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文网1.毕业论文《阿Q正传》中阿Q形象分析
具体表现为他妄自尊大，自轻自贱，欺弱怕强，麻木健忘等等。鲁迅先生正是通过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淋漓尽致的描绘，表明这种普遍在于"国人魂灵"中的精神病症怎样麻木。阿Q非常穷，穷得只剩一条裤，甚至连姓名都没有。但是，他的可悲却主要还不在物质生活条件的被剥夺，而在于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他被压在未庄生活的最底层，什么人都能欺负他，可他却并不在乎，常常好像还很得意。这是的关键，是他有一种独特的精神胜利法，分明挨了打，他却想：这是儿子打老子。
所谓阿Q精神，究竟是怎样呢？它的主要特点，一句话说来，就是精神胜利法，就是自欺自骗以求自慰。精神胜利法是阿Q精神的基本的东西，也是特有的东西。自然阿Q性格还是如一般实际存在的人物一样相当复杂的；然而阿Q之所以成为典型，则是精神胜利法通过种种条件的突出而具体的表现。他的自尊自负与自轻自贱固然是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的表现条件，他的排斥异端与“投降”革命也是精神胜利法的一个相关因素，至于怒目而视的怒目主义和“在肚子里暗暗咒骂”的腹非政策，更是精神胜利法的最主要的现象了。
阿Q精神的第一个特点是“自尊癖”。阿Q本是极卑微的人，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人们忙碌的时候才记起他，一空闲，便把他忘记了。然而，阿Q却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里”，甚至赵太爷儿子进了学，他在精神上也不表示尊崇，以为“我的儿子将比他阔得多”。阿Q甚至瞧不起城里人，认为城里人把“长凳”叫成“条凳”、煎大头鱼时加葱丝，都是“可笑”的。
阿Q精神的第二个特点是“欺弱怕强”。阿Q最喜欢与人吵嘴打架，但必估量对手，口呐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他寻衅跟王胡子打架，打输了，他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他估量小D瘦小打不过他，骂小D是“畜生”，小D让着他，他却不依不饶，进而动手抓小D的辫子；对毫无抵抗力的小尼姑动手动脚，扭住她的面颊，说“和尚动得，我动不得？”大肆轻薄。可是，当他在路上遇到“假洋鬼子”时，他脱口说了句“秃儿”，不料被“假洋鬼子”听见了，“假洋鬼子”举起了“哭丧棒”，他便赶紧缩起脖子，等着挨揍，连吃了几棍子，一点不敢反抗。
阿Q精神的第三个特点是“性幻想狂”。他认为，“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所以，当赵太爷的女仆吴妈在厨房与他谈几句闲天时，他便忽然抢上去对吴妈说：“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
阿Q精神的第四个特点是“泼皮耍赖”。他跑到尼姑庵偷萝卜，被老尼姑发现了，他还强词夺理，说：“这（萝卜）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
阿Q精神的第五个特点是“善于投机”。阿Q本来是对革命一向“深恶而痛绝之”的，但当他看到“未庄的一群鸟男女（在革命到来之际）的慌张的神情”时，便想：“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阿Q革命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于是他想到了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钱家的桌椅；想到了复仇，把和自己打过架的小D、王胡子连同侮辱过自己的赵太爷、秀才和假洋鬼子统统杀掉；他想起了赵司晨的妹子、邹七嫂的女儿、假洋鬼子的老婆、秀才娘子和吴妈，拿不定主意究竟要谁。所以，当他的“革命”要求一为假洋鬼子所拒斥，便想到衙门里去告他谋反的罪名，好让他满门抄斩。
阿Q精神的第六个特点是“自欺欺人”，即“精神胜利法”。阿Q与人家打架吃了亏，心里就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于是他心满意足，俨然得了胜利似的。当他被关进牢房时，他便“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当他被拉去杀头时，他便“觉得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也未免要杀头的”。所以，阿Q“永远是得意的”。
阿Q精神的第七个特点是“奴隶性”。阿Q看到审讯他的人穿着长衫，便知道这人有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立即跪了下来。长衫人物叫他站着说话，但他还是跪着，并且第二次审讯他时，他仍然下了跪。
2.关于阿Q精神的论文 1000字左右
阿Q：一个精神典型阿Q：一个精神典型文/段崇轩 关于阿Q，自他诞生以来的80年间，人们说得太多、太细、太深了。
你几乎再很难找到新的话题和切入点。我想从人物类型——即阿Q是一个什么样的典型的角度，谈谈自己的想法，看能否谈出些许新意？？ 对于阿Q这一形象，已有许多权威的评论。
这些论述排列起来，就构成了一个阿Q形象的接受史，反映了我们对阿Q形象认识的不断深入。1922年初，鲁迅的《阿Q正传》还没有在《晨报副刊》连载完毕，沈雁冰（茅盾）就认为：阿Q“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阿Q所代表的中国人的品性，又是中国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小说月报》1922年2月第13卷第2号“通讯”）。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30年间，人们强调要对文学作品进行阶级分析，于是阿Q就被视为“落后农民（或“农民”）的典型形象”。1979年出版的由唐？