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文网1.教育学毕业论文范文：陶行知教学思想管窥
陶行知教学思想——教学做合一
教学做合一是本校的校训，我们学校的基础就是立在这五个字上，再也没有一件事比明了这五个字还重要了。说来倒很奇怪，我 在本校从来没有演讲过这个题目，同志们也从没有一个人对这五个字发生过疑问，大家都好像觉得这是我们晓庄的家常便饭，用不着多嘴饶舌了。可是我近来遇了两件事，使我觉得同志中实在还有不明了了校训的意义的。一是看见一位指导员的教学做草案里面把活动分成三方面，叫做教的方面，学的方面，做的方面。这是教学做分家，不是教学做合一。二是看见一位同学在《乡教丛刊》上发表一篇关于晓庄小学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说：“晓庄小学的课外作业就是农事教学做。”在教学做合一的学校的辞典里并没有“课外作业”。课外作业是生活与课程离婚的宣言，也就是教学做离婚的宣言。今年春天洪深先生创办电影演员养成所，招生广告上有采用“教”“学”“做”办法字样，当时我一见这张广告，就觉得洪先生没有十分了解教学做合一。倘使他真正了解，他必定要写“教学做”办法，决不会写作“教”“学”“做”办法。他的误解和我上述的两个误解是相类的。我接受了两次刺激，觉得非彻底的、原原本本的和大家讨论明白，怕要闹出绝大的误解。思想上发生误解则实行上必定要引起矛盾。所以把这个题目来演讲一次是万不可少的。我自回国以后，看见国内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认定有改革之必要。这种情形以大学为最坏。导师叫做教授，大家以被称教授为荣。他的方法叫做教授法，他好像拿知识来赈济人的。我当时主张以教学法来代替教授法，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务会议席上辩论二小时，不能通过，我也因此不接受教育专修科主任为名义。八年，应《时报·教育新思潮》主干蒋梦麟先生之征，撰《教学做合一》一文，主张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此时苏州师范学校首先赞成采用教学法。继而“五·四”事起，南京高等师范同事无暇坚持，我就把全部课程中之教授法一律改为教学法。这是实现教学合一的起源，后来新学制颁布，我进一步主张：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但是教学做做合一之名尚未出现。前年在南开大学演讲时，我仍用教学做合一之题，张伯苓行政管理拟改为学做合一。我于是豁然费通，直称为教学做合一。去年我撰《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时，即将教学做合一之原理作有系统之叙述。我现在要把最近的思想组织起来作进一步之叙述。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为教，学也不成为学。从广义的教育观点看，先生与学生并没有严格的分别。实际上，如果破除成见，六十岁的老翁可以跟六岁的儿童学好些事情。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是我们不知不觉中天天有的现象。因此教学做是合一的。因为一个活动对事说是做，对己说是学，对人说是教。比如种田这件事是要在田里做的，便须在田里学，在田里教。游泳也是如此，游泳是在水里做的事，便须在水里学，在水里教。再进一步说，关于种稻的讲解，不是为讲解而讲解，乃是为种稻而讲解；关于种稻而看书，不是为看书而看书，乃是为种稻而看书；想把种稻教得好，要讲什么话就讲什么话，要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我们不能说种稻是做，看书是学，讲解是教。为种稻而讲解，讲解敢是做，为种稻而看书，看书也是做。这是种稻的教学做合一。一切生活的教学做都要如此，方为一贯。否则教自教，学自学，连做也不是真做了。所以做是学的中心，也就是教的中心。“做”既占如此重要的位置，宝山县立师范学校竟把教学做合一改为做学教合一，这是格外有意思的。
创新教育需要“教学做合一”的方法论。“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身体力行予以倡导的新的教学法，他主张：“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教学做合一”正确地反映了教学的客观规律，其基本精神是手脑并用，学用结合。只有“在用脑的时候，同时用手去实验；用手的时候，同时用脑去想”，即“劳力上劳心”，才有可能进行创造和发明。
这就启示我们教师在创新教学过程中应做到：（1）把发展学生能力作为主要的教学目标，变严格守纪的课堂气氛为生动活泼、主动探索的课堂气氛，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法；（2）鼓励创造性的学习，发挥学生的主体能动性，使学生人人参与到学习活动中，在学习中发掘自己内在的潜力，不断提高创造能力；（3）重视学法指导，加强学生学习自控能力的培养；（4）重视对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
2.陶行知的文章
陶行知（1891.10.18--1946.7.25），汉族，徽州歙县人，中国人民教育家、教育、思想家，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
是/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继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
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论核心。
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 《创造宣言》 创造主未完成之工作，我们接过来，继续创造。
宗教家创造出神来供自己崇拜。最高的造出上帝，其次造出英雄之神，再其次造出财神、土地公、土地婆来供自己崇拜。
省事者把别人创造的现成之神来崇拜。 恋爱无上主义者造出爱人来崇拜。
笨人借恋爱之名把爱人造成丑恶无耻的荡妇来糟踏，糟踏爱人者不是奉行恋爱无上主义，而是奉行万恶无底主义的魔鬼，因为他把爱人造成魔鬼婆。 美术家如罗丹，是一面造石像，一面崇拜自己的创造。
教育者不是造神，不是造石像，不是造爱人。他们所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
