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文网1.关于考古学的2000字的论文
论文摘要 ：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断代，二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三是研 究经济文化交流。
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历史。 钱币是田野考古中的常见之物 ，在考古学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论是考古学界还是钱币学界 ，对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研究都不多，尚无专文论及。
笔者不揣浅陋 ，试对此作一粗浅的探讨 ，望方家正之。 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 中的作用甚多 ，但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断代 ，二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 ，三是研究经济文化交流 ，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历史。
下面分别讨论。 一、断代 （一）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 考古学断代的方法在史前 和历史时期是不 同的。
历史时期考古学断代方法，除各 时期考古通用之类型学、地层学外，还特别注重文字材料，如简牍、铭文、碑志等等。在我国，钱币用于考古断代，仅适用于历史时期。
历史上的钱币均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这是利用钱币进行 断代 的理论前提。宋代以前 ，有布币、刀币、半两、五铢、开元通宝等钱币，一般无年号 ，但各种钱币的行用均有时间范围。
如布币、刀币行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蚁鼻钱行用于战国时期 ，半两钱行用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时期。上述钱币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均各有其行用时间。
如“八铢半两”为高后二年（公元前 186年）所铸，“四铢半两”为汉文帝前元五年（前 175年）所铸。其他如货泉、大泉五十等新莽钱币、蜀汉直百五铢、南朝宋孝建、景和等钱币，均有较明确的行用时间，不必一一列举。
五铢钱，始铸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 （前118年），废止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是中国古代行用时间最长的货币 ，历时七百多年，被誉为“长寿钱”。
经学界各代达人 的努力 ，五铢钱的断代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其中尤值一提的是蒋若是先生《洛阳烧沟汉墓》一书。
蒋氏利用大量的汉墓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将汉代五铢钱分成五型。虽然其中某些细节尚可商榷，但其基本结论经半世纪的考验 ，仍无大谬，受到学界的高度赞扬。
在撰成《洛 阳烧沟汉墓》几十年后蒋先生又完成《秦汉钱币研究一书，该书集蒋先生几十年研究秦汉钱币的心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此外，北京大学吴荣 曾先生撰有《五铢钱 与墓葬断代》一 文，对磨郭钱、五铢小钱的断代进行了深入研究 ，颇 有说服力 。
今 日，两汉五铢的断代已经不存在较大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地方政权并立 ，因此 ，货币的发行混乱不堪 ，多数货币行用不久即颁行新币人们可能认为，这个时期币制如此混乱，断代研究可能会很难 ，其实恰好相反。
原因很简单，每种钱币行用的时间不长，正好更准确的表明了该钱 币的所属时间。如梁 四柱五铢 ，钱面上下各 有二星，颇具特征。
又如南朝宋 文帝铸重 达八 铢之 五铢钱 ，世称“当两五铢”。这些钱币的时代特征明显 ，于断代十分有利。
