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文网1.有关“孙子兵法”的小论文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众所周知，它出自于《孙子兵法》，然而《孙子兵法》究竟讲了些什么？日前，哈尔滨工程大学军事教育讲师于凡做客“201讲坛”，解读《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诞生于2500年前的春秋时期。于凡介绍说，那时候的战争非常讲究诚信礼义，“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不加丧、不因凶”、“不鼓不成列”等史料都说明了这一点，而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孙子却发出“兵者，诡道也”的呼声。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孙子兵法》以其巨大的实用性闻名于世，一直为后人所推崇，时至今日，也仍被各国专家学者所研究。于凡说：“《孙子兵法》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体现了东方的智慧、中国文化的精髓。”
于凡指出，《孙子兵法》处处体现了“重战”、“慎战”、“备战”的思想。“重战”，即重视战争。虽然战争为世人所厌恶，老子也曾说：“兵者，乃不详之器。”然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战争还往往作为社会进步的转折点推进历史的发展。但对国家而言，战争的胜负关乎国之存亡，因而“重战”就成为一种不得不的举动。
《孙子兵法》说：“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作为一国之主不能因一时之怒而大兴兵甲，将帅也不能因一时之愤而发动战争，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所以“慎战”也非常重要。于凡举了一个现代战争的例子：1982年，阿根廷总统加尔铁里贸然发动战争，企图占领马尔维纳斯群岛，结果被英国击败，使阿根廷失去对该岛与英国的谈判权，同时也给阿根廷带来了经济损失，加尔铁里自己也沦落入狱。可见，“慎战”确是明智之举。
此外，仅仅重视战争、慎重战争是不够的，这不能保证不被攻击、不被卷入战争。于凡强调说：“备战不是为了作战，也不是尚战，而是一种自我保护，一种促进和平的手段。”
关于《孙子兵法》“知己知彼”的思想，于凡做了这样的解释说明：战争前，不知彼而知己，就如同赌博一般，胜负之数难以意料；不知己而知彼，就不能结合自身现状制定合理战略；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就像瞎子骑瞎马一般，其结局不言自明。因此，作战前必须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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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孙子兵法"兵者诡道"原理在军争和企业竞争中的应用 在《孙子兵法》中曾这样写到"兵者，诡道也。
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
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比兵家之胜。
不可先传也。" "兵者，诡道也。
"孙子一语破的，道出了军事斗争一个最本质的特征。其实，凡存在人与人竞争对抗活动的场合，都奉行"诡道逻辑"。
在现代企业竞争中更是如此了。 历代兵家，多把"诡道"理解为一种纯粹的诈术，把"兵者诡道"与"兵以诈立"划了等号。
在《十一家注孙子》中，曹操说，诡道即"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李筌说，诡道的意思就是"军不厌诈"。
