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文网1.汉武帝论文
汉武帝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
叙述评价他的一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司马迁的《史记》成书于武帝太初年间，由于个人的不幸遭际和政治异见，他对武帝这个时代的评述掺入了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和主观偏见。
从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到公元前87年去世，他一共作了54年皇帝。武帝一生在位期间，主要做了五件大事： 一是打退了匈奴对中原的入侵，中华民族获得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广阔生存空间。
二是变古创制，包括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改兵制、设刺史、统一货币、专管盐铁、立平准均输等重大改革与创制，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而且体现着法家之“以法治国，不避亲贵”的政治制度。这种法制传统，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中华帝国制度的基本范式。
三是将儒学提升为国家宗教，建立了一套以国家为本位、适应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从而掌控了主流舆论，并且为精英阶层（士大夫）和社会树立了人文理想以及价值标准。 四是彻底废除了西周宗法制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一套新的行政官僚制度、继承制度和人才拔擢制度。
五是设计制订了目光远大的外交战略，并通过文治武功使汉帝国成为当时亚洲大陆的政治和经济轴心。 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是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帝王。
他的目光从16岁即位之初，就已经超越了长城屏障以内汉帝国的有限区域，而投向了广阔的南海与西域。 古今之论汉武帝者，惟清人吴裕垂特具卓识。
其论略曰：“武帝雄才大略，非不深知征伐之劳民也，盖欲复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尽去后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舍我其谁之想。
于是承累朝之培养，既庶且富，相时而动，战以为守，攻以为御，匈奴远遁，日以削弱。至于宣、元、成、哀，单于称臣，稽玄而朝，两汉之生灵，并受其福，庙号‘世宗’，宜哉！武帝生平，虽不无过举，而凡所作用，有迥出人意表者。
始尚文学以收士心，继尚武功以开边城，而犹以为未足牢笼一世。于是用鸡卜于越祠，收金人于休屠，得神马于渥洼，取天马于大宛， 以及白麟赤雀，芝房宝鼎之瑞，皆假神道以设教也。
至于泛舟海上，其意有五，而求仙不与焉。盖舢舻千里，往来海岛，楼船戈船，教习水战，扬帆而北，慑屐朝鲜，一也。
扬帆而南，威振闽越，二也。朝鲜降，则匈奴之左臂自断，三也。
闽越平，则南越之东陲自定，四也。且西域既通，南收滇国，北报乌孙，扩地数千里，而东则限于巨壑，欲跨海外而有之，不求蓬莱，将焉取之辽东使方士求仙，一犹西使博望凿空之意耳。
既肆其西封，又欲肆其东封，五也。惟方士不能得其要领如博望，故屡事尊宠，而不授以将相之权，又屡假不验以诛之。
人谓武帝为方士所欺，而不知方士亦为武帝所欺也！”。
2.关于考古学的2000字的论文
论文摘要 ：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断代，二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三是研 究经济文化交流。
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历史。 钱币是田野考古中的常见之物 ，在考古学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论是考古学界还是钱币学界 ，对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研究都不多，尚无专文论及。
笔者不揣浅陋 ，试对此作一粗浅的探讨 ，望方家正之。 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 中的作用甚多 ，但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断代 ，二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 ，三是研究经济文化交流 ，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历史。
下面分别讨论。 一、断代 （一）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 考古学断代的方法在史前 和历史时期是不 同的。