隋五铢外郭特宽、钱色泛白、“五”字旁有一竖 ，特征鲜明，易于判别，且行用时间较短，故断代价值较高。 “开元通宝”钱也是一种长寿钱 ，始铸于唐武德四年（621年），一直作为主币沿用至五代十国时期甚至清代太平天国农 民政权也 曾铸行此钱。
唐、五代所行“开元通宝”品种达数 十种，其 区别主要体现在字形变化上。目前学术界已能大致区别 出不同时代之“开元通宝” 。
宋代以来，年号钱盛行 ，往往每次改年号 ，都要发行新的年号钱，此已为学界常识，不必多言。年号钱的发行为考古断代提供 了极大的方便，使断代能更为精确。
仅举一例 ：广西贺州博物馆 2002年在对临贺故城进行维修时 ，发现一座出土“元丰通宝 ”的墓葬打破红色砖墙 的情况 ，从而判断出红色墙砖 的时代在北宋元丰年间以前。后来再结合文献记载的时期曾对城墙进行过较大工程的情况推测该段城墙为南汉所修 。
这样 的例子在 考古工作 中屡见不鲜，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 ，出土钱币为历史时期考古断代带来了极大便利，成为考古学断代研究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二）利用出土钱 币进行考古断代时的注意事项 虽然利用 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作用巨大，但在具体操作时有一些注意事项，否则可能得出错误结论。 第一要注意的是晚期地层、遗迹、墓葬等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
从理论上看，晚期单位（地层遗迹、墓葬等）可以包含早期遗物 ，而早期单位不可能包含晚期遗物 。因此，在 晚期单位 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是不奇怪的，也是常见的。
第二要注意的是钱币的行用时间下限。一种钱币的颁行时间是其行用时间的上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但其时代下限却难 以确定，因为颁行新币后原来的钱币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与新币共同流通 ，有时流通时间还甚长，这在五铢 、开元通宝等长寿钱身上体现特别明显。笔者在研究三峡地区秦汉墓时发现：秦半两、汉初榆荚半 两、文帝 四铢半两等半两钱均沿用至西汉 中期，武帝五铢沿用至东汉中期 ，昭宣五铢沿用至东汉晚期。
出人意料的是，新莽的货泉和大泉五十也有沿用至东汉 晚期的情况 。管维 良先生曾对魏 晋南北朝 时期 四十批墓葬和窖藏 中的出土的钱币进行分析。
2.考古中国的论文写什么好呢
杨根先生的《论宋代八大窑系》，跟你这个论文应该是一类的，那篇文章应该算作对宋代陶瓷考古的一篇简单综述，何况那里面也有一些错误，比如他认为定窑白瓷的釉有化装土的遮盖作用，其实后来根据实验发现那是一种特殊烧成条件下的莫来石析晶现象。
所以，希望楼主做这篇论文不必太紧张。既然是写论文，而且是考古学论文，那么我想再补充一下，以便让楼主的论文写得更方便，楼主既然学考古，应该知道在论述考古学意义上的某类器物的时候，要交代清楚这类器物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所以我要补充的是：唐代玉器体现了之前器物的哪些东西，又影响到之后的什么，从器型上说，唐代继承之前玉器的器型，除了常见的礼器，佩饰，容器外，还出现了玉册这样的新器型，原来传统的一些器型，比如射（不是这个字，我字库没有那个字，意思是扳指）型佩，这类东西从战国开始流行，两汉最盛，南北朝继续沿用，但是到了唐，这类东西在关中地区目前尚未有发现，可见这类东西应该是在北周时期在关中消亡的，相对的，南北朝佛教的盛行，影响到唐朝玉器出现新品种，比如飞天这样的佛教题材玉器，这类是唐代人物造型圆雕玉器的代表作，我们可以注意到，唐以前的圆雕人物玉器非常少，但是唐以后这类东西陡然增加，而且宋明两代的圆雕玉人物的风格，基本和唐代的没什么太大差别，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从加工工艺上来说，唐代玉器一方面继续沿用传统的砣具碾琢技法，另一方面，曾经在秦国玉器上出现的连点成线的錾刻工艺又出现了，并且有了创新，应该是和同时期流行的金银器錾刻工艺有关，如果具体分析唐代琢玉所呈现的短粗阴刻线对艺术表现的帮助，则不难发现，在何家村和长安薛氏墓出土的玉带饰上，这种阴线很好的表现出了浮雕人物或者动物遒劲的肌肉，这与唐朝以肥为美的审美观吻合，还有金银细工与玉器的结合，在唐朝发展到一个高峰，这种装饰手法在先秦就出现了，但是金银用于玉器装饰最多的还是唐朝，应该注意到，在玉器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符号意味的先秦两汉时期，玉器在中原华夏文化圈常见，而金银则很少，相反，金银多见于北方游牧民族。
