的好处都是一种“债”，一定要还报。“知恩报恩”是一种美德，“忘恩负义”要受人谴责，所以日本人身上有沉重的恩义负担，日本人的“忠”、“孝”观念就是在这种基础上产生的：还报父母的养育之恩谓之“孝”，还报国家君主之恩谓之“忠”。以此为中心，日本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道德伦理体系：欠负-报恩的伦理体系，这一体系对日本人的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至今仍难以消除。
日本人的“恩义”包括两个方面。—个是“恩”的方面，即上级、地位高的人给下级、地位低的人的各种恩惠（物品、庇护、关心等）。另一个是“义务”方面，下属、地位低的人对自己接受的各种好处都有还报的义务。中国人也需要记住别人对自己的好处，并在适当的场合以大体相等的东西还报。“恩”不是没有，但限于特定的领域。所以，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一个人若不懂“人情世故”是要受谴责的。但在日本式的集团内，“恩”有普遍化的倾向，日本人的恩义意识是同等级意识联系在—起的。在等级体制下，授受关系趋向于只有两种形式：或者施恩或者受恩。受恩是一种债务，必须偿还。所以，在日本，只要有交往不深的人送礼物，接受者一般要马上算出礼物的价值，尽快根据送礼人和收礼人的身份，决定是否回送一份比例相当的礼物，以免背上恩情债。
在所有的恩情中，对天皇的欠负是最大的，“自己有幸生在这个国家，安居乐业，万事称心，就不能不想天皇所赐的恩典”，所以每个日本人都要时刻准备听从天皇的召唤，为其奉献自己的一切，对天皇恩情的偿付是强制性的和绝对的。除此之外，日本人的欠负对象还有父母、老师、主人以及任何对他授以恩情的人，这些恩情都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必须偿还，否则他就是一个不义之人，将受到社会的谴责和惩罚。整个日本就是一个恩情的世界，子女与父母、下级与上级、学生与老师以及所有人与天皇形成了一个牢固的恩情结构。所以在日本，“所谓‘义’就是确认自己在各人相互有恩的巨大网络中所处的地位，既包括对祖先，也包括对同时代的人”，因此日本人的道德就是忠诚与报恩。日本真正的民族叙事诗《四十七士物语》赞颂的就是属下对主君的忠义。为了替主君报仇，报答主君的恩情，他们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包括父亲、妻子、妹妹的生命。当他们为主君报仇后，又在其坟前集体自杀，因为他们的报仇行为虽成全了他们对主君的义，却导致了他们对幕府的不义，他们只有以自杀来偿还，这种抛弃爱情、亲情的忠义故事深得日本人的青睐。这种欠负—报恩的伦理体系造就了日本人性格中的一极：极端自我牺牲的精神。
这里所谓的“恩惠”包括有形和无形两种。前者如财物，后者如庇护、救助以及精神上支持等。有形恩惠可以用有形的形式还报，即“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亦可用无形的形式还报，“富者报人以财，贫者报之以义”即是其例。日本人对于接受的有形和无形恩惠都必须认真考虑还报的问题，因此他们身上都负着“人情”和“恩义”的负担。但在等级制度发达的社会里，报恩观念得到强化，因为，地位高者施恩于地位低者，通常要求后者还报以更大的服从、尊敬和献身，因此日本人在接受别人的恩惠时表现得比中国人更敏感。
“欠恩不是美德，报恩则是懿行”、“难以报恩于万一”、“为报恩献身之时就是行有美德之始”。这些成为日本人“恩义意识”的核心思想。
6.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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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
〈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
a.提出-论点；
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
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
d.结论。
6、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
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
(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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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日本人在十年的时间里相继打败了中国与俄国两个庞然大物后，用这样的话来描绘他们当时的洋洋自得的粗俗嘴脸是并不过分的。日本留学生是不是说过上面那些话不必当真，但这些话却是道出了日本文化幸运的一面。
