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文网1.论阮籍《咏怀诗》的飞鸟意象毕业论文,不知从何下笔,谁发一篇给我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此末尾两句可视为全部《咏怀诗》。
清人方东树说：“此是八十一首发端，不过总言所以咏怀不能已于言之故。”（《昭昧詹言》卷三）又如其十七：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
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
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这首诗写独坐无人，出门无人，登高无人，所见仅为孤鸟、离兽，栖惶无主之情溢于纸上。在这种局面之中，诗人进而感到壮志、理想都成了泡影。
其七十九写凤凰的悲剧，凤凰立身高洁，志向远大，但羽翼为秋风所伤，已无法飞翔， “但恨处非位，怆恨使心伤”，简直是阮籍的自况。 《咏怀诗》中迁逝之悲、祸福无常之感触目皆是，正体现了他忧愤深广的情怀。
阮籍诗中悲哀、凄怆、涕下、咨嗟、辛酸、蹉跎、忧伤、愤懑、怨尤、悲悼等词语十分常见，充分反映了他极度苦闷的心情。 阮籍诗的风格隐约曲折，“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这主要是由其时代与身世决定的。
他同情曹魏，不满于司马氏，但身仕乱朝，常恐遭祸，故处世极为谨慎，“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晋书·阮籍传》）。作诗亦不敢直言，常常借比兴、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
或借古讽今，或借游仙讽刺世俗，或借写美人香草寓写怀抱。李善《文选注》分析这种情况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
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 “言不尽意”这个哲学命题，早在周朝就有了雏形。
《周易·系辞》中就有，“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可见乎”的说法；《庄子·外物》曰：“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意而忘言”。 魏晋时期，玄学兴起，崇尚以无为本，哲学家们展开了言、意之辩。
集大成者当为王弼。他说：“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
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言，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周易略例·明象》）。
“象”即物象。王弼在言和意之间加进了一个物象，这不仅表明思辩哲学有了新发展，即认识到表象的存在，认识到人们认识事物的本质是由表及里的；而且还表明“言不尽意”的哲学观已找到了向以形象思维为主的文学渗透的关节点，由是，“得意忘言”的文学观的呼之欲出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得象忘言”和“得意忘言”在魏晋时代俨成时风。王弼在《论语释疑》和《老子注》等著作中一扫汉代经学的繁琐考证，多用假言释意，追求思辩的哲学境界，而不拘泥于表面的文字。
如他在解释孔子“予欲无言”这句话时说：“欲明本，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 ”真是地地道道的得意而忘言。
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说：“口不尽味，乐不极音，揆终始之宜，度贤愚之中，为之检则”。这里讲的是得意而忘音。
阮籍的《咏怀诗》就是他实践“得意忘言”思想的杰作。肖涤非先生说：“嗣宗诗之特点：（一）用典变化。
（二）命意委曲。（三）情感多哀乐同时而发”。
（《阮步兵咏怀诗注》）可惜肖先生将三者孤立起来，使人不得要津，倘若用“得意忘言”的创作思想来贯穿之，就会顿时柳暗花明。因为诗中用典可收到言简意赅的效果，故而是“得意忘言”最为行之有效的手段。
《咏怀诗》用典极多，往往一个典就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故事。 如“高鸟翔山岗，燕雀栖下林”（《咏怀诗》四十七）这句诗就含有两个故事。
一是《吴越春秋》中范蠡劝文种：“高鸟已散，良弓将藏”，要他见好就收；一是《史记·陈涉世家》所录陈胜那“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千古绝叹。两个典故一经诠释，言外之意顿时跃然纸上，读者只要忘掉文字的表面含意，顺着诗句的内涵去思索，就可以品味出作者既有不安苟且，欲济世经国的雄心，又害怕成为被烹的“走狗”那种曲曲宛宛的真情。