唐代金银如此之多，且金玉结合，应该是唐代开放，民族融合的一种体现，另外唐代的玉料种类较之以前也极大丰富，先秦秦汉时期，我国的传统玉石器原料，主要是软玉，玛瑙，水晶，车蕖，松石，岫玉这几种，但是唐代开始有了宝石类的东西。以上就是我要补充的东西，另外，给你一点建议，唐朝玉器出土的情形说明，除了陈设玉器外，随身佩带的玉器种类非常单一，从工艺水平上说，甚至还不如先秦时期的一些精品，虽然说这与六朝以来汉人对玉器观念的转变从而影响了玉器制作有关，但是应该还有其他的原因，我觉得如果你的论文能够从对唐朝玉器的形态描述中透视出唐朝对玉的一些意识形态层次的东西，应该是很有深度的，如果能够把全国各地出土的唐代玉器进行分期，分区排比研究，从而能够说明唐在安史之乱前后，从开放到闭锁的文化心态变化在玉器上的表现，就更完美了。
3.要写毕业论文了
刚才翻了一下楼主原来的贴，发现这个问题楼主曾经问过，其实呢，这个题目的确有点大，翻阅过北京大学100年论文集考古卷之后，发现里面有一篇杨根先生的《论宋代八大窑系》，跟你这个论文应该是一类的，那篇文章应该算作对宋代陶瓷考古的一篇简单综述，何况那里面也有一些错误，比如他认为定窑白瓷的釉有化装土的遮盖作用，其实后来根据实验发现那是一种特殊烧成条件下的莫来石析晶现象。所以，希望楼主做这篇论文不必太紧张。既然是写论文，而且是考古学论文，那么我想再补充一下，以便让楼主的论文写得更方便，楼主既然学考古，应该知道在论述考古学意义上的某类器物的时候，要交代清楚这类器物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所以我要补充的是：唐代玉器体现了之前器物的哪些东西，又影响到之后的什么，从器型上说，唐代继承之前玉器的器型，除了常见的礼器，佩饰，容器外，还出现了玉册这样的新器型，原来传统的一些器型，比如射（不是这个字，我字库没有那个字，意思是扳指）型佩，这类东西从战国开始流行，两汉最盛，南北朝继续沿用，但是到了唐，这类东西在关中地区目前尚未有发现，可见这类东西应该是在北周时期在关中消亡的，相对的，南北朝佛教的盛行，影响到唐朝玉器出现新品种，比如飞天这样的佛教题材玉器，这类是唐代人物造型圆雕玉器的代表作，我们可以注意到，唐以前的圆雕人物玉器非常少，但是唐以后这类东西陡然增加，而且宋明两代的圆雕玉人物的风格，基本和唐代的没什么太大差别，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从加工工艺上来说，唐代玉器一方面继续沿用传统的砣具碾琢技法，另一方面，曾经在秦国玉器上出现的连点成线的錾刻工艺又出现了，并且有了创新，应该是和同时期流行的金银器錾刻工艺有关，如果具体分析唐代琢玉所呈现的短粗阴刻线对艺术表现的帮助，则不难发现，在何家村和长安薛氏墓出土的玉带饰上，这种阴线很好的表现出了浮雕人物或者动物遒劲的肌肉，这与唐朝以肥为美的审美观吻合，还有金银细工与玉器的结合，在唐朝发展到一个高峰，这种装饰手法在先秦就出现了，但是金银用于玉器装饰最多的还是唐朝，应该注意到，在玉器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符号意味的先秦两汉时期，玉器在中原华夏文化圈常见，而金银则很少，相反，金银多见于北方游牧民族。唐代金银如此之多，且金玉结合，应该是唐代开放，民族融合的一种体现，另外唐代的玉料种类较之以前也极大丰富，先秦秦汉时期，我国的传统玉石器原料，主要是软玉，玛瑙，水晶，车蕖，松石，岫玉这几种，但是唐代开始有了宝石类的东西。以上就是我要补充的东西，另外，给你一点建议，唐朝玉器出土的情形说明，除了陈设玉器外，随身佩带的玉器种类非常单一，从工艺水平上说，甚至还不如先秦时期的一些精品，虽然说这与六朝以来汉人对玉器观念的转变从而影响了玉器制作有关，但是应该还有其他的原因，我觉得如果你的论文能够从对唐朝玉器的形态描述中透视出唐朝对玉的一些意识形态层次的东西，应该是很有深度的，如果能够把全国各地出土的唐代玉器进行分期，分区排比研究，从而能够说明唐在安史之乱前后，从开放到闭锁的文化心态变化在玉器上的表现，就更完美了
楼主的原贴：
4.一篇关于文物的论文最好是有关于古建筑、玉器、园林、陵墓之类的,
思想史视野中的考古与文物 在考古不再仅仅是田野发掘、文物不再仅仅是金石赏玩的二十世纪，考古与文物就不断进入历史研究各个领域的视野，在近代学术史上，几乎每一次新发现都对学术研究产生影响，如本世纪初的甲骨文、敦煌文书、流沙坠简的发现与研究，就开拓了学术的新领域，引起了历史研究方法的变化。
