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当我第一次见到此书,我以为是像《鲁滨孙漂流记》那样的小说。而当我翻开书,看了书的前言才知道了,原来这个是一部充满童话色彩的讽刺小说。他讽刺地道出了当时英国的特点:"贪婪、党争、伪善、无信、残暴、愤怒、疯狂、怨恨、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他挖苦地描述了人兽颠倒的怪诞现象:马成了理性的载体,而人则化作脏臭、屎尿横飞、贪婪刁难的下等动物耶胡,他挖苦地描述了人兽颠倒的怪诞现象:马成了理性的载体,而人则化作脏臭、屎尿横飞、贪婪刁难的下等动物耶胡。他大谈人的天性,就是心甘情愿被金钱所奴役,不是奢侈浪费就是贪得无厌。作者不仅讽刺了当时英国社会的种种,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否定了整个人类社会。耶胡代表人类,而主人公却是如此厌恶耶胡。书中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作者对社会的不满。
另一方面,主人公在慧因国里与慧因的生活是最令他难忘的。他们的国家不会出现表示罪恶的字眼,像:欺骗、怀疑、狡猾等等之类的词。所以他们的社会不会有欺骗、怀疑、狡猾、陷害、阴谋、贿赂……。那个世界才是一个真正充满幸福和快乐的地方。以至于当主人公离开那里时流下了悲伤的眼泪。
我觉得最特别的要数飞岛国的居民。他们的眼睛都长在一侧,而且是一个爱好乐器的民族,在他们的衣服上也有各自喜欢的乐器。那里的侍从必须要时刻敲打大臣们的脑袋,否则他们总爱异想天开。读了这本书后,我很佩服格列佛的智慧、勇气和冒险的精神,他是个与众不同的男子汉,他一见到大海就抑制不住内心冒险的冲动。作为一名医生,他专门搭乘去各地旅行的船只,以为船员看病为由,去环游世界,到处冒险。
我们的社会虽然不像当时英国那样败落,但也好不到哪去。小偷小摸、乱扔乱丢、破坏公物。都是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事。杀人放火、贩毒走私、残暴疯狂。也是我们在电视中经常见到的事,都已经不足为奇了。
这么一个浑浊的社会,是要靠我们来澄清的。现在的我们虽然不能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来,但是可以做我们能做到的事。就算是低下头拣起一片垃圾,写一篇环保文章,号召朋友亲戚……这都是我们轻易能做到的。
2.谁写过关于《围城》讽刺艺术的论文啊
二、传媒·商业化·叙事策略:文化英雄的建构 20世纪90年代前后,以《钱钟书研究》的创刊和电视剧《围城》的成功播映为标志掀 起了第二次钱钟书接受的高潮。
1989年11月,在当时任文化部长的王蒙的支持下,《钱 钟书研究》创刊,这是我国第一本专门研究“钱学”的纯学术刊物,树立了“钱学”研究的里程碑,“钱学”成为纳入官方意识形态体系内的学术活动。1991年初,由著名女 导演黄蜀芹执导、众多演技派明显出演的10集电视剧《围城》向全国播出,一经推出, 好评如潮。
电视剧的成功播映使全国为之轰动,引发了一场持续的《围城》热,极大地 激发了读者阅读原著的兴趣。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迅速再版了《围城》6万 多册,很快被订购一空。
读者排队买《围城》的盛况,成为纯文学作品十几年难得一见 的现象。据书市反馈的消息,至1991年1月,上海、天津、武汉等地最大的新华书店都 将其列入最畅销的文学作品的榜首。
截止到1995年8月,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已印刷了 十四次,总册数已超过了一百万册,其它还有近十来种盗印本。保守估计,《围城》的 读者也达到了近千万人。