松柏郁森沉，鹂黄相与嘻” 有的是“沙欧集翔”转眼“阴风怒号” 要想在这类诗里找到所谓的“内在逻辑”，实在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读阮诗，除了每每体味到他那因压抑、愤懑而哀怒的心境和因偶尔发泄、避祸得逞而偷悦的情愫外，还能得到什么呢？ 。
2.急求文章 1500字 阮籍《咏怀诗》其一的赏析
六朝时期，五言诗的发展成为诗坛的主流。在正始时期最有成就的诗人，应推竹林七贤中的阮籍。阮籍有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抒写一生的志向、感触，这里选的是第一首，写夜中不寐，独自弹琴的情境。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这两句直写不寐弹琴之事，中间似有一段忧愁。幽独不寐原来在《诗经》中就是君子忧时忧世的表现，如《柏舟》：“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但此诗全无一字明说忧愁为何，只是在明月清宵之中发散着一片忧愁的气氛。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明月清风的明亮清爽，是中宵实景，正衬出诗人弹琴的高致。一片心境如明月的澄澈，又如清风的舒爽，寄托于夜半琴声之中，此中原无忧愁可以寻绎，但后面四句的徘徊忧思，却写出夜中不寐的根由，而使如此明亮的夜晚，如此高洁的琴声，都似弥漫着无穷的“忧思”。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由室中之景而移到户外，可看到听到外野北林之间孤鸿、翔鸟的飞翔鸣叫。孤鸿、翔鸟的飞翔鸣叫，也许另有它们自身的原因，但在明月清宵之中飞鸣，正隐隐提示夜里耸动的一种不安。诗人与飞鸟，都在这种不安之中徘徊而不寐。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这人与鸟的中夜徘徊，最后只是拥有满怀忧思而已，意望中的事物既不可得见，而只是让忧思淹没自己，触痛心弦而已。这忧思是什么？作者没有具体明言，但整个明月清宵，中夜鸣琴的情境，都由此而似沉浸在一种忧愁里面，那种生命中的忧思，就在明月之中，在清风之中，随月照临，随风吹至。
3.结合阮籍、嵇康的表现谈谈魏晋士风
魏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政权迭变、朝代亟革、社会动荡的时期，也是一个文化演变及价值观念体系内在结构失衡及终极价值观念淡薄的时期。
这尤其体现在以阮籍为代表的一批玄学名士身上，这一时期，是他们个体政治意识自觉与正统政治思维压抑相抗衡的时期，也是一个在政治上既有抗争，又有妥协，既有觉醒，又极力逃避现实的尴尬两难之时代。这也给后世的知识分子带来了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阮籍及其它“竹林七贤”名士群体政治心态的文化考察，从而对变革时期附在传统社会统治者这张“皮”上作“毛”的知识精英们的价值取舍，有一定的认识。
一、阮籍的政治心态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中对魏晋士风的演变，有极精辟的见解，他说这一时期，按照传统的史学名词讲，是围绕着名教与自然的问题而进行的，在思想史上，就是儒家和道家互相激荡的一段过程。老庄重自然，这对当时的个体解放有推波助澜之力，周礼重名教，其功效在维持群体秩序。
魏晋士人在动乱的岁月中看清了儒家纲常礼教为君权服务的本质，他们大胆地蔑视名教，抨击君朝。阮籍就是他们中的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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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咏史诗作为一种诗歌门类，是通过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叙述、评价来抒发个人情感和个人报负的，在其发展过程，中以唐代最为繁盛，而先唐咏史诗的发展又是唐代咏史诗取得丰收成果的前提条件。
其时，也涌现了一批知名诗人如：班固，左思，阮籍，曹氏父子，陶渊明等等，这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在题材上先唐咏史诗谴责暴政，歌咏英雄，勇士，圣哲先贤，名士，贫士等题；主题内容是抒发生命虚无的情怀，怀才不遇的痛苦，求贤若渴的无奈等等。