所谓幸运就是指他们在历史上有几次直接输入了比自身文化先进数百上千年甚至数千年的外来文化，从而使自身文化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大跃进，跨越了其他民族必须循序渐进耗时费事而无法省略的社会发展阶段。但是日本文化也有不幸的一面。
日本文化的不幸就是在自己的文化尚未成熟时，已然遇上外来的发达的大文化，这个大文化压制未成熟的日本文化的自然发育，使之在精神方面始终处于侏儒状态。前述的文化方面的大跃进其实主要只是在物质方面与部分的制度方面。
无论中国，无论欧洲，其精神文化都是在物质文化的发展上同步发展起来的，自身精神文化的建立绝对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观念的东西很难超越。对任何一个民族而言，不与其他民族发生文化交流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当这一交流发生时，往往使自己的文化产生新的活力，不但在物质文化方面增添新的内容，使之更显丰富，而且也在精神文化方面有所更新而发出异彩。
但不管如何变化，对于循序渐进的民族而言，其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都是齐头并进的，不会发生上下不整合的现象。无论是卡尔·马克思所认为的：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不过是作为基础的物质条件（特别是经济条件）的反映；或者是马克斯·韦伯所主张的：一个社会的伦理道德是既定的，任何一种类型的经济如果与这种伦理道德相一致，就必然要兴盛起来；上两理论说的都是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相一致的问题，尽管两人的观点完全相反。
但是当一个弱势文化受到强势文化的影响而发生文化上的大跳跃时，情形就有些两样。在这种情况下，弱势文化常常发生物质文化方面的跳越发展阶段的变化。
但是跳越物质文化发展阶段的民族，也必须跳越精神文化的发展阶段，否则必然要发生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意识形态方面与伦理道德方面出现痛苦的分裂现象。日本人的不幸即在于他们的物质文化已经发生大跃进，他们的精神文化却产生分裂，一部分随着物质文化一起跃进，几乎是全盘接受外来的意识形态与伦理道德；另一部分却依然停留在跃进前的水平之上，仍然以自己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行为方式来应付外部世界。
这就使得日本人成为世界上最为奇特的民族：他们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彬彬有礼又妄自尊大，既温文尔雅又蛮不讲理，即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贞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既在乎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又常常一意孤行。而且更要的是，这一切相反的行为方式又都是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使人很难对日本民族的性格下一个准确的断语。纵观日本文化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日本的精神文化始终处于弱势的地位。
全盘接受外来的精神文化吧，又与本身原有的精神文化不能合拍，于是常常要发生回归日本文化的运动；全盘拒绝外来精神文化吧，自己原有的精神文化又要与已跃进了的物质文化发生裂痕，又不能不接受外来的精神文化以弥补这个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4 20:11 裂痕。的确是处于两难的境地。
这种尴尬局面的产生只能解释为日本文化不具备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或者说来不及消化与自己差距过大的外来文化，因此便只好简单地包容它，或者如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所比喻的，只是将外来文化当衣服穿，而衣服是不能与躯体合二为一的，所以外来文化的成份在日本文化中始终清晰可辨，不会与日本文化相混淆。对于这一点，苏联作家爱伦堡的观察最说明问题。
二战后，爱伦堡到日本访问时，就很惊异于任何一个日本人竟然每天要过几小时欧美式的生活，也要过几小时传统的日本式的生活这种奇怪的现象。因此他说：“在日本人中，不同的世界同时并存。”
这不同的世界其实就是指不同的文化。要摆脱孤立，只有从文化建设入手，提高全民族的精神素质。
热衷于接受现成东西的人没有创造性的思维，只会模仿改进的民族难以养成发明的机制，在上层建筑方面尤其是这样。日本民族有足够的聪明才智，相信他们能在文化方面达到和魂和才的新阶段，脱离过去那种在自卑与妄自尊大之间来回援摆的现象，成为一个。
8.【毕业论文】"浅谈从日本岛国心理来认识日本民族"（收集有关材料
