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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诗宗”曹植——论曹植对中国诗史的独特贡献 论文关键词：曹植 中国诗史 “骨气奇高” “辞采华茂” 论文摘要：中国诗史“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文质彬彬、情文并茂，追求“壮美”的美学定位，以抒情为本的文化品格，以五言诗为主的诗体形式，皆由曹植垂范并师法千秋。
曹植“一代诗宗”的诗史地位，是由曹植的四大贡献奠定的。 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
这座里程碑，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然“邺中诸子，陈王最高”（皎然《诗式》），后世言建安诗，也莫不首标曹植。然曹植诗歌的里程碑意义何在？他究竟对中国诗歌有何独特贡献？本文拟从四个方面略抒己见。
曹植诗隐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 中国诗歌发展，明显地呈现出“二源合一流”的大势走向。
“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以《楚辞》、《庄子》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建安诗歌一代繁盛，正是“得《风》、《雅》、《骚》人之气骨”，二源交汇，南北合流，儒道合一的产物。
唐代诗歌革新运动，标榜“汉魏风骨”，正是要恢复或再次确认这个大势走向。然建安诗人真正融二源于一流，远继《风》、《雅》、《庄》、《骚》，近承《汉乐府》与《十九首》，下开盛唐李白、杜甫诸人，得首推曹植。
曹操诗21首，全为乐府诗，内容上槁目时艰，肠断民瘼，艺术上古直悲凉，通脱自然，显然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和刚健质朴的风格。曹操长于四言诗，似有《诗经》遗风，然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谓其“正是乐府之体，不当于《风》、《雅》求之。”
吴乔的《围炉诗话》卷二也谓曹操四言诗“不受束於《三百篇》句法”。曹操的杂言诗，包括一些游仙诗，也似有《庄》、《骚》韵味，但主要还是源于汉乐府的杂言体和游仙诗。
所以沈德潜《古诗源》卷五称“孟德诗犹是汉音”。曹丕诗一半以上为乐府，并且“乐府酷是本色”（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曹丕工于言情，大量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这也显然“源出于《十九首》”（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王粲为“七子之冠冕”，相比之下，他受汉乐府和《十九首》的影响较小一些，王粲存诗20首，乐府诗仅有5首，其诗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皆与《十九首》相差较远；王粲诗更多地受到诗、骚的影响，这正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所说，王粲诗乃“小雅、变风之余”，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王仲宣诗出于骚”，其余“六子”存诗太少，不足论。
而曹植乃“风、雅之苗裔”（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曹植自己也以“有应风雅”相标榜（《与杨德祖书》），读曹植《送应氏》、《泰山梁甫行》、《情诗》、《门有万里客行》等，这一点，不言而自明；同时，曹植《飞龙篇》、《远游篇》等游仙诗，“与《楚辞》同意”（郭茂倩《乐府诗集》卷64），《杂诗》六首，“原本于《离骚》”（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所以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曹子建诗出于骚”；并且，曹植诗也多乐府，“参其乐府，皆汉氏之韵”（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南国有佳人》等游子思妇诗，“全法《十九首》意象”（同上）。因此，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谓“子建之诗，隐括《风》、（傩》，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
……然不能不推子建为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也。”将曹植作为《风》、《雅》、《楚辞》的正宗传人来推崇。
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也谓“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也将曹植作为诗家“正轨颛门”，作为上承《诗经》，下开陶潜、李白、杜甫的“诗家正宗”来标榜。
建安诗歌，正处于承上启下，“二源合一流”的历史交汇处，“三曹七子”皆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真正以诗歌实绩确立这个嬗变大势者，当首推曹植。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得好：曹植诗，“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惨远的情调。