梅尧臣的解释是"非谲不可以行权，非权不可以制敌"。谲，欺诈奇特之意。
王皙认为，"诡者，所以求胜敌；御众必以信。"这也是把"诡"理解成了与"信"相对应的"欺"。
张预提出"用兵虽本仁义，然其取胜必在诡诈"。纵论各家所说，都是以偏盖全，把大象的鼻子当成大象。
以讹传讹，形成误区。 《说文解字》讲，诡者不守常也。
所谓"诡道"，即非常规，非常道，非常法，非常理，非程序，非逻辑。正因为活力对抗奉行的是"诡道逻辑"，所以用谋无一定之规。
就是说，无规则便是用谋的规则。 从《孙子兵法·始计篇》中讲的"诡道十二法"，诡道包含一个目的，三种手段。
一个目的是：为达成军事行动的突然性，即出奇不意，攻其不备。三种手段是：示形、用变、出奇。
示形，用现代军事术语讲就是伪装，包括战略伪装、战役伪装、战术伪装。 战略伪装又分政治伪装，外交伪装，军事伪装，示形是一种示假隐真的欺诈活动。
做人的美德是诚实，而战争的美德则是欺诈。正如孙子所言："兵以诈立。
" 用变，能因敌变化而致胜者谓之神，在古代兵法中，讲变的地方非常之多。灵活变通，是掌握战场主动权的关键。
谋略，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对科学的掌握需要通过学习，对艺术的把握则需要在实践中去领悟。
实践的广度和深度不同，领悟中对自我思维定势的破除程度不同，对谋略艺术的升华也就不同。在古代兵法中，经常讲到用兵之妙，用兵之绝，乃至用兵如神之类的词语。
以表现用兵艺术之境界。 一般说，熟能生巧，巧能生妙，妙能生绝，绝能生神。
但这都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在不断进行自我否定的发展中实现的。熟能突破定势方生巧，巧能删繁就简标新立异而成妙，妙能在出自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谋胜道则为绝，绝能在情理之外、非逻辑、非常规、非常理中谋胜道者则为神。
这就是"用变"的神奇之处。 出奇，出奇是制胜的不二法门。
奇与正，是相对而言的。大凡上了书的、写入教材、编入作战条令的，在实践中创造出来加以固定的范式，都属于正法。
奇法则属"无法"，而"无法"之中包含着无穷之法。新奇无非是第一次上演，奇追求的是"第一次"。
正法也可以叫常法，奇法也可以叫变法。在变化中创新，在变化中生奇。
用正兵挡敌，用奇兵制胜。 "诡道"是和"正道"相对而言的。
或者说，"诡道"是对"正道"的反叛。 据有关历史材料讲，从西周初建，到春秋末期，兵法理论经历了三个阶段。
起初，周王朝为了巩固已取得的政权，政治上强调以"礼"治天下。 为此，充满诡道权谋思想的"太公阴符"并没有公开提倡和继承。
周以权谋灭商，成功后便封锁权谋。在"周礼"的影响下，兵家转而奉行"仁义之兵"，提倡"成列而鼓"的"正道"。
"正道"有一套规则：两军对垒，不能进攻还未布好阵势的敌人；不能乘对方处于困难之际发起突然袭击；不能追击已经打败而逃跑的敌人等。 按照这种"正道逻辑"，交战只能以实力决胜负，即不可能出现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奇迹，也不会有一方彻底吃掉另一方之"歼灭战"的可能。
以奉行"正道"为特征的"仁义之兵"，有利于保持那种分封割据局面的稳定性。当时，各诸侯国的等级不同，拥有军事力量的大小各异。
天子6军，大国3军，其次两军，小国只有一军。周王朝的分封政治，要求军事斗争仅限于调解相互间矛盾冲突的有限作战。
依"正道"的指导原则，小国无法打败大国，大国也不能完全吃掉小国，虽有一时激化了矛盾冲突，也只能是一些处罚性、教训性的战争，而不会彻底动摇诸侯割据的局面。 不过，战争终究是利益的争夺，决不会沿着"正道"平稳发展。
后来，到了春秋初期，周王朝地位下降，管仲为帮助齐桓公称霸天下，改"仁义之兵"为"节制之兵"，政治上强调"尊王攘夷"，军事上以结盟之实力，慑服那些不听招呼的诸侯国。称霸的目的在于保持大国的"家长"地位，建立"国际新秩序"，而不是推翻周王朝，取代周天子，不是把其他诸侯国都兼并掉，而是借"尊王"之名以令诸侯。