影视艺术迅速扩大了文学的影响,使《围城》冲出学术“沙龙 ”,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在这一过程中,“围城”越来越符号化,进入了文化消费领域 。
前卫的年轻人的文化衫上印有《围城》中的名言警句;“围城”成为1990年之后大众 口头上的一个流行词汇。人们在评述某种现象时,会自然而然地冠之以“围城现象”… …《围城》几乎代表了一个时期社会的文化趣味和格调。
在国家意识形态和传媒引导的双重合力下,钱钟书和《围城》被推到了文化舞台的前 景。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钱钟书热”。
《围城》的大众接受热情,激发了学术界深入研究《围城》的又一次热潮。当然除了 这些外在的动因以外,“《围城》热”还有更为内在的原因。
20世纪80-90年代之交,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艰难的现代性的转型,人们的审美文化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 围城》能从具体的人生体验中超越出来,达到对普泛的人性经验的冷峻的思考。
它所反映的现代意识正好与时代剧变中人们的生命体验、情感体验产生某种契合;它所揭示的 人的事业围城、爱情围城、婚姻围城等人生万事的“围城”现象暴露了现代社会的生命 困惑和精神危机,具有现实的认识价值。此外,钱钟书幽默诙谐的语言、杰出的喜剧精 神和非凡的人生智慧都能对读者和观众产生持久的吸引力。
这一时期的《围城》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它超越了过去单一的“社会历史批评” 的模式,进入人性探查和现代哲学的新层面。关于作品主题意蕴及人物形象的研究更为深入,作品丰富的潜藏意义不断地被发掘出来。
温儒敏先生提出了小说主题的“多义说”,[4]认为《围城》的主题意蕴可从生活描写、文化批判和哲理思考三个层面来思考。解志熙则颇有见地地阐发了《围城》与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思潮的内在精神联系。
[5 ]研究者不断探索新的批评方法,或寻找《围城》研究的突破,开掘了研究的深度。[6] 或透视《围城》的思想局限,触及了研究的盲点。
[7]随着钱钟书文学研究的日益成熟 ,文学史家对钱的关注越来越多,评价也逐级升高。1990年唐在《关于重写文 学史》一文中指出,应该适当地提高钱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90年代颇有影响的杨 义撰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钱以十几页的篇幅被专章重点评述。到这时候,文学 史家已经充分论证了《围城》的“经典”意义。
钱钟书的知名度由知识界迅速扩大到社会各界,各种报章媒体用重点篇幅介绍钱及其 《围城》,推动了媒体去探求这一位身怀惊世之学的文化名人。然而,钱钟书本人屡屡 拒绝媒体采访和宣传的超然态度,进一步垫高了人们对他的好奇、惊叹和崇敬。
值得注 意的是,这时候大众传媒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钱的人生传奇上来。
3.跪求《谈 < 围城 > 的讽刺艺术》 论文的开题报告
论钱钟书《围城》的讽刺艺术 钱钟书一生学贯中西,融会古今,创作上匠心独运,自成一家。
讽刺性长篇小说《围城》是其一生的代表作,最能体现他机智隽永,才情横溢的艺术风格。它是一部以旧中国中上层知识分子病态畸形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幽默而辛辣的讽刺小说,表现了这群由那个腐败的社会造就的知识分子腐朽、空虚、虚伪的灵魂,描写了他们因为缺乏进步的社会理想而导致的精神上的彷徨、苦闷和困窘。