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依然认为：阿Q是“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戕害的农民的典型”（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1998年出版的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重新解读阿Q，说鲁迅“塑造阿Q这个具有强大艺术生命的典型性格，并在小说中显示‘个人历史’和‘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的高度一致性，从而摄录下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人心史和民族的苦难史”“他的性格展现得最为充分的一点是精神胜利法，阿Q性几乎成了精神胜利法的代名词”（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这些论述，都敏锐地“抓住了”阿Q国民性、阶级性、心理性等特征，但大抵是从现实主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角度，来阐释人物的性格内涵的，或者说是从人物错综复杂的性格构成中，来概括他的精神特征的。
阿Q还是一个“性格典型”。这一研究路径并没有错，但我以为是走了“弯路”的。
我们为什么不能“开门见山”，直接面对他的精神世界、精神特征，把他当作一个“精神典型”呢？ 现实主义的经典理论，把塑造“性格典型”当作一个核心命题，同时也当作一把权威的标尺。其实这种“典型观”是有它的局限性的，不要说它不大适应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中的人物形象，对现实主义创作中的一些特殊形象，也常常显得“捉襟见肘”。
譬如对阿Q就是这样。我以为文学中的典型形象，是一个多元的、开放的“大家族”，它至少应当包括这样几种类型：性格典型、心理典型、精神典型、象征典型。
只要这一人物艺术地、强烈地表现了某种人生的、社会的特征，我们就应该视他为典型，而不必强求他的性格刻画得有多么鲜明、特别。当然，每一类典型并不排斥人性的其他特征，但这一典型的核心特征应该是确定无疑的，这也是他区别于其他典型的所在。
《阿Q正传》毫无疑问是一篇现实主义杰作，但它同时采用了古典小说的章回体形式，现代小说、散文、杂文的幽默、讽刺、夸张等艺术手法，形成一种开放的、奇崛的现实主义文体。阿Q身上确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也有独特的心理描写，但他更让我们心灵震撼、永生难忘的是他的精神特征——那种饱含了民族的甚至人类的灵魂深处的“精神胜利法”。
古老的中国已然风雨飘摇，而阿Q却沉醉在虚幻的精神世界里，面对走投无路的生存绝境，他只能祭起一面面骗人骗己的得胜旗子。这是一种多么普遍而深广的民族的、人类的、个体生命的精神特征啊！所以我把他当作是一个“精神典型”。
其实，鲁迅压根儿也没有把阿Q当作一个性格人物去刻画。他说得很明白：“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是站在现代知识分子的高度，去审视、揭露阿Q们的精神疾病的，并期望通过自己的笔，“启蒙”民众，“改良”人生。
他又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呐喊〉自序》）这段话，鲜明地表现了鲁迅对“国民精神”的密切关注，比之于国民的身体状况来，精神是“第一要著”。
1925年，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创作思想：“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
在将来，围在高墙里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对有如死海一般的国民的灵魂和精神，鲁迅常常审视、探索、思考。
但他又常常觉得隔膜、不自信。这一方面反映了国民精神的深不可测，同时也表现了鲁迅对自己创作的苛求。
他不是那种有点小感受、小感想就仓促动笔的作家，他所追求的是“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而阿Q正是体现鲁迅创作思想的一个最理想的对象。你看，在鲁迅。
3.关于《阿Q正传》的论文2000字
鲁迅，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原名周樟寿，字豫山，1892年进入三味书屋学习时改为豫才，在他1898年时，只身去南京求学，同时取学名为周树人。
今天我们所如雷贯耳的鲁迅，是他在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用的笔名。鲁迅出身于大户人家，父亲的祖父都是在当时有一定影响的封建士大夫。
而鲁迅的母亲虽是“乡下人”，但也是乡下大户人家的闺女。但当鲁迅少年时，家道已经没落了，他便一下子由小康人家坠入困顿，因此也深深领略到了社会的世态炎凉。
但这并没有吓倒鲁迅，他依旧刻苦的读书，先是去了南京求学，后考取官费到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他起初在东京进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前往仙台医专学医，因在此之间在电影里看见一个中国人被日军砍头时周围一群看热闹的中国人却表情麻木时，他受到了深深的刺激，使他深刻地认识到了现在的中国人所要医治的不是身体，而是灵魂。
于是他毅然弃医从文，写下了无数篇永载史册的文章，成就了一生的传奇。 《阿Q正传》创作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发表在《晨报副刊》上。
从小说总体结构上说《阿Q正传》的前三章基本上是一种平面的横向的性格介绍和举例1。从第四章（“恋爱的悲剧”）开始，鲁迅开始就着手将阿Q的精神特征放在一连串连贯的纵向生活细节中加以具体展现2。
于是便有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鲁迅的经典名篇——《阿Q正传》。《阿Q正传》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它刻画出了国人的灵魂，暴露了国民的弱点，达到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效果。
阿Q的身份虽是农民，但这个形象所表现出的性格弱点却并不只是农民才具有的，它具有更为广泛的普遍性，鲁迅把阿Q性格作为国民性的最劣表现加以鞭挞，因而也就更具广泛的社会价值。因此，在作品发表的当时就有不少人惴惴不安，甚至“对号入座”，以为鲁迅在骂他。