这些对后世的咏史诗发展有着巨大影响。 【关键词】先唐咏史诗；题材；主题 我国的“咏史诗”是在诗歌用事用典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咏史诗作者之多，数量之大，都很突出，历经先秦汉、魏晋、宋、齐、梁、陈等几朝，咏史诗到唐代已完全发展成熟。
咏史诗在先唐时期的发展演变有其规律和经验值得总结，本文就试着论述这一时期咏史诗在题材，主题方面的特点，以及对咏史这一诗体的产生，形成过程能有一个宏观上的把握。 一、咏史诗及先唐咏史诗的发展 从广义上来说，咏史诗就是古往今来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叙述，评价，通过这些事来抒发个人情感或寄托个人怀抱的诗歌，所以说“咏史诗关注历史上一切经验的事实，凡历史性的人物或事件，一经诗人情志所及，便无所谓远近古今，皆在诗人怀抱之中，成为诗人观沧桑而生其情，通古今而骋其怀的载体。”
[1]我国的咏史诗虽然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不像山水田园诗，边塞诗那样成为诗歌主流，形成各种流派，但它的历史同样源远流长。早在《诗经》，《楚辞》中就已经有了借对历史的咏颂来达到政治和宗教的目的，到了汉乐府诗，就发展到了引用历史材料来说理论事，进一步开辟了咏史的途径，再到班固以“咏史”直标诗题，正式创下了咏史之体，之后，咏史的作者不断涌现，到唐代已完全发展成熟，并出现了许多咏史大家。
需要一提的是，咏史诗和怀古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门类，它们都涉及以“古”为吟咏对象的问题，而且，抒情及表达意志的方式也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就形成了一种咏史，怀古不分家的观点。虽然近年有学者对其各自特点予以辨析，但仍有缠夹不清的地方。
如中唐刘禹锡涉古题材的诗歌，有人干脆称为“咏史怀古诗”[2][3]，再如魏朝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中也有以“咏史”为题材的诗歌[4]。 二、先唐咏史诗的题材特点 先唐咏史诗数量较之唐代相比数量较少，在题材的选材上也显得比较零散和单一，大多数是前代的名士遭遇或将相功业为吟咏对象，主要分为以下几大类： 1.围绕秦穆公杀三良的故事进行多方面切入所创作的咏史诗 王粲《咏史》，阮瑀《咏史诗两首》其一和曹植《三良诗》。
王粲诗云：“自古无殉死，达人所共知。秦穆杀三良，惜哉空尔为……生为百夫雄，死为壮士规。
《黄鸟》做悲诗，至今声不亏。”主旨是赞扬三良甘心从死，称颂他们以忠义而赢得身后百世不朽的名声。
阮瑀诗曰：“谁为此可处，恩义不可忘。”曹植诗称：“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
与王粲的诗同出一旨，都是从君恩臣义的道德境界上来赞美三良“生为百夫雄，死为壮士规”。曹植在《三良诗》中对三良赴死时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做了这样的描写和感叹：“揽涕登君墓，临穴仰天叹，长夜何冥冥，以往不复还，黄鸟为悲鸣，哀哉伤肝肺！”这里，诗人形象地揭示了三良士临死时意识深处对生命的留恋，同时，在这三首诗中，都用春秋时秦穆公以三位良士殉葬之事，批评谴责秦穆公的残暴与愚昧，诗人都分别用了“黄鸟”这个意象来表达自己对三良愚忠愚信和秦穆公虚伪残忍的批评。
2.以吟咏英雄，勇士（荆轲，夸父，精卫）等人的事迹为题材的咏史诗 歌咏英雄的早在班固《咏史》中就有一个很特别的女性形象缇萦，虽然班固在其诗中只是对汉文帝时孝女缇萦为赎其父之罪而上书自愿卖身为奴的歌颂，这件事在《史记·仓公列传》中，缇萦救父是一个小插曲，但班固对史事的意义发掘是从现实的需要出发，当他把缇萦之事从淳于意的经历中剥离出来做专题歌咏时，他所关注的不是缇萦的遭遇，而是缇萦的行为所反映出来的道德意义和教育作用。而班固作为朝廷的史官、儒经学者，他对缇萦之事作了这样的道德阐述，并加以褒扬，正如他在《两都赋序》中所说的“诗赋文章之事虽细，但可以宣上德以尽忠孝”，于国家“亦不可阙。”
[5] 3.歌咏圣哲先贤的咏史诗 此类咏史诗以歌咏虞舜，太公，孔丘。周公，伯夷等为主，曹操，曹植，孙放，江淹等在诗中都以圣哲先贤的事迹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例如，曹操的《度关山》、《短歌行》诸作，都以其气吞山河，雄视古今的非凡气概，或讲述道理，议论时事；或回击政敌，申述心志，其气势和文采比起前代班固的那种据事直书，一诗仅咏一人一事的“质木无文”的史传型咏史已大不相同。
4.以三良，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向秀，阮咸五位古圣名士，段干木，鲁仲连，杨雄之类的名士为歌咏对象 在《五君咏》中这五位先贤都对所处的黑暗现实不满，其生活经历，思想情趣与颜延之有相似之处。颜延之能够抓住诸位名士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