从历史材料看，先后出现的"春秋五霸"都是争取了一个列国间利益分配和矛盾调解的权力，代行周王朝的职能。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多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节制之兵"适应了这一时期的政治需要。 随着形势的发展，原来那种仅仅限于调解诸侯之间一般利益矛盾的有限。
3.孙子兵法论文
治军先治心的管理观念 部队管理的心理学是军事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在《三国演义》中也有很多描写，比较突出地体现出罗贯中治军先治心的管理观念。
《孙子兵法》开卷列用兵必察五事，首推统帅之道，曰：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民不畏危。 张预注曰：“以恩信道义抚众，则三军一心，乐为其用”。
贾林注曰：“将能以道为心，与人同利同患，则士卒服，自然心与上者同也。使士卒怀我如父母，视敌如仇雠者，非道不能也。”
罗贯中很重视这些治军治心的思想，在作品中通过形象化的方式，将其体现到诸葛亮等统帅人物身上，借以塑造出高低有别、性格各异的帅才。 写诸葛亮治军治心，花费笔墨较多的有两个情节：挥泪斩马谡、卤城破凉兵。
前者是流传最广的三国故事之一。这一情节虽有史实作依据，但罗贯中为了突出诸葛亮治军治心的思想，在“挥泪”上着力渲染：先是马谡“泣曰”，“言讫大哭”；继而“孔明挥泪”，“流涕而答”，“大哭不已”；最后，“大小将士，无不流涕。
”蜀营这一片哭声使上下同心，由失败的沮丧转向了哀痛。接下去，诸葛亮亲祭马谡，加意抚恤，坚持自贬，更是赢得将士之心。
“诸将皆服其论”，“惜军爱民，厉兵讲武”，为再伐中原打下了基础。卤城破凉兵的记载见于裴注所引郭冲《五事》，而裴松之有详细考辨，结论是“乖刺多矣”。
罗贯中明知“乖刺”而采用，并改写以避其与下文矛盾之处，可见是很欣赏这一情节的。在这段描写中，蜀兵前后士气的变化很明显。
正当换班当归的蜀兵“收拾行程”时，雍凉魏兵二十万来袭（这里原作有疏漏），“蜀兵无不惊骇”。而诸葛亮体恤人情，断然拒绝停换助战的建议：不可。
吾用兵命将，以信为本；既有令在先，岂可失信？且蜀兵应去者，皆准备归计，其父母妻子倚扉而望；吾今便有大难，决不留他。然后，“传令教应去之兵，当日便行”。
而在这种情势下，众军闻之，皆大呼曰：“丞相如此施恩于众，我等愿且不回，各舍一命，大杀魏兵，以报丞相！”------众兵领命，各执兵器，欢喜出城，列阵而待。 -------蜀兵一拥而进，人人奋勇，将锐兵骁------奋力追杀。
由惊骇转为欢喜，转为奋勇，使局势转危而安，全在于诸葛亮的一个姿态、一席话。这似乎有些夸张，但在作者笔下却显得入情入理，因为与诸葛亮一贯的惜军爱民作风相一致。
而略带夸张的士气转变则有助于突出诸葛亮把握、控制军队心理的能力。 《三国演义》中，另一个治军治心的高手是曹操。
在作者笔下，他治心的能力不逊于孔明，但二人治心之道却迥然相反。孔明治心的基础是以德化人，而曹操则是以诈驭人，象望梅止渴、借首安众，都是有名的诈术之例，而最典型的是征张绣途中的割首代发：曹操为了“服众”，先是假意自刎，然后以剑割发，“传示三军”，“于是三军悚然，无不懔遵军令。
”从效果看，曹操“治心”之术也是成功的，故作者以诗论之：十万貔貅十万心，一人号令众难禁，拔刀割发权为首，方见曹瞒诈术深。虽为诈术，亦可约束军心。
作者对曹操之诈，从道德上是批判的，从效用上则有几分欣赏。这大约与唐宋以还某些兵法理论的影响有关。
如宋人孟氏注《孙子》，对上述统帅之道解释为权术，认为：“用兵之妙，以权术为道”，“故其权术之道，使民上下同进趋，同爱憎，一利害”，“百万之众，其心如一，可与俱同死，力动而不至危亡也。 ”也许在事实上，此类治心之术（包括诸葛亮所为），皆含不同程度的权术成份，所以罗贯中对阿瞒这一类行为，并不十分反感，而是作为勾画奸雄形象的有力一笔。
故毛伦父子在曹操祭大宛马一节后批：“奸雄可爱！”“不是为马，正欲感人。得将士心惯用斯法”。
相反的一例是，当写到同样性质的“刘备摔孩子”时，由于作者要借此写出纯然的忠厚长者，结果南辕北辙反而显得诈伪了。 《三国演义》中涉及军事心理学的描写还颇有一些，如疑兵计、激将法等，本文限于篇幅，不拟俱述。
我国古代的军事心理学著述，人们多关注《孙子兵法》一类“正经”理论书籍；谈到《三国演义》，总难免带一点“通俗之作”、“野狐禅”的轻蔑。其实，后者在某些方面是超越了前者的。