3 在《阿Q正传》整篇文章中，留给大多数读者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阿Q常常用过去的和未来的来掩饰他现在的不幸，比如他常这样夸耀自己：“我以前比你阔多啦！你算什么东西。”
“我儿子会阔多啦”可是当他说这句话时，连老婆还没有着落。他能用自轻自贱来获取心理的满足。
在被别人打败后，他就自轻自贱地承认自己是虫豸，并以这种自轻自贱的第一开安慰自己，并说，我这是第一，状元不就是第一吗，那我就是状元来“狠狠地”赞美自己一翻。他用祖传的法宝“忘却”来掩饰自己生活中的不幸。
在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后，便立即使出了自己的祖传法宝，将屈辱抛到九霄云外，回到土谷祠美美地睡了个大觉。他更可以以自身的丑恶当作是炫耀的资本，当别人说他头上的癞疮疤时，他确自傲地认为别人“还不配”。
总而言之，“精神胜利法”所带给阿Q的，在阿Q自身看来，是值得炫耀的资本，是别人都没有而惟独自己有的值得大家都来学习的地方。但在其他有良知的中国人看来，则是一种巨大的耻辱，而鲁迅想要通过阿Q的“精神胜利法”揭示的，其实就是整个中国国民性的弱点，中国人之所以会成为东亚病夫，就是由于这个软肋在作怪。
中国人向来以为自己地大物博，是天国，其他国家都是自己的附属国，并且当英国大炮已经炸开中国的大门上，中国皇帝还不知道英国在哪，面积有多少，与中国是否接壤。当一次英国军官邀请清朝大将福康安去参观英国大炮，福大将军却抛出这样一句话：“这玩意儿，想来没什么稀罕，看亦可，不看亦可。”
当时中国人的自大心理恐怕已超出了想象。这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阿Q也常常对自己不如人家的地方不顾一屑，照样我行我素，自以为自己就是皇帝，只是皇帝生错了地方，在我看来，煞是好笑。 阿Q的另一个引起我注意的地方，就是在他对革命的态度问题上。
起初，阿Q以为“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他对革命的态度一向是“深恶痛绝之”的。但当他听说“革命”使城里的举人老爷都害怕，未庄里的男男女女又是如此的慌张之后，阿Q又产生了要投降革命的愿望。
因此，在鲁迅的小说中，阿Q成为了未庄第一个起来欢迎革命并要“投身”革命的人。但是，在阿Q的革命思维中，革命无非就是穿着崇祯皇帝的素来推翻清政府，简单地说就是反清复明罢了。
因此，“他对革命在态度上的这种变化，并不是政治上的真正觉醒，因为他对革命的认识是十分幼稚、糊涂、错误的。”4他之所以神往革命，并不是希望推翻地主豪绅，而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希望，去拿别人的一些东西罢了，从而成为“要有什么就有什么”的人，革命以后，他可以随意地去拿原本属于赵太爷、钱太爷们的东西，可以抬高自己的阶级地位，成为当年的赵太爷、钱太爷们，从而奴役现在和他一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D、王胡们。
这种观念，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所“赐予”的，可能也是只有在中国当年这个封建时代才会出现的极度充满幻想并且狭隘的小农意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带给人们是绝对的权利概念，君与臣的关系是绝对的。
在清朝中期，有一位洋人运了一批货物到中国沿海港口，他就让附近的渔民上船去搬下货物，可当他带着。
4.阿Q人物形象浅析的开题报告该怎么写啊
鲁迅在《阿Q正传》第一章《序》里，表面上谈的是如何确定小说名字的问题，然而，从小说的结构上，《序》的功能是对阿Q这个人物做一个初步的介绍，勾画出阿Q的人物形象轮廓，给读者一个鲜明的“第一印象”。
随着阅读的深入，读者对阿Q的了解会逐步深入下去。这种阅读的感觉，好像是我们看着阿Q远远地走来，起初看到的只是大致模样，渐渐近了，看得就逐渐分明起来。
阿Q给读者留下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那就是阿Q的“三无”特点——无姓、无名、无籍贯。鲁迅对阿Q做了极具模糊性的处理。
这在小说的写法（即人物出场的处理方法）上是非常独特的。一般小说对人物的出场都极其讲究，刻画人物形象，突出鲜明个性，说得很具体，比如《水浒传》、《红楼梦》等小说。
但是鲁迅反其道而行之，阿Q姓名籍贯全无。虽然他生活在未庄，但“未庄”的意思是“没有这个村庄”。
关于一个人的基本信息都没有。但是，在读者的心目中，越是这样，人物的形象反而更加鲜明了，人物的个性反而更加突出了。
鲁迅为什么要对阿Q进行模糊性处理呢？原因论述如次： ①“三无”特点反映出阿Q的极低的社会地位，连做人的基本权利都不能享有。 先说“姓氏”。
旧社会妇女社会地位低，不能享有与男子平等的社会权利，但是也有姓氏，什么张门李氏啊，赵门王氏啊等等。然而阿Q连姓氏也没有。
他真的没有吗？不是没有，而是这种做人的基本权利被强硬地剥夺了。请看《序》里的一段描写： 那知道第二天，地保便叫阿Q到赵太爷家里去；太爷一见，满脸溅朱，喝道： “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 阿Q不开口。
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 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 “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有钱有势的赵太爷气焰多么的嚣张，竟然蛮横霸道到自己姓赵别人就不能姓赵的地步。
可以设想一下，连姓氏权也被剥夺了，阿Q还能享有什么样的社会权利？他的社会地位之低，已经沦落到动物般的境地了。 再说“名字”。
过去人们讲究“名、字、号”，但那是有地位有身份的象征。像阿Q这样身份地位极低的人，怎么讲究得起来呢？鲁迅对阿Q的名字考证了半天，也没有一个结果。
“我曾仔细想：阿Quei，阿桂还是阿贵呢？”让人不甚了然。为什么？阿Q没有文化，文盲一个，他哪里知道字声和字形的对应呢？阿Q受教育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因此，他对所处的生活环境和时代都是不清楚的，他没有自己的思想，他只能按照别人的思想来支配自己的行为。思想的自由是人最可宝贵的尊严。
没了思想的自由只能是纯粹的奴隶。从《阿Q正传·恋爱的悲剧》就感觉到他的可笑可悲，他连做人的正常的情感也被封建文化腐蚀了，生理上，他需要女人，但头脑里，他又憎恨女人， 封建文化用看不见的手卸下了他思想的武器。