日本外交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追随强者”，或称“与强者为伍”。
早在中国盛唐时期，日本就曾经学习中国。近代以后，西欧走在了人类文明的前列，日本转而追随西方，“脱亚入欧”。
上世纪以来，日本更为明确地推行“与强者结盟”的外交战略。正如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和亚洲研究教授肯尼斯·派尔所言，“国际舞台上谁独占鳌头，日本就会出于自我利益跟谁结盟：1902年到1922年追随英国，1936年到1945年追随德国，1952年起则紧跟美国。”
实际上，日本奉行“追随强者”的外交战略有其自身独特的民族文化基因。 岛国根性 日本是一个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等大小4000个岛屿组成的弧形岛国。
由于这些岛屿大多地处环太平洋造山地带，地震频繁（日本年平均有感地震1000余次）、火山众多（日本境内有火山160多座，其中活火山就有数十座），日本素有“地震之国”、“火山之国”的别称。日本的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4/5，相对国土面积来说，日本人口众多，与大陆国家以农业为主不同，日本很大一部分生活资料必须从海洋获得。
另外，日本还是一个经常受台风和海啸影响的国家。这种相对说来多灾多难的自然环境使日本民族形成了一种危机意识，而这种危机意识又由于大陆国家的“威胁”而逐渐得以强化，特别是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更使这种意识得到畸形发展，从而造成了日本人对危机的过分敏感。
日本人常常“疑神疑鬼”、“草木皆兵”，甚至把一些国家的正常举动也视作对自己安全的蓄意威胁。为了应付这种根本不存在的安全威胁，他们常常做出一些过分的“准备”：一方面是努力使自身变强，成为强者，为此甚至不惜采取扩张主义政策侵略周边国家；另一方面则是追随强者，实用主义地寻求强者的保护。
这种源于自然环境的“岛国根性”，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危机意识”和“侵略意识”。危机意识催发了侵略意识，侵略失败又加剧了国家危机。
可以说，时刻萦绕在日本人心头的危机意识，已经成为这个岛国国民的潜意识。
9.求一篇关于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论文纲目 包括论文纲目 基本论点 主要论
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论文纲目 基本论点介绍你参考一下 新渡氏的《武士道》称不上是一本学术著作，但作为了解日本武士道精神的目的而言，则是不错的选择。
与成书于明治时期的新渡氏的著作不同，《菊与刀》出自西方的人类学家之手，成于二站后期，是地地道道的科研成果。 应该说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组合。
新渡氏游访欧美，在日本日益受到世界注目和尊重时，于病榻之上完成；而本尼迪克特的书作于日本战败，同盟国为如何处置日本而着恼的没落时刻；新渡氏是人文学者，向世界介绍日本精神，热情洋溢；本尼迪克特是社会科学家，为雇主描述日本社会现实，冷静直白：正好一盛一衰，一内一外，一柔一刚。 挑剔的怀疑主义者会不断地提醒我们，要对那种将书中所述的图景等同于日本的倾向保持警惕，但我相信两位作者都是真诚的叙述家，因此只要对他们各自的姿态和立场稍加注意，就不会妨碍我们作出努力，并且避免在通过他们理解日本的相关主题时，犯下令人难以接受的错误或偏差。
因此，我将首先分别评论他们在书中未必自觉到的偏见，近而表达我所获得的有关日本武士道精神之结构与表现的认识。 两位作者刚好处在同一股思潮的两端，这股被质疑为只属于西方的理性主义思潮事实上长期支配着整个世界。
新渡氏在美国的病榻之上为他的妻子就日本“何以如此”这一主题娓娓道来，后来他发现这些内容对于那些外国朋友可能有意义。当西方话语支配世界时，善于学习的日本人迫切地渴望在西方主导的世界里获得“名誉”。
明治改革使日本从作为他者的东方世界里脱颖而出，这一事实本身使本来就具有东方气质的日本显得更加神秘。在这个时候，由“作为被告的辩护者”的新渡氏来介绍日本，正是正中下怀。
使这本书成为世界名著的，除了新渡氏对日本精神的深刻理解，他采取的表述方式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新渡氏事实上有意地将日本的武士道价值比附于西方文化中的相似形象，以帮助西方人从西方的角度来理解日本精神。
或许最鲜明的例子就是与“骑士道”相对应的“武士道”这个词的创生。因为在西方的文化中找不到与“孝”这一个德目相与比较的东西，他甚至放弃了对这一个“日本道德之本”的轮子进行说明。
或许这正是新渡氏的杰出之处，但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我们却不得不认识到我们正因此不仅仅要警惕其中的日本偏见，还要小心西方化的扭曲。它们都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转化为读者的信念。