小说淋漓尽致地揭露了造成这类人物悲惨命运的污秽社会环境,从而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即将结束。此部小说一问世,钱种书便以光芒四射、才情横溢的笔墨震惊了读者,震惊了像他一样正在从事小说创作的同行。
作者以幽默的笔法讽刺时弊,描摹人物时态,调侃“芸芸众生”。常以平易的笔触,在貌似嬉笔中予以淋漓尽致的嘲讽和描写。
下面就《围城》的讽刺幽默艺术试作分析。 一部好作品,至少应该在某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才能显示出作者的独特个性和品质。
比如契诃夫的作品辛辣幽默,带着“含泪的微笑”,欧·亨利追求精巧的构思;茨威格擅长描写女性------《围城》所表现出来的是钱钟书的学者式的幽默讽刺。钱钟书的笔调和鲁迅的截然不同。
鲁迅用的是锋利无比的匕首,一触见血,给人一种鲜血淋漓的感觉;钱钟书用的是尖锐的长针,乍看之下,对患处没什么用,但是像针灸似的对准医疗部位刺下,刺得深,刺得透,一疼之后便觉得舒畅无比,让人被刺得心服口服。鲁迅严肃地对待问题,钱钟书漫不经心地提出问题,但抨击人生病态,笑骂人性弱点的用心都是一样的。
钱钟书的“愤事嫉俗”不是把不合适宜的老祖宗的话东引西摘地说教:而是通过诙谐,轻描淡写的笔调,把个个读过几本书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龌龊灵魂一一勾画出来并以机智的幽默、渊博的学识、辛辣的嘲讽,对当时社会种种丑恶的事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同时也道出了许多人生哲理。钱钟书融道德、风俗、人情的批判于一炉,具有机智的风格,妙语连珠,新意迭出,善用比喻和典故。
使一种睿智的幽默得以成立,成为独具一格的讽刺作家。 凡是读过《围城》的人,无不被它那妙趣横生的语言逗得忍俊不禁。
用两个字说,就是“幽默”。钱钟书犹如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运用各种机智的反语、双关、谐音、对仗、警句格言,以及中外古今的典故、逸闻,纷至沓来,琳琅满目。
常使人笑中带泪,泪中带笑,风趣幽默。尤其是形象巧妙的譬喻的成功运用,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讽刺效果。
有人统计,《围城》中精妙的譬喻多达数百条,这些巧妙的譬喻,夹带着机智俏皮的讽刺,在行文中来得是那样自然妥帖,仿佛不期而至。如:方鸿渐的父亲不赞成他与苏文纨的婚事时说的一句话:“人家不但留学,而且是博士呢。
所以我怕鸿渐吃不消她。”好像苏小姐是砖石一样的硬东西,非鸵鸟或者火鸡的胃消化不掉的。
比喻幽默,回味悠长。 再如:方鸿渐与鲍小姐在回国途中上岸到西菜馆吃的一顿饭中“谁知道从冷盘到咖啡,没有一样东西可口:上来的汤是凉的,冰淇淋倒是热的;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会长时期伏在水里;除醋以外,面包、牛油、红酒,无一不酸。
两人吃得倒了胃口,谈话也不投机。把西菜馆的饭菜质量用诙谐的比喻描绘得淋漓尽致。
究其原因,来源于钱钟书作为文学家丰富的想象力和渊博的学识。 钱钟书常用漫画式的笔法勾勒“众生“,他以锋刃的笔法高超地概括出一副副神情毕肖的漫画形象,使人未见行藏,便已看出人物的性格及作者的情感态度,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如第七章开头对汪处厚的肖像描写:胡子常是两撇,汪处厚的胡子只是一画------他只想有规模较小的红菱尖角胡子,不料没有枪杆的人,胡子都生不象样,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旁。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