他不知道怎样维护自己做人的权利。人权何在？ 说说“籍贯”。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没有户口。他是一个“黑人”，是一个被社会开除的人。
他连享有公民权的最基本的条件也不具备。他也没有一个可以归属的家族。
他就是那么孤零零的一个人，只能是动物意义上的一个人而已。 所以，像阿Q这样的人，你不做模糊性处理，你又能怎样？在世界文学的“小人物”画廊里，还有比阿Q社会地位更低的人吗？鲁迅是在悲哀地写着一个悲哀的人啊！ ②阿Q形象的模糊性使这个人物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体现了鲁迅“立人为本”的思想。
据周作人说，《阿Q正传》发表后，很多人纷纷对号入座，怀疑鲁迅是在写自己，是在揭自己的“老底”（新词应该是“隐私”）。这个故事除了说明一部分人神经过敏外，也说明阿Q这个人物形象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鲁迅完全可以为阿Q起一个姓名，设计一个具体的生活环境，或在江南，或在塞北，但是这样做就不能很好地突出阿Q的被压迫剥削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的生存状况，就不能突出阿Q被侮辱被损害的命运特点。那么，很多人读了这篇小说后，做人权利的被剥夺感就不会强烈。
鲁迅借阿Q这个人物表达了自己“立人为本”的思想。他在《呐喊·自序》里写到：“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只有当具有个体尊严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被确立起来，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崛起和强大才是可能的。”
鲁迅在这里讲到的个体尊严和个体意识的觉醒，就是他“立人为本”思想的精髓。 鲁迅讲的个体尊严，代表着现代人的价值理念，这种观念表明每个个体都有充分发展自我、享受幸福的权力，同时，他也完全拥有个人独立思考的权力，这是每个人的天赋人权。
人不应该为自己的独立思考遭受损害，这是一种普世价值理念。而个体意识的觉醒则意味着个体对自我的生存价值的关注与。
5.阿Q正传论文
在鲁迅先生为我们留下的巨大遗产中，《阿Q正传》无疑是最杰出的作品。
它不仅代表 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最高成就和世界水平，吸引了一代代读者和研究者，产生了最为广泛 深远的影响，而且为后人留下了说不完的话题，悟不尽的启示。它象神话中的宝山那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显雄伟和神奇。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现实为背景，从农村乡镇的角度反映了这场革 命的全过程，因此《阿Q正传》与辛亥革命历来就是人们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近些年 来，有关的一些观点提得颇为尖锐，促使笔者也有所思考，现不避浅陋，略述一、二， 希望能够有助于正确理解和发掘《阿Q正传》的深意和价值。
一 首先谈谈《阿Q正传》是否直接表现了辛亥革命的问题，这是诸多有关分歧的起点。 《阿Q正传》发表之初，沈雁冰、周作人等人都强调了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从启蒙 主义的角度正确地分析了《阿Q正传》和阿Q典型的意义，阿Q被充分地现实化和生活化 ，但他们没有深入地探讨小说所揭示的国民性弱点与中国革命的现实关系。
在以后的岁 月里，中国社会一直处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激流暴湍中，阶级观点在社会意识中不 断地被强化。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形势已经改变，但当时的路线和政策仍然坚持“以阶级 斗争为纲”。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更重视《阿Q正传》所反映的农民问题和辛亥革命问 题，将改造国民性与教育农民和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联系起来，如强调阿Q作为农 民或落后农民的阶级本质，提出阿Q的革命性和辛亥革命脱离群众等问题。八十年代通 过对文革的反思，反封建思想革命“研究系统”以批判的姿态出现，否定了以前的所谓 社会政治革命研究系统，更强调鲁迅小说的改造国民性主题，认为鲁迅小说只是反封建 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阿Q正传》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也就定位在反封建思想革命 上。
但是鲁迅小说包括《阿Q正传》对于社会政治革命是否真的没有直接表现，它只是 从思想革命的镜子中“折射”出来的呢？当时对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今天回过头来看 ，我觉得这仍然还是可以讨论的。 我认为，鲁迅并没有把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对立起来，鲁迅小说也没有只表现思想革 命不表现政治革命，他所说的“第一要着”[1]是改变国民的精神也不是把改造国民性 作为救国救民的唯一道路（王瑶先生等都对此作过很好的论述，本文不再重复）。
相反， 他对社会政治革命有非常敏锐、深刻和独到的认识，具体到《阿Q正传》来看更是如此 。 小说开头就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旧中国的黑暗现实图，揭示了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 性和它的巨大历史作用。