历史时期考古学断代方法，除各 时期考古通用之类型学、地层学外，还特别注重文字材料，如简牍、铭文、碑志等等。在我国，钱币用于考古断代，仅适用于历史时期。
历史上的钱币均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这是利用钱币进行 断代 的理论前提。宋代以前 ，有布币、刀币、半两、五铢、开元通宝等钱币，一般无年号 ，但各种钱币的行用均有时间范围。
如布币、刀币行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蚁鼻钱行用于战国时期 ，半两钱行用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时期。上述钱币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均各有其行用时间。
如“八铢半两”为高后二年（公元前 186年）所铸，“四铢半两”为汉文帝前元五年（前 175年）所铸。其他如货泉、大泉五十等新莽钱币、蜀汉直百五铢、南朝宋孝建、景和等钱币，均有较明确的行用时间，不必一一列举。
五铢钱，始铸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 （前118年），废止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是中国古代行用时间最长的货币 ，历时七百多年，被誉为“长寿钱”。
经学界各代达人 的努力 ，五铢钱的断代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其中尤值一提的是蒋若是先生《洛阳烧沟汉墓》一书。
蒋氏利用大量的汉墓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将汉代五铢钱分成五型。虽然其中某些细节尚可商榷，但其基本结论经半世纪的考验 ，仍无大谬，受到学界的高度赞扬。
在撰成《洛 阳烧沟汉墓》几十年后蒋先生又完成《秦汉钱币研究一书，该书集蒋先生几十年研究秦汉钱币的心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此外，北京大学吴荣 曾先生撰有《五铢钱 与墓葬断代》一 文，对磨郭钱、五铢小钱的断代进行了深入研究 ，颇 有说服力 。
今 日，两汉五铢的断代已经不存在较大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地方政权并立 ，因此 ，货币的发行混乱不堪 ，多数货币行用不久即颁行新币人们可能认为，这个时期币制如此混乱，断代研究可能会很难 ，其实恰好相反。
原因很简单，每种钱币行用的时间不长，正好更准确的表明了该钱 币的所属时间。如梁 四柱五铢 ，钱面上下各 有二星，颇具特征。
又如南朝宋 文帝铸重 达八 铢之 五铢钱 ，世称“当两五铢”。这些钱币的时代特征明显 ，于断代十分有利。
隋五铢外郭特宽、钱色泛白、“五”字旁有一竖 ，特征鲜明，易于判别，且行用时间较短，故断代价值较高。 “开元通宝”钱也是一种长寿钱 ，始铸于唐武德四年（621年），一直作为主币沿用至五代十国时期甚至清代太平天国农 民政权也 曾铸行此钱。
唐、五代所行“开元通宝”品种达数 十种，其 区别主要体现在字形变化上。目前学术界已能大致区别 出不同时代之“开元通宝” 。
宋代以来，年号钱盛行 ，往往每次改年号 ，都要发行新的年号钱，此已为学界常识，不必多言。年号钱的发行为考古断代提供 了极大的方便，使断代能更为精确。
仅举一例 ：广西贺州博物馆 2002年在对临贺故城进行维修时 ，发现一座出土“元丰通宝 ”的墓葬打破红色砖墙 的情况 ，从而判断出红色墙砖 的时代在北宋元丰年间以前。后来再结合文献记载的时期曾对城墙进行过较大工程的情况推测该段城墙为南汉所修 。
这样 的例子在 考古工作 中屡见不鲜，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 ，出土钱币为历史时期考古断代带来了极大便利，成为考古学断代研究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二）利用出土钱 币进行考古断代时的注意事项 虽然利用 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作用巨大，但在具体操作时有一些注意事项，否则可能得出错误结论。 第一要注意的是晚期地层、遗迹、墓葬等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
从理论上看，晚期单位（地层遗迹、墓葬等）可以包含早期遗物 ，而早期单位不可能包含晚期遗物 。因此，在 晚期单位 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是不奇怪的，也是常见的。
第二要注意的是钱币的行用时间下限。一种钱币的颁行时间是其行用时间的上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但其时代下限却难 以确定，因为颁行新币后原来的钱币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与新币共同流通 ，有时流通时间还甚长，这在五铢 、开元通宝等长寿钱身上体现特别明显。笔者在研究三峡地区秦汉墓时发现：秦半两、汉初榆荚半 两、文帝 四铢半两等半两钱均沿用至西汉 中期，武帝五铢沿用至东汉中期 ，昭宣五铢沿用至东汉晚期。