自此以后，取地下的考古材料与文献对证，用域外的文献与传统的文献比较，用人类学调查的资料与历史文献研究的结果对照，几乎已经成了历史研究者的共识。其中，七十年代以来的出土简帛文献越来越多地冲击着传统的历史学，尤其是思想史、文化史和学术史的研究，临沂银雀山汉简（1972）、马王堆帛书（1973）、定县八角廊汉简（1973）、睡虎地秦简（1975）、阜阳双古堆汉简（1977）、张家山汉简（1983）、尹湾汉简（1993），以及最近发现正陆续公布的荆门郭店一号楚墓的战国竹简、上海博物馆收购的战国竹简1，更是几乎改写了整个上古史尤其是思想文化史的看法，长沙走马楼发现的吴简虽然尚未整理和公布，但可以预言的是，由于它集中为嘉禾年间（232-238）长沙郡的资料，包括户籍簿、名刺、经济文书、司法文书2，将对下一世纪初新思路中的区域史、城市史、制度史、生活史研究发生重大的影响，当然也将间接地影响到思想史，因为思想史也需要重建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和知识背景，以理解和判断思想的语境（context）。
毫无疑问，在思想史上，本世纪的考古发现最直接的影响当属古书的再发现与走出疑古思潮的笼罩。七十年代以来的这些考古发现，对于研究思想史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相当刺激的资源。
比如，由于发现了七十子与儒家历史的新资料，从孔子到荀孟之间的缺略有可能填补了；很多古代儒者的言论被发现，使得原来以为产生很晚的思想，发现了它更早的源头；古道家的整体面目由于《黄帝书》即《老子乙本后附古佚书》以及《太一生水》、《恒先》等文献的发现，有可能还原了；类似《鹖冠子》、《尉缭子》、《文子》这样的古书被重新确认，使得先秦思想风景越发地丰富起来3；在这些发现的启迪下，有人指出，这使我们可能对现存的古书进行一次重新排队，在时间上重拟一个古代知识的系谱；也有人指出，古代文献的书写习惯，有抄撮、改编、精选，不可轻易地将某一书确凿定于某人撰于某个时间，因此古代思想史文献的年代可以适当宽延，这样，给了思想史使用文献的一定自由空间4；同时，它也促使我们重新理解上古中国历史与思想的连续性意义，尽管雅斯培斯（K。 Jaspers）的“轴心时代”理论，指出了西方思想史在早期曾经有过重要的“蜕变”，福科（M。
Foucault）的“知识考古学”也强调历史中的“断裂”。但是，中国学者还是根据这些发现，指出古代中国与中世、近世知识的连续性，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厉害，也许这正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特征，考古发现的文献说明，古代中国的知识系谱实际上可以描述为一个绵延滋生的过程，很多思想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知识来源与资料来源，只是在漫长的过程中，很多过去垄断的神秘知识被传播成为公开的“道理”，过去专业的知识垄断者变成了后来的“士”，过去那些被尊崇的原则被故事化，国家和文明的巨大权力，日益使一些知识和思想成为中心，使一些知识与思想成了边缘，于是就成了现在看到的思想的“历史”。
二 当然，即使思想史依然恪守传统的写法，那些现在已经相当多地被使用和关注的《周易》、《老子》、《文子》、《孙膑兵法》等等出土简帛，仍旧会被使用和关注，它也仍然会使思想史的研究有相当大的进境。比如，关于道家，原本《老子》中相当关键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是否真的表现着道家思想中对于社会秩序和道德理想的激进主义姿态？它是否应当如郭店楚简《老子》一样，只是表达对“智（知）”、“卞（辩）”、“■（心+为）（伪）”、“■（诈）”这类行为的厌恶5？又比如，最近关于郭店楚简本几种儒书的讨论，就说明按照传统的思想史分类谱系和章节分配，这些出土文献依然可以研究出相当深刻的思想史问题，补充相当多、也是相当丰富的历史细节。
一直扑朔迷离的儒家思孟一系，就由于马王堆帛书《五行》的发现，得到一个极大的进境6，而郭店楚简中的《五行》再一次确证了这一研究的可靠性7，而郭店楚简中的这些儒书，则被学者推定，有可能是《子思子》的佚籍，于是，不仅思孟一系的历史渐渐清晰，而且过去一直在讨论的儒家性命之学的起源和变化，也有了深入研究的依据8。 不过，最近思想史写法在悄悄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更扩大了考古发现在思想史中的使用。