在未庄社会中，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等组成了一个具有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标记的统治集团，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对下层人民实行专制统治 ；而阿Q、王胡、小D等穷人则过着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连饮食男女等人的基本权利和 本能要求也被剥夺，“不准姓赵”事件、“恋爱的悲剧”“生计问题”都十分典型而尖 锐地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人民所受的沉重压迫和剥削。他们不起来反抗将没有 任何出路，辛亥革命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下不可避免地爆发的。
不管鲁迅是 否运用了社会科学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创作，他对生活的描写和历史规律的揭示是准确 而深刻的。 鲁迅在小说中也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作用，真实地表现了它对几千年封建 主义统治的巨大冲击。
那块供在古庵里的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虽然是被假洋鬼子 赵秀才砸掉的，但他们毕竟是趁了辛亥革命的浪潮。更具实质意义的是城里那个百里闻 名的举人老爷的害怕，革命一起来他就赶紧转移财产，准备逃难。
当他的大乌蓬船偷偷 地从黑xū@①xū@①中划到未庄赵府上的河埠头时，也立即“将大不安带给了未庄，不到正午，全村的人心就很震动。”作为地方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赵太爷钱太爷之流更是一反常态，惊慌失措，惶惶不可终日。
读着“赵太爷怯怯的迎着低风的叫”阿Q为“老Q”的情景，我们不禁有点象阿Q那样“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说不出的新鲜而且高兴。”如果这场革命能够继续深入下去，中国的面貌庶几可以改变，中国革命的进程将会大大缩短。
鲁迅在小说中对辛亥革命的这种艺术表现，是符合他一贯的立场和态度的。早在革命 派与保皇派的斗争中，他就坚决拥护革命派的主张，并誓做革命之骁将。
武昌起义和杭 州光复的消息传到绍兴，广大群众热烈欢迎，满清地方官吏却纷纷逃窜，而新政权尚未 建立，政治上出现真空，社会秩序混乱。在此形势突变时，鲁迅挺身而出，组织进步师 生上街武装巡逻，准备武力对付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王金发进踞 绍兴成立了新的军政分府后，鲁迅出任了山会师范学校校长，参与发起创办了《越铎日 报》。他在《出世辞》中赞颂辛亥革命“首举义旗于鄂。
诸出响应，涛起风从， 华夏故物，光复大半，东南大府，亦赫然归其主人。”欢呼“民气彭张，天日腾笑，孰 善赞颂，庶猗伟之声，将充宇合矣”。
并把“行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 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
6.论《阿Q正传》中阿Q的人物形象
阿Q《阿Q正传》通过生动的情节，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艺术形象，特别是阿Q，血肉丰满，栩栩如生，有鲜明的个性，包含深广的社会和历史内容，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
20世纪80年代，学者林兴宅概括了阿Q性格的十大方面：质朴愚昧又圆滑无赖；率真任性又正统卫道；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争强好胜又忍辱屈从；狭隘保守又盲目趋时；排斥异端又向往革命；憎恶权势又趋炎附势；蛮横霸道又懦弱卑怯；敏感禁忌又麻木健忘；不满现状又安于现状（见“有关资料”中的《论阿Q的性格系统》）。这比较全面地概括了阿Q矛盾复杂的性格特征。
阿Q是未庄的一个流浪雇农，他上无片瓦，下无片地，只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身受残酷的剥削、压迫和凌辱，处在社会的最底层。
这本已十分可悲，但是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他对来自统治阶级的残酷迫害竟然麻木健忘，自轻自贱，自欺自慰，甚至用欺侮弱者来发泄自己被别人欺压的不平之气。小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层面上展开了对阿Q性格的刻画。
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即对于事实上的屈辱和失败，用一种自譬自解的方法，在想像中取得精神上的满足和胜利。“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两章，集中刻画了阿Q的这一性格特征。
他对于自己的身世很是渺茫，与别人口角时却会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他生活困窘，地位低下，连老婆也娶不上，却偏偏要虚妄地夸口“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表现出盲目的妄自尊大；他忌讳头上的癞疮疤，且颇为苦恼，可人们偏要拿他的癞疮疤寻开心时，他会说“你还不配”，于是就觉得自己头上的癞疮疤非同寻常，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了；当他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响头之后，站了一刻，心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表现出他的自欺欺人；后来人家打他，还要他承认不是儿子打老子，而是人打畜牲，阿Q被迫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这下他该自认失败了吧？并不，他想：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他在精神上又胜利了；他赌博赢得的洋钱被抢，无法解脱“忽忽不乐”时，就自打嘴巴以假想打的是“另一个”而在精神上转败为胜，表现出他的自我摧残；被王胡撞头遭到“平生第一件的屈辱”，吃假洋鬼子的“哭丧棒”而遭到“平生第二件的屈辱”，和小D摆“龙虎斗”，调戏小尼姑，表现出他的畏强凌弱；阿Q向吴妈求爱，被赵秀才用大竹杠教训了一顿，过了一会，他听见外面有声音，一看是吴妈在那里哭闹。“他想打听，走近赵司晨的身边。