出人意料的是，新莽的货泉和大泉五十也有沿用至东汉 晚期的情况 。管维 良先生曾对魏 晋南北朝 时期 四十批墓葬和窖藏 中的出土的钱币进行分析。
3.关于历史论文 汉武帝
就谈一谈汉武帝平生的功与过吧，下面提过一些资料仅供参考。
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中的第二帝国。这个帝国创生于农民起义。
其创业君主刘邦是一个出身草莽行迹近乎无赖与游侠（黑社会领袖）之间的边缘人物。由于一种政治和阶级的包容性，他的集团具有较为宽泛的社会基础，乘动乱纷争之际，终于取得全国政权。
但这个新皇朝几乎不具有法理和意识形态的任何正统性。因此这个帝国在开创之初就陷入了极端不稳定之中。
自高帝、吕后至文景的五十年间，内部变乱不断。外部则匈奴交侵，社会深隐危机之中。
直到汉武帝的降生，这位班固称之为“雄才大略”的人物，才为这个皇朝开辟了崭新的局面。 汉武帝塑造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规划制度，招揽人才，改革内政，建立币制与财政，决战匈奴，拓展外交，不仅重新奠定了汉帝国的制度基础，而且其宏谋远虑为此后直到清皇朝两千年间的中国君主法宪制度提供了一整套相当稳定而成熟的模型和范式。
然而汉武帝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叙述评价他的一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司马迁的《史记》成书于武帝太初年间，由于个人的不幸遭际和政治异见，他对武帝这个时代的评述掺入了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和主观意识的偏见。 班固的《汉书·武帝纪赞》试图纠《史记》之弊，其论汉武曰：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
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
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 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班固对汉武帝的雄材伟略基本给以肯定。
但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则指出其仍有偏颇：“专赞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则不置一词。仰思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论汉武帝，则纯从理学道德史观的角度出发，谓： “孝武帝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资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爱忠直之言却恶人欺蔽。
好贵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清吴裕垂《历朝史案》，则指出： “宋人竭中国之财力，纳币赂寇，偷安旦夕；致使生民左袒，肝脑涂地。退而渡江航海，竟以议和误国。
则武帝所为，又岂宋人所能议乎？” 这个问题问得不错。 从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到公元前87年去世，他一共作了54年皇帝。
武帝一生在位期间，主要做了五件大事：一是打退了匈奴对中原的入侵，中华民族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广阔生存空间。 二是变古创制，创立了一套系统完整而且体现着法家之“以法治国，不避亲贵”的政治制度。
这种法制传统，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中华帝国制度的基本范式。 三是将儒学提升为国家宗教，建立了一套以国家为本位、适应政治统治的识形态，从而掌控了主流舆论，并且为精英阶层（士大夫）和社会树立了人文的理想以及价值标准。
四是彻底废除了西周宗法制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一套新的行政官僚制度、继承制度和人才拔擢制度。 五是制订设计了目光远大的外交战略，并通过文治武功使汉帝国成为当时亚大陆的政治和经济轴心。
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是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帝王。他的目光从16岁即位之初，就已经超越了长城封障以内汉帝国的有限区域，而投向了广阔的南海与西域。
古今之论汉武帝者，惟清人吴裕垂特具卓识。其论略曰： “武帝雄才大略，非不深知征伐之劳民也，盖欲复三代之境土。
削平四夷，尽去后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舍我其谁之想。于是承累朝之培养，既庶且富，相时而动，战以为守，攻以为御，匈奴远道，日以削弱。
至于宣、元、成、哀，单于称臣，稽玄而朝，两汉之生灵，并受其福，庙号“世宗”，宜哉！ 武帝生平，虽不无过举，而凡所作用，有迥出人意表者。始尚文学以收士心，继尚武功以开边城，而犹以为未足牢笼一世。
