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文网1.写关于《围城》论文 有哪些论题啊
《围城》的情爱关系与人性弱点 司马长风先生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把《围城》说成“地地道道是一部爱情小说”，这种理解显然没有全面地概括《围城》的主题。
不过，《围城》又的确是一部揭示了独特的爱情哲理的小说。谈《围城》，不能不谈爱情，说《围城》，不能不探讨《围城》的恋爱、婚姻故事为人类的情爱秘密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答案。
一部《围城》，几乎所有的男女人物都或深或浅地涉及情爱领域。方鸿渐先生在回国的邮轮上就与鲍小姐闹了场不太光彩的“露水姻缘”。
到了上海后，在苏文纨小姐的客厅里，方鸿渐又“被迫”卷入了由苏小姐策划、苏小姐主演、赵辛楣先生担纲表演的一场争风吃醋的“三角恋爱”。这场“三角恋”其后又迅速地扩展为“多角恋爱”：方鸿渐爱上了由苏文纨领出的唐晓芙，而苏文纨的另一个追求者、后来成为苏文纨丈夫的诗人曹元朗也登场加盟，共同表演了一场轰轰烈烈但最后又作鸟兽散的多角情场恩怨的轻喜剧。
在闭塞的三闾大学，那位扼要是“一张红嘴，十个尖而长的红指甲”的汪太太不甘寂寞，充当媒人，组织赵辛楣、方鸿渐与范小姐、刘小姐相亲，结果媒人反而与赵辛楣卷入了一场“桃色新闻”，连带高松年校长“受累”，暴露了汪太太的暗恋。当然，此间最成功的一次恋爱是方鸿渐与孙柔嘉相恋。
孙小姐“处心积虑”地设下了一个爱情陷阱，方鸿渐也因“一念温柔”糊里糊涂地成了孙柔嘉的爱情俘虏。赴三闾大学的路上，李梅亭与苏州女人不乏暧昧故事，到了三闾大学后，陆子潇以“教授的情书”向孙柔嘉求爱，而范小姐则借借书向赵辛楣示好。
就是那位爱情逃亡者赵辛楣的爱情后来也有了着落，他爱上了一位因为两门功课不及格而愿意跟他结婚的女大学生。至于那位后来堕落成携带私货“走单帮”的苏文纨小姐结婚后对赵辛楣反而亲密起来，似有藕断丝连的嫌疑。
总之，《围城》确实是处处展现了人类不同类型的情爱景观，有三角恋、多角恋，有初恋、暗恋、婚外恋，有纯情之恋，更有矫情之恋。《围城》惟缺心心相印、令海枯石烂的生死之恋。
《围城》这部小说没有出现古典的、浪漫的生死恋并非偶然。仔细考察《围城》中的男女情爱关系，不难发现，作者除了为特别偏爱的方鸿渐、唐晓芙的“纯情之恋”设置了一些浪漫情节和细节外，其余的男女情爱关系皆有“煞风景”的矫情之处。
《围城》中男女恋情的“煞风景”处，通常不是来自于外界的干扰，而是来自于男女双方情感的无法同步所导致的矫情或造情。这在主人公方鸿渐系列情爱遭遇中表现得特别突出。
那位令方鸿渐“失望、遭欺骗的情欲，被损伤的骄傲，都不肯平伏，像不倒翁，捺下去又竖起来，反而摇摆得厉害”的鲍小姐的无情自不必说，他们的一夜情导致的被轮船上的侍者阿刘的敲诈也似乎“罪有应得”，不应算做纯粹的“煞风景”。而方鸿渐与苏文纨博士的恋爱从开头便注定了方鸿渐的尴尬处境。
方鸿渐找到苏文纨的府上，“明知也许从此多事，可是实在生活太无聊，现成的女朋友太缺乏了！”这个动机虽然“不纯”，倒也说明方鸿渐主动接近苏文纨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获得苏文纨的爱情。不料，苏文纨“误读”了方鸿渐的来意，在方鸿渐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转移到唐晓芙身上的时候，苏文纨虽然也有所察觉，却表现得格外执拗：在月夜的苏家后花园内，苏文纨小姐躲在外国话里命令方鸿渐吻她，方鸿渐没法推避，象征性地送吻后欲快快摆脱，苏小姐道：“我偏不放你走——好，让你走，明天见。”
“苏小姐看鸿渐脸上的表情，以为他情感冲动得厉害，要失掉自主力，所以不敢留他了。鸿渐一溜烟跑出门，还相信刚才唇上的吻，轻松得很，不能作为自己爱她的证据。
好像接吻也等于体格的检验，要有一定斤两，才算合格似的。”这样一个极有浪漫情调的月夜，如果男女主人公在此时此景互诉衷情，那么情与景便是同步、对称的，是属于极有诗意的描述。