如果说《武士道》具有日本人在理性光辉下主动西方化的属性，《菊与刀》则难免使人无法放弃对其中可能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潜意识的怀疑。虽然从人的局限出发，两位作者都是无可指责的，但我的批评也仅仅立足于对客观真相的奢望之上。
《菊与刀》的原材料主要地来自于相关的文献和对日本战俘的调查，虽然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这正是最大的缺憾，然而在当时的强约束条件下，这又恰恰让我们由衷地佩服本尼迪克特的洞察力。无论如何，尽管在十九世纪的《武士道》中，新渡氏多次提到中国的孔孟之学和阳明心学对日本的影响，我们在《菊与刀》中却很少发现对日本社会中的中国元素的注意，我们甚至难以看到有关中国战场上的信息。
这一方面可能由研究者所用的材料所限，也可能与作者的写作意图有关；另一方面，整个世界话语对东方世界的有意和无意的忽略却是现在不应该被我们所忽略的。 我不是一个激进的文化主义者或本土主义者，虽然我必须承认后现代话语给我造成的深刻影响，但那并不意味着这就是我的立场。
我一方面相信话语结构中隐藏着权力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却又怀疑那种将表达当成事实的倾向。尽管如此，当面对文本时，文本分析和话语分析仍然是主要的进路，只是我将始终承认它与真相之间的无法消除的距离，并以这一多少带着悲怆意味的想象作为学者的共同命运。
正如前文所述及的那样，鉴于两本著作之间的互补性，它们共同构成了我理解日本精神的起点。我将联系后者对日本社会的描述来进行说明并将它作为其表现。
是这样一种假设使我免于那种以为自己在作循环证明的恐慌，即两位作者正确地（即使不是全面地）理解并反映了日本现实。 在中国的一般经验中，“武士道”是日本精神的象征甚至别称，武士道就是日本精神，日本精神就是武士道。
尽管在中国有一种将“儒”学提到一个类似的地位的一贯倾向，但事实上，儒学只能算是中国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支。除了诸子三教之学外，最晚在易经中得到表达的一种世界观和另一种由五行说构建的宇宙规则不但在中医学理论中自成系统，也与诸子三教之学胶融在一起，并成为诸学的逻辑起点而且深刻地改变了域外传入的佛学。
它们共同构成了现在被笼统地称为“中国文化”的那个观念系统。之所以要在讨论日本精神的时候对中国的情况作出说明，是因为至少就日本称为“武士道”的那个观念系统而言，深刻地打着中华文明的印迹。
有研究者认为，在日本（以及韩国等东亚国家）存在一种认为他们接续了自宋明以来的正统汉学传统的观念，并且认为大陆本土的汉学已经被“蛮夷化”。这种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东亚关系和日本与世界的关系。
然。
10.千字以上论文：关于日本文化
原发布者：异乡的阳光
日本文化论文日本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悠久的历史，孕育别具一格的日本文化。茶道、动漫、饮食，等等其他的一些具有日本特色的文化现象。摘要：茶道自古以来就作为一种美感仪式受到上流阶层的无比喜爱。现在为一般民众所广泛地接受。不少宾馆也设有茶室，可以轻松地欣赏到茶道的表演。而动漫则迎合了社会各个阶层不同年龄段观众的欣赏水平和领悟力且越来越注重精神层面，从不同的角度反映着整个日本社会面貌和精神状态的方方面面。关键词：茶文化茶道动漫人文精神茶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其中亦包罗万象。与艺术、宗教、风俗等社会现象息息相关，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影响，并与之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物质的茶亦得以提炼成精神的象征，茶事活动亦上升到精神活动，最终孕育成茶文化的源泉。日本茶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茶道。茶道，顾名思义，即品茶之道。就是在茶艺操作过程中所追求和体现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风尚。它经常和人生处世哲学结合起来，成为“茶人”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要求。首先，将饮茶方式引入日本的是一批来中国留学的日本僧人（遣唐僧），他们是在中国的佛教寺庙中将佛门茶事学回去的，并且将它们作为佛门清规的组成部分一直在佛门严格的传承下来。日本历史上的茶道大师都是声名卓著的大德高僧，不但赋于日本茶道以浓郁的佛教色彩，也增强了日本茶道的权威性。其次，日僧来中国留学之时，中国的饮茶方式已经相当成熟，引入日本之后是作为一种高级文化形态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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