于是用鸡卜于越祠，收金人于休屠，得神马于渥洼，取天马于大宛， 以及白麟赤雀，芝房宝鼎之瑞，皆假神道以设教也。 至于泛舟海上，其意有五，而求仙不与焉。
盖舢舻千里，往来海岛，楼船戈船，教习水战，扬帆而北，慑屐朝鲜，一也。扬帆而南，威振闽越，二也。
朝鲜降，则匈奴之左臂自断，三也。闽越平，则南越之东陲自定，四也。
且西域既通，南收滇国，北报乌孙，扩地数千里，而东则限于巨壑，欲跨海外而有之，不求蓬莱，将焉取之了东使方士求仙，一犹西使博望凿空之意耳。既肆其西封，又欲肆其东封，五也。
惟方士不能得其要领如博望，故屡事尊宠，而不授以将相之权，又屡假不验以诛之。人谓武帝为方士所欺，而不知方士亦为武帝所欺也！ 汉武帝是一个变法改制并且取得了伟大成功的帝王，是一个雄才大略规模宏远的君主。
他是一个宏扬学术崇尚知识的贤君，也是一个知过而改，虚怀纳谏，任人以贤的明主。 武帝元朔元年的诏书说：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
4.我想写一篇关于西汉南越王墓的历史论文
这是资料。 主题就是南越王墓的重要价值呗。开头就写发现震惊世界，然后稍微写一下开采经过。
西汉南越王墓位于广州市区北部的象岗山上，是 1983年6月9日在该地动工修建楼宇开挖地基时偶然发现的。 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占地14000平方米。整体布局以古墓为中心，上盖覆斗形钢架玻璃防护棚，象征汉代帝王陵墓覆斗型封土。墓的东边为三层的综合陈列楼，北边为两层的主体陈列楼，用环绕的回廊上下沟通将三座建筑物连成整体。现在，全馆共有10个展厅，4800多平方米。现在，南越王墓博物馆已被选进世界80个著名博物馆之中。该馆是广州越秀山一象岗文化史迹游览线的主要景点，建筑以轴线对称布局，按参观路线依山建馆，拾级而上，把展馆、墓室及扩建之展室连成有机整体。 南越王墓是西汉早期建都番禺的南越国第二代王、秦统一岭南的将领赵佗之孙、自称文帝的赵眛的陵墓，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赵眛，史书称赵胡，公元前137——122年（汉武帝建元四年至元狩元年）在位，约16年。赵眛在位期间和称“南越文帝”，死后谥曰南越文王。这一时期，南越国名为汉朝藩属，实则保持独立王国的地位。 全墓由750块大石砌建，分前朝后寝两部分，共7室，前部三室为前室和东、西耳室；后部四室为主棺室、东西侧室及后藏室。由两道石门隔开，各室有各自的功能。 经过数年挖掘，现已出土珍贵文物1000多件（组），有15位殉葬人。这是迄今为止，岭南地区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陪葬物最丰富的汉初古墓，也是惟一的一座全用石块砌建而成的、首次出现壁画的彩绘石室墓。墓中出土文物尤以铜器和陶器最具南方越族文化的特色，有青铜编钟乐器3套，铜鼎36个，铜镜36面，以及金印3枚（广州市汉代考古至今发现西汉时期金印仅有4枚），出土玉器240多件。墓主身穿的玉衣殓装已复原，它是我国目前发现完整的西汉玉衣中年代最早又是惟一的"丝缕玉衣"。墓中出土蓝色平板玻璃、世界第一套套色印花铜版模、非洲象牙等，都是一批有意义的稀世珍品。
5.孟森的论文
《对于植物学名词的管见》《科学》第8卷第11期 1923年11月《楮构说》《科学》第9卷第1期 1924年1月《遵路杂缀》《津浦之声》第3、4期 1928年《唐代图婆与爪哇》《圣心》第1期 1932年《唐代大食七属国考证——耶路撒冷在中国史上最古之译名》《圣心》第1期 1932年《掘伦与昆仑》《圣心》第1期 1932年《暮门》《圣心》第1期 1932年《苫国》《圣心》第1期 1932年《西域记》《圣心》第1期 1932年《亚俱罗》《圣心》第1期 1932年《末罗国》《圣心》第1期 1932年《zaitun非“刺桐”》《圣心》第1期 1932年《Quinsai乃杭州音译》《圣心》第1期 1932年《憩野》《圣心》第1期 1932年《〈拉施特史〉十二省之研究》《圣心》第1期 1932年《明代广东倭寇记》《圣心》第1期1932年《朱禄国与末禄国》《圣心》第1期 1932年《〈水经注〉卷一筹校》《圣心》第2期 1933年7月《晋宋间外国地理佚书辑略》《圣心》第2期 1933年7月《婆婆达》《圣心》第2期 1933年7月《奇沙国》《圣心》第2期 1933年7月《广府》《圣心》第2期 1933年7月《阿荼国》《圣心》第2期 1933年7月《波凌》《圣心》第2期1933年7月《〈翻梵语〉中之〈外国传〉》《圣心》第2期 1933年7月《麴氏高昌补记》《圣心》第2期 1933年7月《南海昆仑与昆仑山之最初译名及其附近诸国》《圣心》第2期 1933年7月《〈诸善志〉占城属国考》《圣心》第2期 1933年7月《黎轩语原商榷》《圣心》第2期 1933年7月《王玄策〈中天竺国行纪〉》《圣心》第2期 1933年7月《义静法师年谱》《圣心》第2期 1933年7月《法显西行年谱订补》《圣心》第2期 1933年7月《柳衢国 致物国 不述国 文单国 拘萎蜜国》《圣心》第2期 1933年7月《再说大食七属国》《圣心》第2期 1933年7月《读西辽书所见》《金陵学报》第4卷第2期 1934年《汉书西域传奄蔡校释》《辅仁学志》第4卷第2期 1934年6月《汉书西域传康居校释》《辅仁学志》第4卷第2期1934年6月《〈括地志序略〉新诠》《史学专刊》（中山大学）第1卷第1期 1935年12月《蒙古史札记》《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4分 