因为思想史研究已经从“注意中心”到“注意边缘”，从“注意经典”到“注意一般”，从“注意精英思想”到“注意生活观念”9。这些变化的发生原因，可以说有两方面：一方面正是得益于考古发现的文献资料的刺激。
考古发现的大量数术方技文献，促进了对于古代中国一般知识与思想世界的认识，也改变了思想史的注意焦点。众所周知的是，《汉书艺文志》把所有的知识分为六类，那是那个时候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
5.关于考古的文章
尹达与中国史前考古学 王世民 尹达同志是老一辈考古学家中，对中国考古学的早期发展，做过重要贡献的学者。
1931~1937年，他活跃在田野考古第一线，参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进行的安阳殷墟等项重要发掘。1954~1963年他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对于把握考古研究的正确发展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
数十年来，尹达同志特别是在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奠定基础方面，有其可贵的业绩。一 中国考古学开始走上科学轨道的年代，首要任务是正确判别主要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
尹达正是这个时刻，在李济和梁思永的领导下，坚持多年的田野发掘，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193l~1934年，他参加梁思永主持进行和自行负责的后冈遗址发掘工作。
这项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掘，第一次从地层学上确定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殷文化的相对年代，使我国史前时期考古研究的水平大大地提高—步。这里无疑包含着尹达的辛勤劳动。
后来，他在濬县大赍店遗址的发掘和安阳同乐寨遗址的调查中，也曾发现龙山文化叠压仰韶文化的地层关系，进一步证实中原地区两种原始文化的年代序列。这些在今天，早已成为中国考古学上的普通常识，当时却是我国考古学界的头等大事，是中国史前考古科学化的重要标志。
1936年夏，尹达又在梁思永的领导下，与祁延霈一道，发掘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大大地丰富对龙山文化文化内涵的认识。当时，这里曾发掘50多座墓葬，有的随葬品特别丰富。
尹达参加革命前，已经将两城镇的发掘资料整理完毕，并且写好了报告的主体部分，由于没有来得及撰写结语便搁置起来。50年代中期，他曾根据自己手头的部分资料，准备继续进行两城镇遗址的整理研究，由于其他工作较忙未能写成专文。
这项发掘的原始资料和报告初稿，现存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可望进一步整理后正式发表。 尹达对殷墟发掘也有重要贡献。
他曾与石璋如、祁延霈等人鼓动梁思永，领导大家寻找殷代的王陵。于是确认侯家庄西北冈墓地，并于1934年春，对该墓地进行中国考古学史上少有的大规模发掘。
从1934年秋到1935年秋的三个季度，共计发掘10座殷代王陵，以及上千座残杀“人牲”的祭祀坑，为殷代社会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尹达早年的突出成就，还包括根据一些遗址的系统发掘资料，第一次详细地论证安特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上的错误。
上世纪20年代前半期，瑞典学者安特生来我国进行史前时期的考古工作，先后发现仰韶村等著名遗址，由于他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资料存在问题，所作错误论断在学术界造成了混乱。尹达从亲自参加后冈等遗址发掘所明确的仰韶、龙山两种文化年代序列出发，通过分析当时了解较多的龙山文化和仅有初步了解的仰韶文化两类陶器特征，较早地认识到“仰韶村遗址中实含有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遗存”，“安特生所谓仰韶文化实杂有龙山文化遗物，应加以分别，不得混为一谈”。