他两道浓黑的眉毛,偏偏根根可以跟寿星的眉毛竞赛,仿佛他最初刮脸时不小心,把眉毛和胡子一股脑全剃下来了。慌忙按上去,胡子跟眉毛换了位置,唇上的是眉毛,根本不会长,额上的是胡子,所以欣欣向荣。
为了二十五岁的新夫人,也不能一毛不拔,于是剃去两缕,剩中间一撮,这也许还是那一缕胡子的功效,运气没坏到底。”看到这段惟妙惟肖的肖像刻画,一幅活灵活现的漫画就形象地浮现在读者脑中了。
作者在描绘这位汪大人的容貌时,对他的历史、思想、心理也一并作了讽刺,使他一亮相,就给人滑稽、迂腐的印象。 又如对沈太太的描写:“她眼睛下两个黑袋,像圆壳行军热水瓶,想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把暗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
连用几个想象奇特的比喻来铺陈渲染,读之令人忍俊不禁而又厌恶至及,作者常用半是讽刺半是悲怜的口吻调侃“芸芸众生”,他是饶舌的、俏皮的、促狭的、联想特别活泼、思维敏捷,下笔不能自休。他总是尽情地挥洒着那种博引经传,融会中西,联类无穷的超越具体描写对象弛向更广阔思维空间讽刺幽默笔墨,能造出一种由博识、睿智、谐趣构成的有智性之类的审美世界和巧喻迭出、纵横恣意的独特文体。
在调侃方鸿渐。
4.论文:老舍小说讽刺艺术手法简析
老舍笔下人物生活在北京或以北京为中心。他的写作语言同时具有鲜明的京味,善于以北京小市民的诙谐方式,调侃一件件平凡的事。他的批评是尖刻的,但他是根深人民大众的,骆驼祥子的苦难被他放大,使读者不由叹息命运的无偿。这就弱化了反动势力虎妞老爹的丑恶。
老舍的讽刺小说叙事角度,还想在于人物对话,如《月牙儿》,使读者感到作者就像月牙儿本人,不然为什么月牙儿的悲惨遭遇如此感人。但老舍的叙事角度,调侃诙谐又好像在与读者对话,小说侵染北京味,拉近了读者与作者的距离,不由自主读者也走进了作者的虚拟世界。显然,老舍的讽刺小说的叙事视角是既包含隐含读者又包含叙述者的。因此,老舍小说的讽刺是靠隐含作者、叙述者及人物之间复杂变化的关系实现的,作品中讽刺的实现与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
即使是婚恋题材,老舍也有着明显的启蒙情结,以其《离婚》与张的“红白玫瑰”来 比较,《离婚》应是老舍作品中较写实的一部,可是通过描写城市中、下层知识分子苦 决闷人生,探讨的还是民族性格优劣的消长,并将之纳入其一贯的文化批判主题……虽 然也有“婚姻就是凑合”这样形而上的感悟,但主要还是限于伦理道德的批判,如老李 和小赵的精神状貌的对比;“丁大爷”式由一个英雄侠客的仗义来解决问题的社会出路 的探索;对张大哥的灵魂剖析和对其中庸思想的讽刺,并最终将这种普遍的苦闷归于社 会黑暗和旧式婚姻制度。即使这样,老舍还认为《离婚》的笑声太弱了,“说真的,哭 与笑更是一事的两头儿,而含泪的微笑却是两头儿都不站,《离婚》的笑声太弱了。” (注:《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32页。)老舍似乎觉得还 应该将讽刺的调子更显豁,更突出些。
同样是关于婚姻的苦闷和夫对妻的不满,“红白玫瑰”中的振保就不同于《离婚》中 “哈姆莱特”式的老李了,他是有“铁的意志”的人,可以自己造出一个世界来,至于 他没有成为自己世界的主人——“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 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 是心口的一颗朱砂痣。”那不是一个社会的原因,而是一切社会的困惑,是人类所面临 的永恒的精神困境:人类永远的欲望和对欲望的永远不满足,不管我们如何心心念念、孜孜不倦,我们得到的永远不是我们想要的,我和我追逐的梦擦肩而过,永远永远。
5.汉语言文学的论文:《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有的麻烦发给我 谢谢啦.