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制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卷上），初步确立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定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
所谓“骨气奇高”，是说曹植诗不仅有血有肉，而且有骨有气，充满气势和骨力，充满追求和抗争，显得慷慨刚健，悲愤沉郁，以气取胜，以骨取胜；所谓“词采华茂”，是说曹植诗风流倜傥，文采斐然，工于起调，善为警句，锻字炼句，声色和美。相比之下，曹操诗骨气高，然词采质朴；曹丕诗词采美，然“婉娈细秀”（钟惺《古诗归》卷七）；王粲诗“文若春华”（曹植《王仲宣诔》），然“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卷二），“文秀而质赢”（钟嵘《诗品》卷上）。
建安诗人唯曹植华丽其容，风骨其实，“词采。
2.结合作品谈谈曹植对五言诗的贡献
陈思情采源于骚 ——论曹植在实现汉乐府向文人抒情五言诗转化过程中对屈赋的继承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曹植和鲍照、庾信、杜甫一样，是一个继往开来的诗人。
如李重华《贞一斋诗话》云：“五言自汉迄魏，得思王始称大成。”葛晓音先生说：“（曹植）在中国古典诗歌从朴实无华的民歌转向体被文质的文人诗这一发展阶段中，作出了巨大贡献。”
（注：葛晓音：《八代诗史》，6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根据传统学的理论，人的任何创造都离不开对以往传统的继承，创造性地吸收前代创作成果，是曹植开创诗歌新局面的一个重要环节。
然而人们对曹植诗歌创作源头似乎早就有一个比较确定的说法，即钟嵘在《诗品》中所说的：“其源出于国风。”这种说法影响深远。
如明代朱弁《风月堂诗话》就说：“魏曹植诗出于《国风》，晋阮籍诗出于《小雅》，其余遂相祖袭，虽各有师承，而去《风》、《雅》犹未远也。”（注：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二。）
然而仔细阅读曹植的诗，觉得他的诗源于《骚》处正是不少。诗中虽兼采《国风》，但真正促使他的诗由汉乐府向文人抒情诗转化的是《骚》而不是《风》。
可是对于曹植诗受到《骚》的影响，除了清代刘熙载（注：刘熙载：《艺概·诗概》。）以外，历代诗论家很少有人提及。
本文拟对此做详细的分析。 从汉乐府向文人抒情五言诗转变的具体内含是“一方面是乐府诗由叙事转向抒情，另一方面是指从朴质转向华茂”（注：葛晓音：《八代诗史》，6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
也就是说在内容上抒发情感，在形式上讲求词采，是曹植承前启后的关键。
从这一转变内含出发，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几个问题：在曹植以前就有了文人抒情诗的写作，从叙事转向抒情不是从曹植开始的，何以把继往开来的功绩大多算在曹植的身上？如果曹植能当此“殊荣”，那么，他的抒情诗与汉末以来的文人抒情诗有何不同？如果有什么不同，与他继承屈赋有什么关系？这些是本文必须回答的问题。 汉乐府是带有抒情性的叙事诗，而汉末文人五言诗是抒情诗，可见在汉末文人诗那里，已经开始了由叙事向抒情的转变。
那么王世贞为什么说“汉乐府之变，自子建始”（注：王世贞：《艺苑卮言》。）呢？这说明汉末文人五言诗转变的力度还不够。
五言诗由叙事性的乐府转向表达个人情感的抒情诗是诗人们继承《诗经》和《楚辞》的结果。但由于五言诗作者所处时代和个人生活经历的作用，使得他们在借鉴时侧重点又有所不同。
也就是说，对《楚辞》借鉴得太少，因而没有彻底完成转变的使命，而曹植由于时代和自身的独特遭遇，使得他完成了这一使命。 下面就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来具体分析。
首先表现在内容上。从现存的《古诗十九首》、《古诗五首》、《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等诗中看出，他们所表现的情感，尽管情真意切，但并不广泛，绝大多数局限于个人生活的困苦。
他们生活在汉末动荡之际，大都没有从政的经历，四处奔波飘荡，给他们最直接的刺激是生活上的困顿，相思的痛苦，较少顾及到更高层次的追求。因而他们的诗还大都是一种对自然力量的控诉和抗争，而不是政治上的苦闷。
在汉代文人诗中，只有张衡的部分作品因学习屈赋而呈现另一种风貌，而张衡恰恰和其他古诗作者不同，他是一个正直的官吏，所写的是政治上的苦痛。曹植由于特有的时代和特殊的经历，使他写出更多的政治上的苦闷。
屈原是以前诗歌史上第一个大规模抒发政治苦闷的诗人，曹植正是借屈赋来表现这种情感，使这种情感有了更深的内容和更普遍的意义的。例如古诗当中，十之八九是写离别相思之情的，但仅仅局限于个人的私情。
曹植的诗中有许多作品同样表现飘泊无依，但这种痛苦却不是重复古诗中的游子思乡，是一种政治上的孤独。他把屈原那种政治上的悲哀融入到相思离别的题材之中，使感情变得更加深厚。
这种深厚的情感具体说来有以下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表现出对国家事业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坚持正义的高洁志趣和自己的感情得不到他人理解的哀怨之情。 曹植自幼聪颖过人，十岁时就能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屈原的作品，自然已是烂熟，成为他作赋时心摹手追的对象。
然而真正使他学骚的是他与屈原有相似的身世经历和遭遇。此前贾谊和司马迁都因他们特殊的遭遇而成为屈原的知音，曹植也因与屈原相似的经历而成为继贾谊、司马迁之后最能通屈原之心志的人。
曹植是魏武帝之子，文帝之弟，明帝之叔。这使他同屈原（“楚之同姓”）一样，对王业有一种天然的责任感。
他“生乎乱，长乎军”，满怀希望，想大干一场，甚至想继承父亲开创的基业。可是他这番远大的志向却因家庭内部斗争的失败而付之东流。