1937年春，当安特生来史语所参观访问时，尹达曾当面向他提出质疑，但安特生固执己见，并不认输。于是尹达在当年7月，撰写《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文，详细阐述自己的见解（因抗日战争爆发搁置，迟至1947年3月发表）。
该文又提出，安特生由于未能辨认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遗存，主要根据陶器的着色与否推测时间早晚，既然河南的龙山式陶器晚于仰韶式，那么所出陶器全是单色（某些特点和龙山文化遗存相似）的齐家坪遗址，“是否早于仰韶期，其问题正多，不能遽为定论”。这样，尹达对安特生当时划分并曾产生相当影响的甘肃远古文化六期，也已提出大胆的质疑。
后来，夏鼐于1945年，通过甘肃宁定县阳洼湾齐家墓葬的发掘，找到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的层位关系；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甘肃地区的大量田野考古工作，发掘过许多典型的遗址和墓地，使当地远古文化的年代序列得到更为圆满的解决。 尹达到达革命圣地延安以后，于1939~1940年撰写《中国原始社会》一书（1943年在延安出版）。
该书的主要两个部分，分别从考古学上和古代传说上考察中国原始社会。这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中国原始社会研究的有益尝试。
该书第一编，第一次在细致分析考古发掘所获可信资料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古代氏族制度的发展进程。现在看来，尽管书中的某些论断不甚妥贴，主要是对殷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了过低的估计，认为当时处于崩溃过程中的氏族社会，西周才是中国出现阶级社会的开始。
但尹达以其一腔革命热情，在各方面条件都很困难的情况下，摸索了考古学与历史研究结合、服务于理论斗争的一条新路，有其不可埋没的开创之功。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初，是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时期。
尹达于1954~1963年担任考古研究所的第一副所长和所长，先后十年之久。他与夏鼐一道，把握考古研究的发展方向，指导全面工作。
当时，尹达的主要精力虽然用于历史研究方面的组织工作，但对考古研究的动向仍时刻关注。他经常向我们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考古研究，使考古学真正成为历史科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1954年底和1955年初，。
6.三峡考古文化的论文,3000字
三峡考古与巴文化研究 摘 要：根据三峡考古中发现的巴文化遗存、遗物资料，论述了三峡考古与巴文化研究的关系，并强调加强二者结合的研究，以及考古学在巴文化研究中的地位等。
关键词：三峡； 考古； 巴文化 始于本世纪初的三峡考古，发现和发掘了大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遗物，从200多万年前的“巫山猿人”到“长阳人”，再到新石器时代及进入阶级社会后，不同时代都发现了不同的文化遗存和遗物。在这些文化遗存、遗物中，有不少内容与巴文化有关（或者说带有巴文化因素）。
从已有的考古资料获悉，三峡地区出土了不少新石器时代以前的动物化石和人骨、牙齿等标本，我们不敢妄加断定它就是巴文化的始祖或源头，或与巴文化有直接关系，但它说明在很早以前就有人类（或早期人科）在三峡活动则是无疑的。同时，根据学术界多年来对巴文化的研究，巴文化有诸多问题（如起源问题等），尚存在争议。
那么，我们对三峡新石器时代以前的遗存、遗物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分析其与巴文化究竟有无关系，或许能对巴文化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予以澄清。到了新石器时代，从三峡地区目前发现的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等不同的文化看，不仅它们自身有一定的因袭、继承关系，而且更与巴文化的关系密切。
