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国元朝是疆域是不是世界历史上的之最
这件事情是倍受争议的 当时蒙古的老大成吉思汗生了一大堆儿子,其中包括苏不台,窝阔台,郭靖的哥们拖雷等等。
然后蒙古打进了中原,先是灭金,后是宋,大理等等,建立了元朝(这个在中国历史界和世界史学界都是一致认可的,认为元朝是中国的一个朝代,只不过和清朝一样是少数民族统治时期) 但是史学界的矛盾出现了,元朝是拖雷的儿子--忽必略建立的(也就是郭靖的侄子)但是成吉思汗的其他儿子(苏不台,窝阔台等)又带着人往西打了,建立了许多的汗国,这些汗国理论上从属于成吉思汗的直接继承人--拖雷(忽必略)。 这些汗国的领土包括现在的整个中亚,及西亚的一部分和几乎全部的俄罗斯,并延伸到莱因--多瑙河一带。
中国习惯把这些都认为是元朝时的疆土,但是世界史学界不这么认为,认为元朝只是当时蒙古帝国的中国部分,不包括各个汗国。 问题来了,如果元朝只是指蒙古帝国的中国部分,那么历史上中国最大的时期就是清朝而不是元朝了。
就世界史来看,元朝+蒙古的汗国确实是最大的国家(如果殖民时期的英国和西班牙不算此列的话)要是不算进汗国的话,真正的最大的国家就是苏维埃联盟。
2.论文《清代衙门》我在写一个毕业论文,关于清代的衙门,不知该怎么
清代衙门设置 衙门是官署的一种俗称。
从宽泛的意义上说,能够行使国家某种职权的衙署,都可称为衙门。 那么,清代究竟有多少衙门?这恐怕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
从职能上划分,有文、武两大系统,即文职衙门和武职衙门;从民族上来看,清代又有满、蒙、汉等衙门之别;从行政隶属而言,又有中央衙门(当时称为朝、京)与地方衙门(外)之别。 而在京衙署中,又有外朝、内宫之分。
此外,还有自上而下的专署衙门,如漕运、河务、盐政、学务、税关等衙门。自雍正时期在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后,包括原有的少数民族世袭官也多由中央任免,但在甘肃、广西、四川、云南、贵州五省仍有为数不少的土府、土州、土县、土司等特殊衙门;在东北、新疆、蒙古、青海、西藏等地区,还设置了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衙门,如将军、都统、副都统、大臣等。
由于时代的变化,清代衙门的兴革变化最大,有的衙门为清朝所独设,如理藩院、南书房、军机处这三个衙署,地位就十分尊崇。理藩院由蒙古衙门发展而来,掌管蒙、回、藏等事务,以及部分对外(俄罗斯)交涉事务,下设六个清吏司和多个房、厅、处、所,以及内馆、外馆、俄罗斯馆、蒙古官学、唐古特学、托忒学等附属机构,额定编制198人,通事、衙役等147人。
理藩院位列六部之后,其长官进入议政大臣之列,雍正元年以后,更以王公、大学士兼理院事,而汉官无一人侧身其中,可见其地位之特殊。《钦定理藩院则例》南书房不是正式的衙署,入值人员由皇帝从翰林院中“钦点”,但因其朝夕侍奉皇帝,参与决策,因而入值南书房的绝非等闲之辈。
军机处自雍正时期设置后,掌管军国要政,书写谕旨,军机大臣由皇帝从大学士或各部尚书、侍郎中选充,连同其僚属军机章京在内,最多时也不超过40人,而且,“有官而无吏”,人员都有干练之才,效率又极高,外官不得擅入,事实上是清代中枢决策的所在。 清代衙门的设置体现了独特的民族及时代特征。
就其对前朝所设衙门而言,有的进行改造,有的不再设置,其间变化也很大。如明朝的宦官二十四衙门,清朝吸取了宦官为害的教训,将其裁汰精简,并入内务府之中。
而内务府堪称是清朝第一大衙门,仅职官就有3000多人,与事务最繁的户部相比,职官设置是后者的十几倍,如果加上匠役、军丁、太监等人,内务府有上万人之多。 除本府设置广储司等13个衙门管理宫禁事务外,其分属机构就多达四十几个,这些分建衙门,全部铸给关防印信,由总管大臣统辖,人们熟知的“江南三织造”,即是其派驻机构。
织造官都是皇帝亲信之人,除负有本职任务外,早期还负有搜集情报、密报民情、监视所在地方官的特殊使命。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曾任江宁、苏州织造达二十多年,也是最早用“密折”方式向皇帝报告江南情势的官员。
清代是跨越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时代,衙门设置也体现了这一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为办理外交等事务,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
到了晚清实行官制改革,衙门裁撤、新设、合并,变化更大。 陆续新设的衙门有民政部、商部、巡警部、学部、大理院、资政院等。
裁撤的衙门有詹事府、通政使司等。改组、合并的衙门更为纷杂。
作为亲民的州县衙门而言,有相当多的州县佐贰官,如县丞、主簿、训导等,各自有独立的衙署,因而从职能上看,佐贰衙门是州县衙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相对独立,不是严格意义的附属机构。 因此,考虑到以上这些因素,要确切统计清代衙门有多少并非易事。
根据光绪《大清会典》及《清史稿·地理志》等统计,至清末全国仅省、道、府、县四级主要行政机构设置的衙门就有2200多个,如果包括专属衙门及各分支衙门、佐贰衙门,清代地方衙门总数当不少于3000个。 平均每个省有130多个衙门,一个县有2个以上衙门。
因此,清代堪称是衙门泛滥的时期之一。 民众负担何其重 衙门越多,民众的负担就越重,所受到的侵扰就越厉害,所谓官多扰民,自古已然。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八中曾说过:“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 ”大官都是“治官之官”,这类官一多,不但耗糜国家财富,浚削民膏民脂,而且官员之间互相推诿,小则降低行政效率,大则影响国计民生。
唐甄在《潜书》中指出,官越大,越不亲民,因而“天下之官皆弃民之官,天下之事皆弃民之事”。而小官都是“治民之官”,这类官一多,国家就能得到治理,正如唐甄所说:“天下之官皆养民之官,天下之事皆养民之事”,匹夫匹妇才能各得其所。
与以往朝代相比,清代的大衙门多、高官多,堪称一大特点。按照嘉庆《大清会典》核定的内外文武官员数目,除去编检、庶吉士、侍卫,以及准、回等部官员不计外,清朝额定官员二万七千多员。
咸同年间,冯桂芬指出,清代官员人数,“于古不为多,而大官之多,为汉以来所未有”,“不冗于小而冗于大,不冗于闲而冗于要,不冗于一二而冗于十百”。 按照中国古代行政机构设置即衙门统系而言,唐以前地方衙署实行郡(州)县二级制,唐设道,宋设路,但不是一级实体机构。
元代设置行省,明朝改设三司,地方行政系统始成三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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