不料，方、苏两位男女主人公的心事却南辕北辙，这就构成了一个不对称的“煞风景”的幽默情景。男女主人公内心的不同步、不一致使得苏文纨的热情和主动实际上都“落空”了。
单单“落空”还不要紧，因为“落空”了的爱情有许多时候是以悲剧的形式出现的，只有情感表达“落空”了，而表达爱情的当事人还蒙在鼓里，还是那么一厢情愿地沉溺在自己创造出来的爱情幻象中，这才显得可笑。假设方鸿渐一发现“情况”不对，就“把话说清楚”，告诉苏文纨自己心有所归，那么，双方的情感轨迹就都清楚了，就没有多少幽默的效果。
因为把话说“白”了，当事人的言行与各自的内心感情很快就趋于统一，两人都处于“知情”的状态中，苏文纨这个人物就会以理智行事，而不会显得那么“痴”、那么矫情了。所以，月夜下那“没有斤两”的吻之所以显得滑稽可笑，归根结底是爱情盲动者苏文纨的言行和想法（苏文纨命令方鸿渐吻她，而且以为方鸿渐冲动得厉害）与她所处的“真实”的爱情格局（方鸿渐并不爱苏文纨却不得不敷衍她）反差太大。
幻想与现实脱节当事人却还糊涂，甚至还在强化他或她的幻想，才导致了这种喜剧性的幽默情景。 《围城》中善于矫情或造情的。
2.论文题目是：浅析《围城》的语言艺术特色及“围城”的深层蕴
《围城》被美籍华学者夏志清称为“中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此番评价虽说对《围城》推崇备至，却也称得是公允和实至名归。
作者钱钟书作为一位学贯中西、有“文化昆仑”之誉的著名学者，在壮年时期创作的这部小说是他一生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确实称得是用心经营。而小说本也写得妙趣横生，充分展示了作者过的创作才华和广博的知识底蕴，小说自1947年出版以来深受各界读者的欢迎，先后被翻译多文字，受到内外众多学者的好评，为中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
本文试图从《围城》的物塑造艺术及语言特入手，对这部小说的创作艺术作一简单论述。 一、物塑造由表及里富有暗示，心理描写细腻真实入木三分 《围城》是一部“物辐辏、场景开阔的巨幅写真”，“长卷般展出批活龙活现的知识阶层物画像”。
从绅士、淑女、贵到教授、作家、哲学家等各新儒林物纷纷登台亮相，物繁多，格各异。如何在这一群体中，刻画出他们各自的格特点和本来面目，需要作家有高超的物塑造艺术和独具匠心的表现手法。
正是在这一点，钱钟书展示出了他作为学者与作家双重份所特有的文学功力，将书中物塑造得既形象传神又细致入微，使读者如见其，如闻其声。 1·姓名寓义巧妙深刻而又切合物格特点 注重姓名本与物格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姓名暗示物的某些形象特征或是提示作者的创作倾向，这或许称得是中学者小说的一大特点。
中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即在物姓名暗示了全书是“贾（假）雨村言，甄（真）士隐去”，与此相比，钱钟书的《围城》在物命名的功夫并不比曹雪芹逊。他融合自己在文学、哲学以及英文等方面的知识，对书中部分物给予了“恰如其分”的命名，使望名知其格、品，读后回味颇多。
现试举小说中几个物姓名作一分析阐释。 方鸿渐：姓方寓示着他做事不圆滑。
书中有“中品方正所以说天是方的，洋品圆滑，所以主张地是圆的”之语，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方鸿渐虽出留学，但他本质仍是传统的中文，做事方式仍是中式的，因此在现实社会中碰壁。鸿渐一名引自《周易》中的“渐卦”，该卦有“鸿渐于干（磐、陆）”等语，主体是以“鸿”为取象，说明士进取之过程（“渐”即为进之义），而《围城》正是讲述方鸿渐在社会中的探索和进取过程的。
苏文纨：姓苏且有打趣她为苏小，自然使想到她也是一才女。文纨之名有“文采昭然，品质洁白”之义，这层含义与苏文纨的早期形象应该说还是比较吻合的。
孙柔嘉：此名多半是其意而用之。孙小表面柔顺，实则精明厉害。