父亲死后，曹丕父子相继做了皇帝，不但不给他任何实际职务，反而将他放置外藩，加上种种管束，形同流放。这样早年诵读的屈原的作品就成了他心境的写照，于是借屈原的笔法来表明自己的心志。
他写下了《九愁赋》、《洛神赋》、《白鹤赋》、《离檄雁赋》、《鹞雀赋》等。正如丁晏所评的那样：“王既不用，自伤同姓见放，与屈子同悲。
乃为《九愁》、《九咏》、《远游》等。
3.评曹植诗歌的文学价值论文
对曹植的诗歌，解放后的六十年代，学术界曾经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讨论。在这次大讨论中，许多学者对曹诗颇多贬斥之辞，这集中体现在郭沫若、张德钧和廖仲安等先生的著作中。郭沫若先生在《论曹植》1一文中，从批评王通、丁晏等人对曹植的评价入手，对曹植和他的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认真地说，曹子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识凑
成了他，人们要忠君，故痛恨曹操、曹丕，因而也就集同情于失
宠的曹植。
这一段话，集中反映了郭沫若先生对曹植诗的总的见解。在他看来，曹植的诗并没有什么艺术成就可言，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过是封建文人吹嘘所致。郭沫若先生在对曹植大加贬斥的同时，又处处以曹丕作反衬，“曹丕恰恰和他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
对郭沫若先生的这一观点，当时就曾有人著文商榷，表示异议2，但附和者亦不少。廖仲安先生在《关于曹植的几个问题》3一文中，明确表示赞成郭氏观点。他说：
我在搜集曹植的传记材料和阅读曹植诗歌的过程中，越来越
相信郭沫若的分析。
当时，张德钧先生也著文参加了讨论，他在《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4一文中，也持有和郭沫若先生相似的观点。他明确指出：
（曹植的作品）都没有出离曹植个人利益得失的情况，要说
已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恐怕结论下得早一点。
不可否定，郭沫若等先生在对曹植的具体评论中，当然也有他们的合理成份，但是，笔者认为，他们对曹诗的总体评价实在是有失偏颇，对曹诗还有待于我们今天重新加以认识。曹诗究竟取得了怎样的艺术成就，曹植究竟在建安诗坛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人们的“封建意识凑成的”，还是他的诗歌创作的实际成就确定的，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作一粗浅的论述，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
一个作家的文学成就的高低，首先取决于他的作品的思想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我们评价曹诗的艺术成就，也首先必须以他的诗作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为依据。
曹植现在诗篇共八十多首，是建安时期的诗人中给后人留下诗歌最多的一位。把曹植的这些诗歌综合起来考察，不难发现，反映社会动乱，关心民生疾苦，这是曹植诗歌最有价值的主题。
希望采纳
4.曹植对五言诗的贡献有哪些
曹植代表了建安五言诗发展的第三阶段，主要实现了几个变化：
1﹒变乐府诗为主而为文人五言诗为主；
2﹒变抒发他者情感或者普泛化情感而为抒发个人情感为主；
3﹒在曹植的后期作品中，实现了变“黼黻锦绣”之作而为“沉著清老”之作的飞跃，变“为文造情”而为书写苦难的飞跃，使五言诗成为文人抒发情感的新兴载体，从而标志了建安诗歌的第三个时期的到来，同时，也就标志了五言诗体制的最后完成。
4曹植在诗歌艺术上有很多创新发展。特别是在五言诗的创作上贡献尤大。首先，汉乐府古辞多以叙事为主，至《古诗十九首》，抒情成分才在作品中占重要地位。曹植发展了这种趋向，把抒情和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五言诗既能描写复杂的事态变化，又能表达曲折的心理感受，大大丰富了它的艺术功能。
他现存诗歌九十余首，其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诗。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曹植的诗又有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
5.建安文学与曹植论文
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杰出的诗人曹操。
他诗歌创作 代表作品有描写汉末战乱和人民苦难的《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蒿里行》中的名句。表现统一天下雄心壮志、充满积极进取精神的《短歌行》中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现了他博大的胸怀；《观沧海》中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描写了大海孕大含深的气派。
《短歌行》中的“青青子矜，悠悠我心”表现了作者对贤才的渴慕，《龟虽寿》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现了曹操积极进取精神。
6.求关于曹植的有见解的文章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丕之弟。
他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诗品》称为“建安之杰”。现在流传下来的作品也最多，诗有八十多首，辞赋、散文完整的与残缺不全的共四十余篇。