1935年12月《元太祖定都和林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4分 1935年12月《阿里马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4分 1935年12月《元定宗侵把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4分 1935年12月《乃颜世代与柔颜卫》《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4分 1935年12月《明初曲先·阿端·安定·罕东四卫考》《金陵学报》第6卷第2期 1936年《评〈秦代初平南越考〉》《史学专刊》（中山大学）第二卷第3期 1936年4月《隋书州郡牧守编年表》《史学专刊》（中山大学）第1卷第3期 1936年4月《再说钦察》《辅仁学志》第5卷第1、2合期 1936年《释桃花石》《东方杂志》第33卷第21号 1936年11月《〈八耶律希亮神道碑〉之地理人事》《史学专刊》（中山大学）第1卷第4期 1936年12月《金石证史》《史学专刊》（中山大学）第1卷第4期 1936年12月《新唐书突厥传拟注》《辅仁学志》第6卷第1、2合期 1937年6月《汉书西域传校释》《辅仁学志》第6卷第1、2合期 1937年6月《跋突厥文阙特勤碑》《辅仁学志》第6卷第l、2合期1937年6月《李德裕会昌伐叛集编证》（上）《史学专刊》（中山大学）第2卷第l期 1937年《校贞观氏族志残卷》《史学专刊》（中山大学）第2卷第1期 1937年《郎官石柱题名新著录》《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本第1分 1939年1月《外蒙於都斤山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本第3分 1939年《贞石证史》《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本第4分 1939年12月《天山南路元代设驿之今地》《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第4分 1942年《论取鉴唐史》《益世报》（重庆）文史副刊 1943年11月4日《秦代已流行佛教之讨论》《真理杂志》（重庆）第1卷第1期 1944年1月《景教碑书人吕秀岩非吕岩》《真理杂志》（重庆）第1卷第1期 1944年1月《伊兰之胡与匈奴之胡》《真理杂志》（重庆）第1卷第3期 1944年《唐代戏乐之波斯语》《东方杂志》第40卷第17号 1944年9月《〈登科记考〉订补》《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 1944年9月《补唐代翰林两记》《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 1944年9月《唐代最南大商港AI-wakin》《东方杂志》第40卷第20号 1944年10月《翰林学士壁记注补》《史料与史学》第1本（上册） 1944年《考据举例》《北平图书季刊》（新）第5卷第4期 1944年12月《从人种学看天山南北之民族》《东方杂志》第41卷第2号 1945年1月《揭出中华民族与突厥族之密切关系》《东方杂志》第41卷第3号 1945年2月《饕餮即图腾并推论我国青铜器之原起》《东方杂志》第41卷第5号 1945年3月《周铸青铜器所用金属之种类及名称》《东方杂志》第41卷第6号 1945年3月《误传的中国古王城与其水力利用》《东方杂志》第41卷第17号 1945年9月《自波斯湾头至东非中部之唐人航线》《东方杂志》第41卷第18号 1945年9月《三伏日纪始》《东方杂志》第41卷第19号 1945年 10月《何谓生霸死霸》《东方杂志》第41卷第21号 1945年11月《翰林学士壁记注补》（续。
6.求一篇论文 《史记》中的汉朝帝王形象
汉初，统治者异口同声地谴责秦的暴虐，“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司马迁对于这种肤浅之见，嘲笑其如同“以耳食无异”，愚蠢可悲！他独见“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以上引文见《六国年表.序》），所以大胆地为秦统一六国前的几个君主及秦始皇作《本纪》。
对项羽也如此，据长沙马王堆帛书所载，并无项羽帝王地位，这是汉朝人的一般意识，司马迁把项羽列入《本纪》，也是 从其是政治斗争中心人物这点出发的。相反，那些虽有帝号而确实碌碌无为、大权旁落、不起政治斗争中心作用的帝王，在《史纪》的《本纪》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
《史记》中的帝王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其中项羽就是一个个性刻划异常深刻的人物。项羽的人物形象主要体现在《项羽本纪》之中，《项羽本纪》一开始便简要介绍了项羽出身于世代楚将家庭及先人被秦所戮之事，家教、家仇对项羽性格以至事业都有影响。
项羽少年学剑，以为不足敌万人，足见其志向不寻常。学兵法又不肯深研，见其志向宏远而性格粗疏浮躁。
为其一生欠精细多轻率而做张本。司马迁善于以看似平凡实是最有典型意义的行为与语言来表现人物的独特个性。
《项羽本纪》中有这么一段：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