《儒林外史》在我国文学史上是具有独特艺术成就的长篇小说.它不但具有与其它优秀小说共同的特点,即塑造了许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同时,又有它自己所独具的特色,即强烈的讽刺性.它的这两种特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描绘出了一幅封建社会末期的光怪陆离的长幅画卷. 所谓讽刺是对假、丑、恶的否定,是一种特殊感情的表现形式,运用讽刺的目的在于揭露,揭露被讽刺者的矛盾所在,以及他的可笑可恶.作为一部讽刺杰作,鲁迅高度评价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认为它达到了我国古典小说讽刺艺术的高峰,使后来者难以为继.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精辟地指出:“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是后亦解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所谓“戚而能谐”,是指描写内容上的悲剧性,作品在内容上是描写了病态社会造就了病态人物,病态心理,这是内容上悲剧性.在表现形式上却具有喜剧性,描写深入到社会的时代原因,讽刺的矛头不是对着某一个人.所谓“婉而多讽”,是指委婉曲折的讽刺,他不直接的褒贬人物,力求隐去作者的身影,而让形象直接同读者接触,在平凡、平庸、平常生活中表现出令人惊异的讽刺力量. 鲁迅先生对《儒林外史》在艺术形象的塑造方面的成就曾有过很高的评价.他指出:“敬梓之所描写者……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见《中国小说史略》).《儒林外史》以其三十万字的篇幅,共塑造出了三百多个人物,其中主要人物即有五、六十人.在作者的笔下,这些人物个个描绘的性格鲜明.像周进、范进、马二先生、严贡生、严监生、匡超人、牛浦郎、杨执中、权勿用、张铁臂、胡屠户、王仁兄弟、杜少卿、沈琼枝等,个个都栩栩如生,各具其不同的性格和特点.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讽刺’.” 正是如此,它所讽刺的形形色色的丑恶人物和事件,都是当时社会中实际存在着或是曾经出现过的事情.可以说是从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中摄取而来,作者虽不加任何评论,然而事实的可笑、可鄙、可恶和不合理的特性却立刻跃然于纸上. 作为讽刺艺术的典范,它的高明处主要在于是用真实而典型的故事情节来体现讽刺的意味,而不是由作者露面直接对形象作如此这般的揶揄和嘲弄.仿佛只是信笔写来,读者却感到心驰神迷,余味无穷.如第三回写考官周进因为自己有过辛酸屈辱的经历,所以对穷困不堪的老童生范进格外垂恩,先后以全副精神细读范的试卷,第一遍觉得不知所云,是篇坏文字;过了一会读第二遍,却“觉得有点意思”,不坏了;后来读第三遍时竟忽然认为它是“天地间至文,真乃一字一珠”,于是认定自己不是“糊涂考官”.醉心举子业的选文名家马二先生除了高头讲章,其他几乎一无所知,游览西湖面对秀山丽水全无会心,唯见其一路大嚼不停.对眼花缭乱的各种吃食却馋得咽唾沫,看到鱼翅燕窝从眼前端过去就羡慕,看到皇帝御书就舞蹈扬尘,磕头跪拜,看到书店里卖他的“选本”,就翻翻看看,打听销路,这些如实的描写,活画出一个迂腐寒酸、精神空虚而可笑的落魄冬烘先生的形象.当了翰林编修的几位老先生孤陋寡闻,经常闹笑话;附庸风雅的杨执中抄袭前人诗作,若无其事地署上自己的尊讳,但相府公子对此叹尝不置,鲁编修也并不怀疑其为膺品.蘧駪夫得到海内孤本,添上自己的大名饮誉文坛.牛浦郎冒着别人的名字,到处招摇撞骗.一省学道连北宋苏轼的大名都不知道,结果成了帐下门客的笑料.再如第十七回“斗方名士”浦墨卿、支剑峰和匡超人关于“中进士”和“全福”的争论,把所谓“名士”灵魂的空虚,生活的无聊极生动地描绘了出来. 作者明明是在讽刺这些官师、儒者、名士、山人,但他只是狡黠地隐在一边,没有片言只语的直接抨击或挖苦,有的只是用白描手法竭力刻画的形象和场面,那些可鄙可笑的人物一个个纷至沓来,登场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这是非常高超的讽刺艺术,它的讽刺效果远远高过于作者直接出面作讽刺和嘲弄. 探其原因,当与吴敬梓的身世、生活、思想和奉行的创作方法有关.他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从小饱受儒学的熏陶,由于中秀才后一直不曾出仕,又性耽挥霍,长期过着“困穷途而瑟缩”的生活,对科举氛围笼罩下的社会现实体察和感受日益加深,完全有余裕提炼足够的故事情节,以塑造他非常熟悉的各种人物形象.