这时他猛然间看见赵大爷向他奔来，而且手里捏着一支大竹杠。他看见这一支大竹杠，便猛然悟到自己曾经被打，和这一场热闹似乎有点相关……”表现阿Q令人难以置信的健忘麻木。
阿Q在现实中处处失败却用这种法宝取胜。这种“精神胜利法”如同麻醉剂，麻醉了他的每一根神经，使他不能认识自己所处的悲苦命运，过着奴隶不如的生活，至死也不觉醒。
生命将要结束时，阿Q还自我安慰地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无师自通”地喊出一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他的性格至死未变。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整个国民劣根性的集大成。
小说通过塑造阿Q这个典型，深刻地揭示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种种表现和它的严重危害性，“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启示人们振奋起来，抛弃阻碍自己前进的精神枷锁。
7.论阿Q形象及意义
畸形的社会病态的灵魂——阿Q形象分析
《阿Q正传》创作于1921年，是鲁迅先生最著名的一篇小说，它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鲁迅先生用娴熟的笔法为我们成功地塑造了阿Q这个世界文学画廊中的著名形象，让阿Q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甚至家喻户晓的名字。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旧时代农民的典型。阿Q上无片瓦，下无寸地，只靠出卖自己力气过活，“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倍受压迫和剥削，生活在社会的最地层，现实处境十分悲惨；但更令人可悲的是，长期畸形社会的挤压，促成了他独特的病态的灵魂，阿Q的悲剧实质上是旧中国农民的悲剧。其性格特征主要表现如下：
（一）妄自尊大，畏强凌弱。鲁迅先生曾说过，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作为旧时代一个农民的代表，阿Q有其勤劳善良、率真朴实的优点，但由于长期遭受欺辱和打击，他也本能的带上了一些自尊自大、欺软怕硬的“无赖”特点。虽然不名一钱，但他并不佩服有钱有势的赵太爷和钱太爷，还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他觉得未庄的乡下人很可笑，没见过城里的煎鱼，没见过杀头。他畏强凌弱，对比自己弱的，蛮横霸道，被王胡打败，又“遭遇”假洋鬼子的哭丧棒，便迁怒别人，调戏小尼姑；受赵太爷迫害，丢了生计，又迁怒于小D；但对赵太爷和假洋鬼子则懦弱卑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
（二）自欺欺人，自轻自贱。面对一次次的屈辱和失败，阿Q别无选择，只能靠一种自譬自解的方式进行解脱，得以在想象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胜利。他对自己的身世很渺茫，但却对别人炫耀“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了！你算是什么东西！”生活困窘，地位低下，老婆娶不上，却偏偏夸口：“我的儿子会比你阔多了！”忌讳头上的癞疮，当别人以此来取笑他时，他说：“你还不配……”当被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后，他会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正是靠着这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啊Q总是在失败中寻求超脱，麻木地过着“做奴隶而不得”的生活。遭遇失败和欺辱后，啊Q又常常表现为自轻自贱，甚至自我摧残，在别人面前轻易求饶，骂自己，甚至打自己嘴巴，用作践自己的方式消除失败的痛苦，表现出十足的奴性心理。
（三）麻木健忘，保守愚昧。阿Q面对残酷屈辱的现实，往往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在遭受外界一次又一次打击之后，借助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他总能够神速而完全的忘却过去的种种不幸，心安理得地照常生活下去，麻木和健忘成了他生活中积久难改的痼疾。因向吴妈求爱，刚刚挨了赵秀才大竹杠的痛打，却很快遗忘得一干二净，反倒跑过去看吴妈“闹着什么玩意儿了”，直到看见赵太爷“手里捏着一支大竹杠”向他奔来，方才“猛然间悟到自己”“和这一场热闹似乎有点相关”。精神上的麻木健忘与其思想上的保守愚昧是相互对应的，阿Q样样“合乎圣经贤传，严守男女之大防”，革命的消息传到未庄，他觉得“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因此“深恶而痛绝之”。当决定“投降”革命党之后，酒后土谷祠做梦的描写则集中表现了他对革命的无知，尤其是他喊出的那句“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的“革命”口号，更使其思想上的狭隘自私、愚昧落后的特点暴露得一览无余。
阿Q就是这样一个有着多重性格的复杂的矛盾体，他是旧中国一个农民的典型，也是一个令人可笑、可叹、可悲和可怜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阿Q正传》突出地展示了附着在阿Q身上根深蒂固的精神胜利法，也刻画了他性格里的种种复杂因素，这些相辅相成的多种性格共同形成了丰满深厚的阿Q形象。鲁迅先生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写道：“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阿Q就是在一个生活在畸形社会中病态的灵魂，由于挤压而扭曲变异的“阿Q相”正是长期饱受压迫和奴役的国民的劣根性的集中体现，阿Q这一形象常读常新，给我们留下无限的启迪和深沉的思考。
8.关于鲁迅阿Q正传论文怎么写