我们以这几种文化的个性特征（质地、颜色、形状、纹饰等）看，不但这几种文化之间有诸多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成分，而且与后来夏商时期被人们所公认的巴文化遗存、遗物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比如，圜底器类，早在距今7000多年以前的城背溪文化时期就普遍流行了，在宜昌路家河遗址堆积层中出土圜底器多达上千件，这类器物在后来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直到商周的巴文化遗址中都沿袭了下来，以致于圜底器夏商时期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
又如，尖底器类，在鄂西的大溪文化中就有发现，后到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遗存中，也常出现这类器物。在枝江关庙山、宜昌清水滩等大溪文化遗存中都出土有尖底器，在相当于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宜都红花套、宜昌中堡岛、白庙等遗址堆积层中，也出土有尖底器。
到夏商时期，这类底器在巴人遗存中更是比比皆是，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到了夏商时期，三峡地区的巴文化遗存、遗物就更多了，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有：川东的涪陵小田溪、陈家坝子，忠县洽甘井沟，巫山大昌坝、双堰塘、江东嘴、云阳李家坝等；鄂西有秭归鲢鱼山、朝天嘴、杨泗庙、宜昌路家河、中堡岛、三斗坪、前坪、白庙子、下岸溪、葛洲坝、江南的望洲坪、宜都的红花套、毛溪套、向家沱、石板巷子、长阳的香炉石……等，其中，仅在鄂西地区就达数十处之多。
在相邻地区的湖南石门、桑植、澧县、泸溪、麻阳、龙山、辰溪、岳阳等地，均发现这类遗存。在这些遗存中，遗物以石器、陶器为主，石器有石片、石锛、石凿、石斧、石镟等，常见的石片可能用于宰、割、剥皮或刮鱼鳞等，陶器以夹砂灰褐陶为主，器形主要有圜底器、灯座形器、尖底器、三足器等，如：圜底釜、平底罐、鼓肩罐、圈足豆、细长柄豆、花边口沿口器、尖底杯、三足规鬲、三足禾皿、鸟首形器把、大口尊、器盖、器座等。
陶器的纹饰主要有绳纹、弦纹、方格纹、蓝纹、划纺、米粒状纹、太阳纹、贝纹、S形纹、云雷纹、泥饼纹、焦叶纹等。夏商时期巴文化遗存遗物的这些特点与前面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特点有不少相似之处是不言而喻的。
说明三峡地区的不少原始文化遗存遗物与夏商及其以后一段时间的巴人遗存遗物，是一个不同时期自身发展先后的继承和递变关系，夏商时代的巴人文化遗存是由该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遗存直接发展而来的。巴被秦灭以后，巴人后裔土家族也继承了不少前人的文化因子，在其器物上保留了不少前人的文化特点。
例如，至今三峡地区仍能找到土家族（目前已不仅限于土家族了）使用的圜底罐（民间俗称鼎罐或鼎锅），笔者认为这很可能与新石器时代的圜底器有关。可见，三峡地区具有独立地方特点的属于巴文化范畴的考古学文化，至少始于七、八千年前的城背溪文化，以后一直沿袭下来，并发展为以后的土家物质文化所继承，由此亦可见巴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巴人历史之悠久。
通过考古工作，尤其是最近一、二十年的考古发现与发掘，我们在前述的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中就找到了巴文化的物质文化因素，而在此之前（即新石器时代以前）的三峡考古学文化中是否存在巴文化的因素，目前尚不敢作肯定的回答，有待于以后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但至少在7000多年以前就有一支巴人在三峡地区活动着，并创造了拥有其自身文化特点的石器文化和陶器文化则是有根据的。
这相对于过去不少人认为巴人主要在夏商或战国秦汉时期才在三峡频繁出现的时间观点已大大提前。在三峡地区出土的巴文化遗存遗物中，表现巴文化与楚文化交融的遗物亦不少，如在湖北巴东西瀼口、官渡口等地的战国墓遗存中，或者巴式柳叶剑、钺与楚文化的鼎、敦、壶共出一墓，或者巴墓与楚墓共处一墓地，月其中有的陶器组合是楚族的礼器组合。
M8出土有巴人的柳叶形剑和楚人的鸟嘴状戈。80年代，。
转载请注明出处众文网 » 考古方向的毕业论文(关于考古学的2000字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