可见,对生活熟悉而真实的描绘,正是吴敬梓笔下人物之所以生动的原因之一.当然作者的思想倾向,感情爱憎更是构成作品讽刺性的基础.加上他有极为高超的文字表现能力,于是许多“常见的,平时谁都不以为奇的”事物,经他写出,便令人感到“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了.像那个家境豪富而又悭吝成性的严监生,自述其仅有“几亩薄田”,平时舍不得买肉吃,独生幼子吵吃,“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临终时为了灯盏燃着两根灯草,竟伸着两个指头不肯咽气.描述这样生动的情节,就足以塑造守财奴的形象了.正。
6.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的论文怎样答辩
导思:这是一篇给材料作文。该题虽然规定了作文题目,但仍给学生思维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从文体来看,写议论文是最好的选择。学生可以从是非观、处世态度、治学精神等方面谈自己的看法,阐述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要写好议论文,必须做好以下三点:
1、确定论点。根据命题提供的材料,可从不同角度提炼出诸多观点,但短短600字的文章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一定要选准一个论点充分论证。
2、选好论据。论据能起到充分证明论点的作用,论据选择要遵循两个原则:①真实确凿,不能有虚假成分;②具有典型性,有说服力,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3、组织好论证结构。最常用的结构一般为“提出问题(引论)——分析问题(本论)——解决问题(结论)”。
7.跪求论文:老舍小说讽刺艺术手法简析
老舍笔下人物生活在北京或以北京为中心。
他的写作语言同时具有鲜明的京味,善于以北京小市民的诙谐方式,调侃一件件平凡的事。他的批评是尖刻的,但他是根深人民大众的,骆驼祥子的苦难被他放大,使读者不由叹息命运的无偿。
这就弱化了反动势力虎妞老爹的丑恶。老舍的讽刺小说叙事角度,还想在于人物对话,如《月牙儿》,使读者感到作者就像月牙儿本人,不然为什么月牙儿的悲惨遭遇如此感人。
但老舍的叙事角度,调侃诙谐又好像在与读者对话,小说侵染北京味,拉近了读者与作者的距离,不由自主读者也走进了作者的虚拟世界。显然,老舍的讽刺小说的叙事视角是既包含隐含读者又包含叙述者的。
因此,老舍小说的讽刺是靠隐含作者、叙述者及人物之间复杂变化的关系实现的,作品中讽刺的实现与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 即使是婚恋题材,老舍也有着明显的启蒙情结,以其《离婚》与张的“红白玫瑰”来 比较,《离婚》应是老舍作品中较写实的一部,可是通过描写城市中、下层知识分子苦 决闷人生,探讨的还是民族性格优劣的消长,并将之纳入其一贯的文化批判主题……虽 然也有“婚姻就是凑合”这样形而上的感悟,但主要还是限于伦理道德的批判,如老李 和小赵的精神状貌的对比;“丁大爷”式由一个英雄侠客的仗义来解决问题的社会出路 的探索;对张大哥的灵魂剖析和对其中庸思想的讽刺,并最终将这种普遍的苦闷归于社 会黑暗和旧式婚姻制度。
即使这样,老舍还认为《离婚》的笑声太弱了,“说真的,哭 与笑更是一事的两头儿,而含泪的微笑却是两头儿都不站,《离婚》的笑声太弱了。” (注:《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32页。)
老舍似乎觉得还 应该将讽刺的调子更显豁,更突出些。同样是关于婚姻的苦闷和夫对妻的不满,“红白玫瑰”中的振保就不同于《离婚》中 “哈姆莱特”式的老李了,他是有“铁的意志”的人,可以自己造出一个世界来,至于 他没有成为自己世界的主人——“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 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 是心口的一颗朱砂痣。”
那不是一个社会的原因,而是一切社会的困惑,是人类所面临 的永恒的精神困境:人类永远的欲望和对欲望的永远不满足,不管我们如何心心念念、孜孜不倦,我们得到的永远不是我们想要的,我和我追逐的梦擦肩而过,永远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