真善美的活人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石像，是我们的爱人。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
说得正确些，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之活人。倘若创造出丑恶的活人，不但是所塑之像失败，亦是合作塑像者之失败。
倘若活人之塑像是由于集体的创造，而不是个人的创造，那末这成功失败也是属于集体而不是仅仅属于个人。在一个集体当中，每一个活人之塑像，是这个人来一刀，那个人来一刀，有时是万刀齐发。
倘使刀法不合于交响曲之节奏，那便处处是伤痕，而难以成为真善美之活塑像。在刀法之交响中，投入一丝一毫的杂声，都是中伤整个的和谐。
教育者也要创造值得自己崇拜之创造理论和创造技术。活人的塑像和大理石的塑像有一点不同，刀法如果用得不对，可以万像同毁，刀法如果用得对，则一笔下去，万龙点睛。
在机场与毛泽东合影 有人说：环境太平凡了，不能创造。平凡无过于一张白纸，八大山人挥毫画它几笔，便成为 在机场与毛泽东合影一幅名贵的杰 作。
平凡也无过于一块石头，到了菲狄亚斯、米开朗基罗的手里可以成为不朽的塑像。 有人说：生活太单调了，不能创造。
单调无过于坐监牢，但是就在监牢中，产生了《易经》之卦辞，产生了《正气歌》，产生了苏联的国歌，产生了《尼赫鲁自传》。单调又无过于沙漠了，而雷赛布（Lesseps）竟能在沙漠中造成苏伊士运河，把地中海与红海贯通起来。
单调又无过于开肉包铺子，而竟在这里面，产生了平凡而伟大的平老静。 可见平凡单调，只是懒惰者之遁辞。
既已不平凡不单调了，又何须乎创造。我们是要在平凡上造出不平凡；在单调上造出不单调。
有人说：年纪太小，不能创造，见着幼年研究生之名而哈哈大笑。但是当你把莫扎特、爱迪生，及冲破父亲数学层层封锁之帕斯卡尔（Pascal）的幼年研究生活翻给他看，他又只好哑口无言了。
有人说：我是太无能了，不能创造。但是鲁钝的曾参，传了孔子的道统，不识字的慧能，传了黄梅的教义。
慧能说：“下下人有上上智”，我们岂可以自暴自弃呀！可见无能也是借口。蚕吃桑叶，尚能吐丝，难道我们天天吃白米饭，除造粪之外，便一无贡献吗？ 有人说：山穷水尽，走投无路，陷入绝境，等死而已，不能创造。
但是遭遇八十一难之玄奘，毕竟取得佛经；粮水断绝，众叛亲离之哥伦布，毕竟发现了美洲；冻饿病三重压迫下之莫扎特，毕竟写了《安魂曲》。绝望是懦夫的幻想。
歌德说：没有勇气一切都完。是的，生路是要勇气探出来，走出来，造出来的。
这只是一半真理，当英雄无用武之地，他除了大无畏之斧，还得有智慧之剑，金刚之信念与意志，才能开出一条生路。古语说：穷则变，变则通。
要有智慧才知道怎样变得通，要有大无畏之精神及金刚之信念与意志才变得过来。 所以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我们至少走两步退一步，向着创造之路迈进吧。
像屋檐水一样，一点一滴，滴穿阶沿石。点滴的创造固不如整体的创造，但不要轻视点滴的创造而不为，呆望着大创造从天而降。
东山的樵夫把东山的茅草割光了，上泰山割茅草，泰山给他的第一个印象是：茅草没有东山多。泰山上的“经石峪”、“无字碑”、“六贤祠”、“玉皇顶”，大自然雕刻的奇峰、怪石、瀑布，豢养的飞禽、走兽、小虫和几千年来农人为后代种植的大树，于他无用，都等于没有看见。
至于那种登泰山而小天下之境界，也因急于割茅草而看不出来。他每次上山拉一堆屎，下山撒一泡尿，挑一担茅草回家。
尿与屎是他对泰山的贡献，茅草是他从泰山上得到的收获。茅草是平凡之草，而泰山所可给他的又只有这平凡之草，而且没有东山多，所以他断定泰山是一座平凡之山，而且从割草的观点看，比东山还平凡，便说了一声：“泰山没有东山好。”
这话被泰山一棵树。
3.陶行知论文著作有哪些
生于1891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六日）安徽歙县的一个清苦农家。
他自幼聪明好学，邻村的一位塾师认定这孩子长大后必然能成就大事，就让他免费入塾读书。有一天下大雪，当他赶到塾馆时老师已经开讲，他硬是站在门外专心致志地听老师把课讲完。
这种学习精神感动了塾馆里的每一个人。1906年，他进入本县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免费读书，在这里学习英文、数学、理化等课程，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教育。
但由于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底层，所以从童年时代起就对民间的疾苦有深切的感受。他尤其关注中国的农村，立志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广大中国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处境去奋斗。
因此，在崇一学堂读书的时候，就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 当陶行知1914年以名列第一的优异成绩在南京金陵大学文科毕业后，便远渡重洋赴美国留学。
最初攻读市政，后来觉得没有真正的大众教育，就不能有真正的新共和，于是便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攻教育，期望通过教育来救国救民。 当陶行知于1917年学成归国的时候，正值国内发起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
陶行知满怀热情地在这场运动中奔走呼号，积极提倡新教育，改革旧教育。为此，他一方面介绍西方的教育理论，另一方面也反对盲目“仪型他国”，提出要以科学方法进行教育改革和创新，为实现中国教育的普及化和近代化踏出一条新路。
最初，陶行知以主要精力从事平民教育。这期间他深切感到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
他说：“中国以农立国，住在乡村的人占全国人口85%。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
要想普及教育，就必须使平民教育下乡，开展乡村教育运动。 但是，开展乡村教育决非易事，它需要有一批有志之士全心全意地为之奋斗。
因此，陶行知号召人们加入这个运动，“一心一意地为中国乡村开创一个新生命。”他还立下宏愿，要排除各种困难，筹措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他为了建立一支合格的乡村师资队伍，1926年与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等人一起筹建乡村师范学校，校址选在南京远郊偏僻荒凉的晓庄（原名小庄）。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晓庄师范，由陶行知亲自担任校长。