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两人简短的对话，项梁一个掩口动作，就将这一老一少不同阅历、不同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项羽勃勃的野心和初生牛犊般的冒失，已暗示了他惊天动地的一生；项梁为人久经世故，含而不露，虽惊恐项羽莽撞失事，又赏识项羽的抱负，又怕又喜中表现了将门贵族的志向与复杂的感情。 项氏叔侄起兵反秦，项梁因轻秦有骄色而亡，为项羽受家族骄横气盛的影响而致害留下伏笔。
项羽在反秦的过程中，表现了非凡的毅力和军事指挥才能。如以下文字：“项羽晨朝上将军宋义，即其帐中斩宋义头，出令军中曰：‘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羽诛之。
’”显示了项羽力挽狂澜的智勇和敢于驾驭局势的气概。项羽敢于进击和宋义畏缩不前的冲突，楚军破釜沉舟、决一死战与诸侯各军隔垒观望的对比，更显示出项羽过人的胆略，这和他一贯表现的强悍勇猛性格是一致的。
当项氏叔侄起事时，项羽只身一人“所击杀数十百人。一府中皆怊伏，莫敢起。”
待到后来的东城之战，项羽“乃有二十八骑”，他仍从容布阵，“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嗔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司马迁抓住项羽个性中最突出的特点着力刻划，为我们塑造了一位暗喘叱咤、千人皆废的英雄形象。
司马迁还刻划了项羽贵族将门的气度与“美德”，项羽他重“仁义”，讲“诚信”，爱豪杰，为人直爽、厚道，如“大司马咎者，故蕲狱掾，长史欣亦故栎阳狱吏，两人尝有德于项梁，是以项王信任之。”再如鸿门宴上，“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决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不欲谋害刘邦，在多次战争中没有使过诈术。
始终使自己保持着贵族应有的道德与人格。当项羽被围垓下，听四面楚歌，始大惊，继之惆怅，于是慷慨悲歌，对自己的爱姬与骏马倾吐了恋恋不舍之情，表现了深厚诚挚的人情。
当垓下突围退到乌江时，项羽不肯东渡，愧见江东父老，自刎前还将自己头颅赠送故人得以封侯，表现了项羽不苟活、不偷生、慷慨豪爽的英雄本色。项羽所崇尚的是力抵万夫的刚烈与武勇，那是贵族将门历来所提倡的气质与品行。
鸿门宴上，樊哙闯宴，项羽非但无指责，因见其“头发上指，目眦尽裂”，而赞之曰：“壮士”，赐予斗卮酒与生彘肩，见其“拔剑切而啖之”，又赞曰：“壮士”，爱英雄豪杰到了不分敌我的地步。当樊哙义正辞严当面申斥项羽，说他所为是“亡秦之续耳”，项羽竟然“未有以应”，这恐怕是其一生中少有的，与其烹杀说“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话的人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表现了项羽此时内心深处的反躬自责。
项羽对樊哙只说一个字：“坐”，完全写出这位愚蠢将军对公理心折、忠实厚道的性格。 司马迁写青年贵族项羽神勇盖世，静而听之，似有喑嗯叱咤之风。
写其妇人之仁，静而思之。似见殷殷慈爱之容，精神笔力，直透纸背。
司马迁同时还刻划了项羽浓厚的宗法观、本土观与刚愎易折的性格特征。项氏起兵时所依靠的社会力量就与陈胜、刘邦不同，陈胜号召的是发自闾左的戍卒，刘邦依靠的是逃亡役徒，而“梁乃召故所知豪吏”。
范增主张立楚之后为帝，也是投其项氏所好，立牧羊人为义帝，是由于项氏贵族宗法观念所决定的。项羽用人，根据宗法、等级原则，所封侯王将相几乎都是贵族，而出身贫贱的大军事家韩信却只被任做“执戟郎中”。
灭秦后，项羽已达到“政由己出”的地步，但他把轰轰烈烈的反秦人民战争看做是六国对秦复仇的战争，无统一之志，只希望做一名战国式的霸主，自号为“西楚霸王”，分天下，立诸侯，集中体现了贵族宗法观念，将自己置于历史发展的对立面，从此开始了可悲的败亡命运。 从项氏起兵时“得精兵八千人”，以后“以八千人渡江而西”。
到项羽乌江自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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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千古帝王，伟其大功绩有两桩，一是解除了匈奴威胁，二是打通了与西方世界的联系。前者稳定了边疆的治安，巩固了政权；后者促进了汉与外部的联系。武帝在位期间，实施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统一货币，盐铁收归，平抑物价，独尊儒术等等。为汉的大一统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然而武帝也有其过失，汉武帝晚期由于连年对匈奴和西域用兵，并由于举行封禅，祀神求仙，挥霍无度，加以徭役加重，致使大量破产流亡。汉武帝时代，西汉盛极而衰，由于连年的战争，使得文景之治时积攒下来的财富消耗一空。
我们在评价武帝的时候，也要从其功过中得到教训，正视这位千古帝王的功绩与过失。
8.紧急收1篇评价汉武帝的论文~~~有重赏
汉武帝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