这不仅指写作的形象生动，甚至也不仅指其将理论具体化的贡献。《三国演义》在表达其军事理论时，是将作战双方都摆到“沙盘”上，并且同时给双方以主体地位，从而在互动过程中表现出胜负、消长来。
这样，就使其军事思想“临敌决胜” 的实践品格更为突出，特别在表现有关军事心理学主张时，尤其是如此。 另外，《三国演义》在读者群中有其特殊的魅力，这一特性在很大程度上与启人心智有关。
对于文学艺术的创作/欣赏过程中的益智因素，人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似乎都重视不够。通过对《三国演义》接受过程的分析，或可引起对此的必要注意。
《三国演义》之军事心理学论析 与我国其它古典长篇小说相比，《三国演义》对读者有独特的吸引力。除了一般的文学审美魅力之外，它对于读者益智求知欲望的满足，也是其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
明清两代笔记杂著中，关于学兵法、权谋于《三国》的记载颇多，。
4.有关“孙子兵法”的小论文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众所周知，它出自于《孙子兵法》，然而《孙子兵法》究竟讲了些什么？日前，哈尔滨工程大学军事教育讲师于凡做客“201讲坛”，解读《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诞生于2500年前的春秋时期。于凡介绍说，那时候的战争非常讲究诚信礼义，“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不加丧、不因凶”、“不鼓不成列”等史料都说明了这一点，而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孙子却发出“兵者，诡道也”的呼声。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孙子兵法》以其巨大的实用性闻名于世，一直为后人所推崇，时至今日，也仍被各国专家学者所研究。于凡说：“《孙子兵法》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体现了东方的智慧、中国文化的精髓。”
于凡指出，《孙子兵法》处处体现了“重战”、“慎战”、“备战”的思想。“重战”，即重视战争。
虽然战争为世人所厌恶，老子也曾说：“兵者，乃不详之器。”然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战争还往往作为社会进步的转折点推进历史的发展。
但对国家而言，战争的胜负关乎国之存亡，因而“重战”就成为一种不得不的举动。《孙子兵法》说：“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作为一国之主不能因一时之怒而大兴兵甲，将帅也不能因一时之愤而发动战争，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所以“慎战”也非常重要。
于凡举了一个现代战争的例子：1982年，阿根廷总统加尔铁里贸然发动战争，企图占领马尔维纳斯群岛，结果被英国击败，使阿根廷失去对该岛与英国的谈判权，同时也给阿根廷带来了经济损失，加尔铁里自己也沦落入狱。可见，“慎战”确是明智之举。
此外，仅仅重视战争、慎重战争是不够的，这不能保证不被攻击、不被卷入战争。于凡强调说：“备战不是为了作战，也不是尚战，而是一种自我保护，一种促进和平的手段。”
关于《孙子兵法》“知己知彼”的思想，于凡做了这样的解释说明：战争前，不知彼而知己，就如同赌博一般，胜负之数难以意料；不知己而知彼，就不能结合自身现状制定合理战略；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就像瞎子骑瞎马一般，其结局不言自明。因此，作战前必须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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