日月长的回答我看了！一看就是复制来的，内容估计都没看过吧！写那篇文章的笔者，打着客观评论的幌子，写着带有强烈个人情感的评论！带有强烈个人情感，也能客观评论么？或许他是超人吧！ Q哥这个形象深入人心，鲁迅是当杂文写的这个小说，意在针砭时弊，讥讽他那时代一帮装孙子的主儿，什么"精神胜利法"、"不许革命"、"假洋鬼子"，这都是现成的概念，中国社会司空见惯的丑陋现象，谁也看得到，很直接就化在阿Q身上了，形成了这么一个典型人物，他这信手一拈也是大师风范，时代的巨眼那一刻长在他脸上。
在写论文时，本人认为，应该走概念，别走形象！康德说的一句话或许能成为参考。康德说（大意）：实践和理论都证明，神明是不存在的，可是我们必须假设他的存在！为什么要假设他的存在？无非是让神明这个假设起到社会作用！Q哥也有自己的时代和信仰，也是一个时代典型人物的代表。
9.论阿Q形象及意义
畸形的社会病态的灵魂——阿Q形象分析 《阿Q正传》创作于1921年，是鲁迅先生最著名的一篇小说，它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鲁迅先生用娴熟的笔法为我们成功地塑造了阿Q这个世界文学画廊中的著名形象，让阿Q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甚至家喻户晓的名字。《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旧时代农民的典型。
阿Q上无片瓦，下无寸地，只靠出卖自己力气过活，“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倍受压迫和剥削，生活在社会的最地层，现实处境十分悲惨；但更令人可悲的是，长期畸形社会的挤压，促成了他独特的病态的灵魂，阿Q的悲剧实质上是旧中国农民的悲剧。
其性格特征主要表现如下：（一）妄自尊大，畏强凌弱。鲁迅先生曾说过，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
作为旧时代一个农民的代表，阿Q有其勤劳善良、率真朴实的优点，但由于长期遭受欺辱和打击，他也本能的带上了一些自尊自大、欺软怕硬的“无赖”特点。虽然不名一钱，但他并不佩服有钱有势的赵太爷和钱太爷，还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他觉得未庄的乡下人很可笑，没见过城里的煎鱼，没见过杀头。
他畏强凌弱，对比自己弱的，蛮横霸道，被王胡打败，又“遭遇”假洋鬼子的哭丧棒，便迁怒别人，调戏小尼姑；受赵太爷迫害，丢了生计，又迁怒于小D；但对赵太爷和假洋鬼子则懦弱卑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二）自欺欺人，自轻自贱。
面对一次次的屈辱和失败，阿Q别无选择，只能靠一种自譬自解的方式进行解脱，得以在想象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胜利。他对自己的身世很渺茫，但却对别人炫耀“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了！你算是什么东西！”生活困窘，地位低下，老婆娶不上，却偏偏夸口：“我的儿子会比你阔多了！”忌讳头上的癞疮，当别人以此来取笑他时，他说：“你还不配……”当被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后，他会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正是靠着这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啊Q总是在失败中寻求超脱，麻木地过着“做奴隶而不得”的生活。
遭遇失败和欺辱后，啊Q又常常表现为自轻自贱，甚至自我摧残，在别人面前轻易求饶，骂自己，甚至打自己嘴巴，用作践自己的方式消除失败的痛苦，表现出十足的奴性心理。（三）麻木健忘，保守愚昧。
阿Q面对残酷屈辱的现实，往往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在遭受外界一次又一次打击之后，借助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他总能够神速而完全的忘却过去的种种不幸，心安理得地照常生活下去，麻木和健忘成了他生活中积久难改的痼疾。
因向吴妈求爱，刚刚挨了赵秀才大竹杠的痛打，却很快遗忘得一干二净，反倒跑过去看吴妈“闹着什么玩意儿了”，直到看见赵太爷“手里捏着一支大竹杠”向他奔来，方才“猛然间悟到自己”“和这一场热闹似乎有点相关”。精神上的麻木健忘与其思想上的保守愚昧是相互对应的，阿Q样样“合乎圣经贤传，严守男女之大防”，革命的消息传到未庄，他觉得“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因此“深恶而痛绝之”。
当决定“投降”革命党之后，酒后土谷祠做梦的描写则集中表现了他对革命的无知，尤其是他喊出的那句“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的“革命”口号，更使其思想上的狭隘自私、愚昧落后的特点暴露得一览无余。阿Q就是这样一个有着多重性格的复杂的矛盾体，他是旧中国一个农民的典型，也是一个令人可笑、可叹、可悲和可怜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阿Q正传》突出地展示了附着在阿Q身上根深蒂固的精神胜利法，也刻画了他性格里的种种复杂因素，这些相辅相成的多种性格共同形成了丰满深厚的阿Q形象。
鲁迅先生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写道：“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阿Q就是在一个生活在畸形社会中病态的灵魂，由于挤压而扭曲变异的“阿Q相”正是长期饱受压迫和奴役的国民的劣根性的集中体现，阿Q这一形象常读常新，给我们留下无限的启迪和深沉的思考。
10.《阿Q正传》的思想意蕴之我见
《阿Q正传》发表后，立即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效应。
普通读者惊恐、猜忌，唯恐阿Q就是自己的写照。评论界对此更是反响空前，有关《阿Q正传》的评论，层出不穷。
据李煜昆在《鲁迅小说研究述评》中统计，从1922年起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止，绝不会少于三百篇，不下百万字。此外，还有至少四部研究《阿Q正传》的专集专著。
不管《阿Q正传》文本自身，仅从评论方面说，它也算是一部“杰作”。 一 大凡杰作，其思想内容的深广性乃是最自然不过了。