叙述评价他的一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司马迁的《史记》成书于武帝太初年间，由于个人的不幸遭际和政治异见，他对武帝这个时代的评述掺入了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和主观偏见。
从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到公元前87年去世，他一共作了54年皇帝。武帝一生在位期间，主要做了五件大事： 一是打退了匈奴对中原的入侵，中华民族获得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广阔生存空间。
二是变古创制，包括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改兵制、设刺史、统一货币、专管盐铁、立平准均输等重大改革与创制，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而且体现着法家之“以法治国，不避亲贵”的政治制度。这种法制传统，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中华帝国制度的基本范式。
三是将儒学提升为国家宗教，建立了一套以国家为本位、适应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从而掌控了主流舆论，并且为精英阶层（士大夫）和社会树立了人文理想以及价值标准。 四是彻底废除了西周宗法制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一套新的行政官僚制度、继承制度和人才拔擢制度。
五是设计制订了目光远大的外交战略，并通过文治武功使汉帝国成为当时亚洲大陆的政治和经济轴心。 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是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帝王。
他的目光从16岁即位之初，就已经超越了长城屏障以内汉帝国的有限区域，而投向了广阔的南海与西域。 古今之论汉武帝者，惟清人吴裕垂特具卓识。
其论略曰：“武帝雄才大略，非不深知征伐之劳民也，盖欲复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尽去后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舍我其谁之想。
于是承累朝之培养，既庶且富，相时而动，战以为守，攻以为御，匈奴远遁，日以削弱。至于宣、元、成、哀，单于称臣，稽玄而朝，两汉之生灵，并受其福，庙号‘世宗’，宜哉！武帝生平，虽不无过举，而凡所作用，有迥出人意表者。
始尚文学以收士心，继尚武功以开边城，而犹以为未足牢笼一世。于是用鸡卜于越祠，收金人于休屠，得神马于渥洼，取天马于大宛， 以及白麟赤雀，芝房宝鼎之瑞，皆假神道以设教也。
至于泛舟海上，其意有五，而求仙不与焉。盖舢舻千里，往来海岛，楼船戈船，教习水战，扬帆而北，慑屐朝鲜，一也。
扬帆而南，威振闽越，二也。朝鲜降，则匈奴之左臂自断，三也。
闽越平，则南越之东陲自定，四也。且西域既通，南收滇国，北报乌孙，扩地数千里，而东则限于巨壑，欲跨海外而有之，不求蓬莱，将焉取之辽东使方士求仙，一犹西使博望凿空之意耳。
既肆其西封，又欲肆其东封，五也。惟方士不能得其要领如博望，故屡事尊宠，而不授以将相之权，又屡假不验以诛之。
人谓武帝为方士所欺，而不知方士亦为武帝所欺也！”إ 汉武帝是一个变法改制并且取得了伟大成功的帝王，是一个雄才大略规模宏远的君主。他是一个宏扬学术崇尚知识的贤君，也是一个知过能改，虚怀纳谏，任人以贤的明主。
武帝元朔元年的诏书说：“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元朔六年诏书又说：“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
这表明，直到晚年，他仍在求新求变。他始终认为，只要情况变了，政策也要变，“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 汉武帝是一位承前启后而又开天辟地的真正伟大的君王。
在他之前的历史上，他所建树的文治武功无人可及。他的风流倜傥超群绝伦。
他的想象力和巧妙手法使政治斗争成为艺术。他的权变和机谋令同时代的智者形同愚人。
他胸怀宽广，既有容人之量又有鉴人之明。 他开创制度，树立规模，推崇学术，酷爱文学才艺。
他倡导以德立国，以法治国。平生知过而改，从善如流，为百代帝王树立了楷模。
在后来的魏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努尔哈赤、康熙皇帝的行藏中，多少似乎都可以看到汉武帝的影子。 汉武帝具有超越历史的雄才大略，是一位战略和外交设计的奇才。
这种天才使他能运筹帷幄而决胜万里，处庙堂之上，而其武功成就，则足以使西方汉尼拔、亚历山大、拿破仑等驰骋于疆场的将帅暗然失色。但是，汉武帝绝不是一个超俗绝世的圣者。
他好色、骄傲、虚荣、自私、迷信、奢侈享受、行事偏执；普通人性所具有的一切弱点他几乎都具有。但是，尽管如此，即使他不是作为一个君王，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普通凡人，那么以其一生的心智和行为，他仍然应被认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个机智超群的智者，一个勇武刚毅的战士，一个文采焕然的诗人，一个想象力浪漫奇异的艺术家，以及一个令无数妙女伤魂断魄的荡子，最坏又最好的情人。