李梅亭：此在书中炫耀他的英文译名如何独特，实则为“五月、吵闹、草地”的大杂烩，让联想到此好附庸风雅，而格、品却杂不堪。 至于其他姓名，如唐晓芙有“清出芙蓉”之寓意，而鲍小之姓则暗示着与其好如入“鲍鱼之肆”，等等，各有其独特寓意。
当然，关于姓名寓意的分析也不能过分强调，否则很容易穿凿附会。见仁见智，还是留给读者慢慢品味、回味吧！ 2·心理描写犀利而细腻 《围城》的创作基调是讽刺，因而通过犀利而细致的心理观察和分析，准确揭示物内心深的活动与感便为小说刻画物形象的主要方法。
在小说中，作者或是以机智幽默的笔触层层剖析病态知识分子内心深的怯懦与丑恶，或是以个化的物语言来揭示他们隐秘心灵的微妙变化，都使得物形象鲜明可见，真实可信。 心理描写犀利，如写方鸿渐与韩学愈在三闾大学关于“克莱登大学”的对话。
韩学愈点，伸颈咽唾沫，唾沫下去，一句话从喉核下浮：“你先生到过美没有？” “没有去过——”索试探他一下——“可是，我一度想去，曾经跟一个DrMahoney通信。”是不是自己神经过敏呢？韩学愈似乎脸微红，像天忽透太。
“这是个骗子。”韩学愈的声调并不动，说话也不增多。
“我知道。什么克莱登大学！我险的了他的当。”
鸿渐一面想，这肯说尔兰是“骗子”，一定知道瞒不了自己了。 “你没有他的当罢！克莱登是好学校，他是这学校里一个开除的小职员，借着幌子向外不知道的骗钱，你真没有当？唔，那最好。”
“真有克莱登这学校么？我以为全是那尔兰捣的鬼。”鸿渐诧异得站起来。
“很认真严格的学校，虽然知道的很少——普通学生不容易进。”…… 通过几个谈话细节、语调以及各自的表变化就揭示了双方矛盾重重而又彼此防范的心理态势，把与之间这种既好面子，又想揭别伤疤，而不得已来回进行攻防转换，故作镇静的心理写得活灵活现，令绝。
心理描写细腻，如写方鸿渐在与赵辛楣谈中，无意间谈起唐晓芙后的心理映。 “那最好！不要提起我，不要提起我。”
鸿渐里机械地说着，心理仿佛黑牢里的锢者摸索着一根火柴，刚划亮，火柴就熄了，眼前没看清的一片又滑回黑暗里。譬如黑里两条船相迎擦过，一个在这条船瞥见对面船舱的灯光里正是自己梦寐不忘的脸，没来得及唤，彼此早距离远了。
这一刹那的接近，见得暌隔的渺茫。 这段心理描写连同后面写鸿渐因为受到这刺痛，里睡不着，急忙找话来压等心理都极为细腻，而又非常符合在感失落后，想听到心的消息又怕听到的复杂而。
3.跪求《谈 < 围城 > 的讽刺艺术》 论文的开题报告
论钱钟书《围城》的讽刺艺术 钱钟书一生学贯中西，融会古今，创作上匠心独运，自成一家。
讽刺性长篇小说《围城》是其一生的代表作，最能体现他机智隽永，才情横溢的艺术风格。它是一部以旧中国中上层知识分子病态畸形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幽默而辛辣的讽刺小说，表现了这群由那个腐败的社会造就的知识分子腐朽、空虚、虚伪的灵魂，描写了他们因为缺乏进步的社会理想而导致的精神上的彷徨、苦闷和困窘。
小说淋漓尽致地揭露了造成这类人物悲惨命运的污秽社会环境，从而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即将结束。此部小说一问世，钱种书便以光芒四射、才情横溢的笔墨震惊了读者，震惊了像他一样正在从事小说创作的同行。
作者以幽默的笔法讽刺时弊，描摹人物时态，调侃“芸芸众生”。常以平易的笔触，在貌似嬉笔中予以淋漓尽致的嘲讽和描写。
下面就《围城》的讽刺幽默艺术试作分析。 一部好作品，至少应该在某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才能显示出作者的独特个性和品质。
比如契诃夫的作品辛辣幽默，带着“含泪的微笑”，欧·亨利追求精巧的构思；茨威格擅长描写女性------《围城》所表现出来的是钱钟书的学者式的幽默讽刺。钱钟书的笔调和鲁迅的截然不同。
鲁迅用的是锋利无比的匕首，一触见血，给人一种鲜血淋漓的感觉；钱钟书用的是尖锐的长针，乍看之下，对患处没什么用，但是像针灸似的对准医疗部位刺下，刺得深，刺得透，一疼之后便觉得舒畅无比，让人被刺得心服口服。鲁迅严肃地对待问题，钱钟书漫不经心地提出问题，但抨击人生病态，笑骂人性弱点的用心都是一样的。