晓庄师范诞生于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炮火声中。在晓庄师范，陶行知脱去西装，穿上草鞋，和师生同劳动、同生活，共同探索中国教育的新路。
也就是在晓庄师范，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理论加以改造，形成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其要点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做中学”。
根据生活教育的理论，晓庄师范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开荒，自己建茅屋，做什么事，就读什么书，还走出校门参加村里的农协会和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这样就把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及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
其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实际才干和创新能力，把学生培养成有农夫的身手，有科学的头脑，有改造社会精神的乡村教师。由于生活教育理论基本符合中国国情，所以在当前我国进行的教育改革中仍然可以作为借鉴。
1932年，陶行知通过总结晓庄师范的经验，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工学团。工学团是一个社会教育组织，它既是学校，又是工厂，也是一个小社会。
它制定了“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宗旨，招收当地农民子弟入团，上午学习文化知识，下午参加生产劳动。晚上由儿童团员请当地农友到工学团办的茶园里谈论天下大事，还由儿童团员讲故事，当小先生。
后来这种“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在全国的二十多个省市中广泛推行，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抗日救国新高潮的到来。
这时候，陶行知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参与发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还与宋庆龄、邹韬奋等著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7月，他受救国会的委任，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亚非二十六国，争取各地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救国斗争。
出国前夕途经香港时，与沈钧儒、章乃器等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赞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个宣言震动国内外，对全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热情支持。
抗战开始后，陶行知发现，许多有特殊才能的孩子因为陷于贫困和屈辱的境地得不到培养的机会。在周恩来和许多共产党员的支持下，1939年7月他创办了育才学校。
这所学校设在重庆附近，学生都是择优选拔的有特殊才能的优秀儿童。学校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大批专家学者担任教师，对学生因材施教。
他们不仅教学生学习文化课，而且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专业基础知识教育和革命的思想教育，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革命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样就把生活教育的理论运用在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使育才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株奇葩。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以更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斗争。
他在重庆创办的。
4.陶行知爱国文章
生于1891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六日）安徽歙县的一个清苦农家。
他自幼聪明好学，邻村的一位塾师认定这孩子长大后必然能成就大事，就让他免费入塾读书。有一天下大雪，当他赶到塾馆时老师已经开讲，他硬是站在门外专心致志地听老师把课讲完。
这种学习精神感动了塾馆里的每一个人。1906年，他进入本县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免费读书，在这里学习英文、数学、理化等课程，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教育。
但由于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底层，所以从童年时代起就对民间的疾苦有深切的感受。他尤其关注中国的农村，立志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广大中国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处境去奋斗。
因此，在崇一学堂读书的时候，就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 当陶行知1914年以名列第一的优异成绩在南京金陵大学文科毕业后，便远渡重洋赴美国留学。
最初攻读市政，后来觉得没有真正的大众教育，就不能有真正的新共和，于是便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攻教育，期望通过教育来救国救民。 当陶行知于1917年学成归国的时候，正值国内发起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