他不仅开创了制度，塑造了时代，他的业绩和作为也深深地熔铸进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与传统中。汉民族之名，即来源于被他以银河作为命名的一个年代——“天汉”。
在他那个时代所开拓的疆土，从闽粤琼崖直到川黔滇，从于阗阿尔泰到黑吉辽，勾勒了日后两千年间中华帝国的基本轮廓。而这个帝国影响力所幅射的范围，由咸海、葱岭、兴都库什山脉直到朝鲜半岛；由贝加尔湖到印度支那，则扩展成了汉文化影响所覆盖的一个大文化圈。
伟人和天才是无法描画的，是不可思议的，是难以用通常标准衡量的，也是无法用世俗尺度去衡量评估的。 汉武帝的人生充满矛盾。
9.历史论文（2000字）
汉文化，是取代秦文化而在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是西汉皇朝的政治统治在全中国确立的过程中初步形成，然后又随两汉（前206—220）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汉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汉文化是全新的综合性的新文化并非直接来源于单一的文化，而是继承多种文化而形成的。无论较之秦文化还是楚文化，它都更为开放，更具兼融性，内容更为丰富，气魄更为宏大。
据说，北宋苏轼官翰林学士时，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执红牙板，歌‘
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来概括柳永、
苏轼词作的不同风格。那么，我们能不能举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不同风格的事物来呢？
“文化”一词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因此，对它的使用，必须十分严谨而慎重。
说到“秦文化”，必须认识，其意义是多重叠合的。它本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区域文化，其分布的腹地、范围大致上是今中国西北部的陕西、甘肃一带。它为秦人（秦族）
所有，存在于西部的诸侯国秦国的领地内。它又有一个很长的发展历史，经过许多世纪，达到顶峰，有一个极短的历史时期内成为以政治统一为背景的全国性的文化——这就是秦朝文化。
春秋、战国期间秦国的占领范围不断扩大（到公元前3世纪初，已拓取今四川大部、湖北西部等地）。随着秦的军事征服、势力扩张、人员迁动，秦文化所影响和覆盖的地区不断扩大。
在这样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秦文化对其他文化也有吸收，内容是越来越丰富的。
到秦朝完成统一，实现了对全中国的统治，进而又采取许多措施巩固和发展统一，包括实行一系列的政策，有意识地统一思想、文化，以至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史记
·礼书》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2]，这是说，秦朝对六国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
的。但是，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确定的原则是不师古，不崇经，以法为治，以吏为师。推行这些政策的极致，就是实行“焚书坑儒”的野蛮举措，予文化以严重的摧残，对思想和学
术自由更是沉重的打击。因此，秦文化对于中原传统文化又并非主要是“依古以来典法行之
”。
由于秦朝统治的时间很短，其目的在于统一思想文化的政策并未来得及完全实施，亦未取得预期的成效。与此同时，秦文化也未能在政治统一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他文化予以充分
吸收和消化。因此，在秦朝统一的短时期内，秦文化并没有和东方六国文化融为一体，其作为全中国的主导文化的地位，也没有来得及完全得以确立。在原属东方六国的广大地区内，
各区域文化继续表现着它们的特色和活力。
随着秦政权的被推翻，秦文化所依倚的政治支柱倒折了，秦文化也由文化融合的主体变为客体，其作为全中国统治文化的短暂时期也就宣告结束。不过，在代之而起的汉代，秦文化的
要素继续存在，而且还保持着强有力的影响。“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
”[3]。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统国家形态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基础，也就是奠
定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建树、对后世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应当说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