钱钟书的“愤事嫉俗”不是把不合适宜的老祖宗的话东引西摘地说教：而是通过诙谐，轻描淡写的笔调，把个个读过几本书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龌龊灵魂一一勾画出来并以机智的幽默、渊博的学识、辛辣的嘲讽，对当时社会种种丑恶的事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同时也道出了许多人生哲理。钱钟书融道德、风俗、人情的批判于一炉，具有机智的风格，妙语连珠，新意迭出，善用比喻和典故。
使一种睿智的幽默得以成立，成为独具一格的讽刺作家。 凡是读过《围城》的人，无不被它那妙趣横生的语言逗得忍俊不禁。
用两个字说，就是“幽默”。钱钟书犹如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运用各种机智的反语、双关、谐音、对仗、警句格言，以及中外古今的典故、逸闻，纷至沓来，琳琅满目。
常使人笑中带泪，泪中带笑，风趣幽默。尤其是形象巧妙的譬喻的成功运用，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讽刺效果。
有人统计，《围城》中精妙的譬喻多达数百条，这些巧妙的譬喻，夹带着机智俏皮的讽刺，在行文中来得是那样自然妥帖，仿佛不期而至。如：方鸿渐的父亲不赞成他与苏文纨的婚事时说的一句话：“人家不但留学，而且是博士呢。
所以我怕鸿渐吃不消她。”好像苏小姐是砖石一样的硬东西，非鸵鸟或者火鸡的胃消化不掉的。
比喻幽默，回味悠长。 再如：方鸿渐与鲍小姐在回国途中上岸到西菜馆吃的一顿饭中“谁知道从冷盘到咖啡，没有一样东西可口：上来的汤是凉的，冰淇淋倒是热的；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会长时期伏在水里；除醋以外，面包、牛油、红酒，无一不酸。
两人吃得倒了胃口，谈话也不投机。把西菜馆的饭菜质量用诙谐的比喻描绘得淋漓尽致。
究其原因，来源于钱钟书作为文学家丰富的想象力和渊博的学识。 钱钟书常用漫画式的笔法勾勒“众生“，他以锋刃的笔法高超地概括出一副副神情毕肖的漫画形象，使人未见行藏，便已看出人物的性格及作者的情感态度，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如第七章开头对汪处厚的肖像描写：胡子常是两撇，汪处厚的胡子只是一画------他只想有规模较小的红菱尖角胡子，不料没有枪杆的人，胡子都生不象样，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旁。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
他两道浓黑的眉毛，偏偏根根可以跟寿星的眉毛竞赛，仿佛他最初刮脸时不小心，把眉毛和胡子一股脑全剃下来了。慌忙按上去，胡子跟眉毛换了位置，唇上的是眉毛，根本不会长，额上的是胡子，所以欣欣向荣。
为了二十五岁的新夫人，也不能一毛不拔，于是剃去两缕，剩中间一撮，这也许还是那一缕胡子的功效，运气没坏到底。”看到这段惟妙惟肖的肖像刻画，一幅活灵活现的漫画就形象地浮现在读者脑中了。
作者在描绘这位汪大人的容貌时，对他的历史、思想、心理也一并作了讽刺，使他一亮相，就给人滑稽、迂腐的印象。 又如对沈太太的描写：“她眼睛下两个黑袋，像圆壳行军热水瓶，想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把暗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
连用几个想象奇特的比喻来铺陈渲染，读之令人忍俊不禁而又厌恶至及，作者常用半是讽刺半是悲怜的口吻调侃“芸芸众生”，他是饶舌的、俏皮的、促狭的、联想特别活泼、思维敏捷，下笔不能自休。他总是尽情地挥洒着那种博引经传，融会中西，联类无穷的超越具体描写对象弛向更广阔思维空间讽刺幽默笔墨，能造出一种由博识、睿智、谐趣构成的有智性之类的审美世界和巧喻迭出、纵横恣意的独特文体。
在调侃方鸿渐购买假。
4.关于《围城》的论文