从这些作品来看，其成就的确在建安时期一般作家之上。 曹植的一生以曹丕称帝为界，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他以才华深得曹操的赏识与宠爱，几乎被立为太子，志满意得；后期曹丕父子做了皇帝，由于前期有争为太子一段经历，对他深怀猜忌，横加压抑与迫害，他虽然仍不失王侯的地位，却“抑郁不得志”，终于在愤懑与苦闷中死去。这种生活遭遇，对他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
曹植前期也是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过着贵公子生活，但颇有功名事业心。他一生所热烈追求的是“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
当曹操奠定了天下三分的局面时，他的政治雄心便是西灭“违命之蜀”，东灭“不臣之吴”，“混同宇内，以致太和”（《求自试表》）。他的诗歌的主要内容之一，便是表现这种雄心壮志。
《薤露篇》说：“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
在《假但篇》里，诗人自比为鸿鹄，把“势利惟是谋”的小人比为“不知江海流”的假但和“安识鸿鹄游”的燕雀。这些都表现了他追求理想和颖脱不群的性格。
但由于诗人前后期生活境遇的不同，表现这方面内容的作品，其情调、风貌也有显著的差异。前期以《白马篇》为代表，它塑造了一个武艺高强、渴望卫国立功甚至不惜壮烈牺牲的爱国壮士的形象，充满豪壮的乐观的精神：“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
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后期以《杂诗》为代表，更多地表现了壮志不得施展的愤激不平之情。如《杂诗》其五： 仆夫早严驾，吾行将远游。
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将骋万里途，东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
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 曹植后期备受迫害和压抑。
《世说新语》载一个故事说，曹丕曾命他七步中为诗，不成则将行大法。他作诗道：“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个传说很能表现他当时的处境。他的后期诗歌也主要是表现这种处境和心情。
作于黄初四年的《赠白马王彪》是诗人后期的一篇重要作品。当时诗人和白马王曹彪、任城王曹彰都去京师朝会，任城王到京后不明不白地死去，诗人与白马王回返封地时，又为有司所阻，不能同行，于是诗人“愤而成篇”，写下了这首赠诗。
全诗共分七章，表现了丰富的复杂的感情。诗中如“鸱号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痛斥了迫使他们分行的有司；“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
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表现了对任城王暴亡的深沉悼念；“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也吐露了诗人在岌岌可危的处境中惴惴不安的心境。这首诗虽然只是抒发诗人的主观感情，客观上却深刻地暴露了统治阶级内部萁豆相煎的残酷，是有深刻的思想意义的。
这首诗的抒情艺术水平也很高。诗人把复杂的感情，通过章章蝉联的轳辘体的形式，一步步抒发出来，极有层次。
另外，诗人的感情虽然十分悲愤激切，却不是一味的直接倾诉，往往通过叙事、写景，或通过哀悼、劝勉等方式宕开去写，这就把感情表现得沈著从容，丰富深厚。 此外，他的《吁嗟篇》以转蓬为喻形象地描写了他“十一年中而三徒都”的生活处境和痛苦心情。
《野田黄雀行》则表现了他对迫害的愤怒和反抗：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交何须多。
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诗人以罗家喻迫害者，以雀喻受害者，塑造了一个解救受难者的侠义少年的形象，寄寓了作者的理想和反抗情绪。曹丕即位就积极翦除曹植的羽翼，杀死了他的好友丁仪、丁异等，可见这样的诗是有现实背景的。
曹植前期的诗歌主要是表现他的壮志，很少反映社会现实，只有《送应氏》第一首因送友人而连带写到友人所居的洛阳的残破。后期由于自己生活的不幸，逐渐能体会到一些下层人民的痛苦，才写出了个别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
如《泰山梁甫行》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当时边海人民贫困生活的画面： 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
妻子象禽兽，行止依林阻。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
《杂诗》第二首则表现了对从戎的“客子”的同情。 曹植还写了不少情诗，如《七哀》、《美女篇》等。
这些诗与表现壮志的诗风格明显不同 ，感情哀婉缠绵，与汉末古诗中的抒情诗极相近。《七哀》一首情调尤肖《古诗十九首》。
这些诗中有一些可能寄托了诗人君臣不偶和怀才不遇的感情。 《诗品》说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很能概括曹植诗歌的艺术风格。
曹植一生热中功名，追求理想，遭遇挫折后，壮志不衰，转多愤激之情，所以诗歌内容充满追求与反抗，富有气势和力量，这就形成了“骨气奇高”的一面。 在建安诗人中，曹植要算是最讲究艺术表现的。
他的诗歌虽然也脱胎于汉乐府，但同时吸收了汉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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