《阿Q正传》究竟为我们展示了怎样的主题思想，评论界对此一直是争论不休，直到现在，似乎还没有定论。 “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揭露资产阶级的妥协性”的论断，占据了学术界的统治地位。
这种观点的实质，是把政治思想强加于文学作品的结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李何林在《〈阿Q正传〉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一文中指出：“从第一章到第九章，从小说的开始和结束，通过阿Q被压迫、剥削、欺侮等等具体描写，自始至终都是具体地揭露、批判他的精神胜利法和与此相关的其他思想，表现辛亥革命的不彻底，不过是次要的主题。”
李何林的论述是符合作品一定实际的，那种出于政治目的，把仅在作品后半部分所表现出的辛亥革命的悲剧性任意拔高，说作品的主题思想是“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是没有说服力的，这和鲁迅自己认为《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是“暴露国民的弱点”或者是要“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给大家看，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也是不符的。 除此之外，对《阿Q正传》主题思想的论述，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还有以下几种：（1）批判国民性的弱点，即批判“阿Q相”；（2）揭露当时社会的阶级压迫和剥削，反映农民的苦难和革命要求；（3）提出了农民革命和出路问题；（4）对革命前途问题的探索；（5）表现了鲁迅的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精神。
这些方面的思想内容，在《阿Q正传》这部作品中，确实都是客观存在，然而评论家们往往只是择其一点而强调之，把其定为《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并力图排斥其他观点，这往往又把《阿Q正传》的思想简单化了。如易竹贤在《〈阿Q正传〉与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一文中指出：《阿Q正传》基本主题是“描绘辛亥革命的历史画卷，呼唤彻底扫荡封建主义的革命风暴”，“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控诉封建主义的精神奴役”，并进一步指出：“鲁迅用深刻的现实主义描写，充分展示了辛亥革命的爆发乃是历史的必然”，至于流行的“严正批判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的说法，其实是与作品实际不相符合，也是鲁迅当时的思想认识所尚未达到的。
可见，易竹贤又完全否认《阿Q正传》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和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认为鲁迅的思想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又是有偏激的。又如董大中的一篇《阿Q是一个“国民”》中则认为：“《阿Q正传》不是表现农民的生活，也不是表现农民的‘革命要求’，而是探索具有这种‘国民性’的中国人能不能在世界上存在下去的问题。
阿Q的悲剧说明，一个不求进取，只知陶醉在‘精神胜利’中的民族，必然会走上‘国亡种灭’的道路。”这种观点的实质，就是“批判国民性的弱点”的代表，但他完全排斥农民的生活问题和革命要求，这也是不符合作品实际的。
这种现象在评论界是屡见不鲜的，他们把《阿Q正传》当作名著去评论的时候，却不知不觉地人为地把名著的深刻的思想性简单化了，即只看到其某一个方面的内容，而根本不承认除此之外的其他思想意义。企图“立一家之言”，“唯我独尊”。
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挖掘名著更深层的思想底蕴，不断提出新的见解是应该提倡的，但不能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而不切实际地否定其他意见的做法则是应该摒弃的。 究竟怎样来认识《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呢？前面提到的李何林的见解对我们有很大启示。
他在《〈阿Q正传〉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中明确提出了《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的主次问题，这是在评论《阿Q正传》主题思想的方法论上的一个重大进步。说具体一点，就是应该用多元意识来认识这篇名著的思想内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何西来在《观念更新和多元意识》一文中指出：“多元之元，在这里指因素、要素、方面、角度、方法、关系等，是相对思想方法上的单一、片面、独断、极端、绝对，‘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等等而言的”，并认为提倡这种多元精神是文学观念更新或变革所解决的首要问题。这对中国的文艺界特别是文艺评论界来说，无疑是非常需要的。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先以《水浒传》的研究史来看。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的研究，从古至今评论者总共提出了不下十五种观点，什么“官逼民反”说、“忠义”说、“农民起义”说、“伦理反省”说，什么“人性本恶”说、“杀人放火”说、“讴歌强盗”说，等等，等等。
这些观点，都宣扬自己的一家之言，而百般诋毁其他观点。直到运用多元意识的“多元融合”说，才是最科学的观点。
这种学说认为，应用系统的和多维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水浒传》的思想内容，从而得出了比较全面和合理（即合乎作品本身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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