陶行知满怀热情地在这场运动中奔走呼号，积极提倡新教育，改革旧教育。为此，他一方面介绍西方的教育理论，另一方面也反对盲目“仪型他国”，提出要以科学方法进行教育改革和创新，为实现中国教育的普及化和近代化踏出一条新路。
最初，陶行知以主要精力从事平民教育。这期间他深切感到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
他说：“中国以农立国，住在乡村的人占全国人口85%。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
要想普及教育，就必须使平民教育下乡，开展乡村教育运动。 但是，开展乡村教育决非易事，它需要有一批有志之士全心全意地为之奋斗。
因此，陶行知号召人们加入这个运动，“一心一意地为中国乡村开创一个新生命。”他还立下宏愿，要排除各种困难，筹措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他为了建立一支合格的乡村师资队伍，1926年与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等人一起筹建乡村师范学校，校址选在南京远郊偏僻荒凉的晓庄（原名小庄）。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晓庄师范，由陶行知亲自担任校长。
晓庄师范诞生于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炮火声中。在晓庄师范，陶行知脱去西装，穿上草鞋，和师生同劳动、同生活，共同探索中国教育的新路。
也就是在晓庄师范，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理论加以改造，形成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其要点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做中学”。
根据生活教育的理论，晓庄师范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开荒，自己建茅屋，做什么事，就读什么书，还走出校门参加村里的农协会和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这样就把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及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
其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实际才干和创新能力，把学生培养成有农夫的身手，有科学的头脑，有改造社会精神的乡村教师。由于生活教育理论基本符合中国国情，所以在当前我国进行的教育改革中仍然可以作为借鉴。
1932年，陶行知通过总结晓庄师范的经验，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工学团。工学团是一个社会教育组织，它既是学校，又是工厂，也是一个小社会。
它制定了“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宗旨，招收当地农民子弟入团，上午学习文化知识，下午参加生产劳动。晚上由儿童团员请当地农友到工学团办的茶园里谈论天下大事，还由儿童团员讲故事，当小先生。
后来这种“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在全国的二十多个省市中广泛推行，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抗日救国新高潮的到来。
这时候，陶行知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参与发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还与宋庆龄、邹韬奋等著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7月，他受救国会的委任，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亚非二十六国，争取各地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救国斗争。
出国前夕途经香港时，与沈钧儒、章乃器等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赞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个宣言震动国内外，对全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热情支持。
抗战开始后，陶行知发现，许多有特殊才能的孩子因为陷于贫困和屈辱的境地得不到培养的机会。在周恩来和许多共产党员的支持下，1939年7月他创办了育才学校。
这所学校设在重庆附近，学生都是择优选拔的有特殊才能的优秀儿童。学校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大批专家学者担任教师，对学生因材施教。
他们不仅教学生学习文化课，而且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专业基础知识教育和革命的思想教育，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革命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样就把生活教育的理论运用在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使育才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株奇葩。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以更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斗争。
他在重庆创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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