黑格尔认为：一切精神活动的目的都在于使人的主观意图与伦理世界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结合，即它的自由，并且成为有意识的。由此可见，艺术的使命在于与现实调和，如果不能调和，则遁入其身。按照黑格儿的观点，对现代人来说，出路只有一条，即到主体的内心自由中寻找避难所。作为艺术，应该有各种表达其意义的手段，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亦不同。“《围城》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这是夏志清在《中国近代小说史》对《围城》一书的评论，我却不那么认为。
一部好作品，至少应该在某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才能显示出作者的独特个性和品质。比如契诃夫的作品辛辣幽默，带着“含泪的微笑”；欧·亨利追求精巧的构思；茨威格擅长描写女性……《围城》所表现出来的是钱钟书的学者式的幽默讽刺。钱钟书的笔调和鲁迅的截然不同。鲁迅用的是锋利无比的匕首，一触见血，给人一种鲜血淋漓的感觉；钱钟书用的是尖锐的长针，乍看之下，对患部没什么用，但像针灸似地对准医疗部位刺下，刺得深，刺得透，一疼之后便觉舒畅无比，让人被刺得心服口服。
鲁迅严肃地对待问题，钱钟书漫不经心地提出问题，但抨击人生病态，笑骂人性弱点的用心都是一样的。
钱钟书的”愤世嫉俗“不是把不合适宜的老祖宗的话东引西摘地说教；而是通过诙谐、轻描淡写的笔调，把个个读过几本书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龌龊灵魂一一勾画出来。
(1)“'——哼，高松年还要我写篇英文投到外国什志上去发表，让西洋人知道咱们也有牛津剑桥的学风，不知怎样，外国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辛楣叹口气，不知道这正是中国的厉害，天下没敌手，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
有些人怀疑中国是一个大染缸，无论什么外来的东西放进去就变了颜色，这未尝不是事实。
(2)“有时候一个人，并不想说谎话，说话以后，环境转变，使他也不得不改变原来的意向。办行政的人尤其难守信用，你只要看每天报上各国政府发言人的谈话就知道……”这是“言行不一致”的人的最好托词。
(3)“那些学生虽然外国文不好，卷子上写的外国名字很神气，有的叫‘亚历山大’，有的叫‘伊利沙白’，有的叫‘迭克’，有的叫‘小花朵’（Florrie ）；有个人叫‘火腿’（Bacon）， 因为他的中国名字叫‘培根’……”在语文水准日益低落的今天，这段嘲讽文字可说是现实最好的写照。
(4)“高松年直跳起来，假惊异的表情做得惟妙惟肖，比方鸿渐的真惊惶自然得多。他没读话剧，是话剧的不幸而是演员的大幸。”这样讥讽人类假动作的方式，既生动又有趣。
上述几近诙谐笑闹的笔调，其实是极高水准的幽默和严肃的综合品，寓正于反的创作，不但含蓄、有趣，而且经得起咀嚼。“作为一个高明的讽刺家，应该是一个高明的刽子手，刀落处头颅已经离开了脖子，犯人尚不知觉”。钱钟书就属于具有这种风格的幽默大师。
以上仅是我个人阅读的一些感想和意见，当然是主观大于客观。不过，由于相信绝对的客观不存在，更相信鉴赏文学作品，如果没有个人喜好，便没有文学趣味，那么，所有的文学作品，只不过是一大堆文字堆砌而已，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5.《围城》研究的国内外现状
你的论文题目是不是 论小说《围城》的讽刺艺术？ 同求呀、、、这是我刚总结的，你看能用上不、、、、
90年代以来，国内《围城》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可喜局面：一是关于作品的主题意蕴及人物形象的研究更为深入；二是多种批评视角的灵活运用；三是对于《围城》的创作缺陷作出了更加合理的解释。但是，拘泥于单一批评体系的《围城》研究也正在显露出它的危机。只有借助形式、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模式，才可望获得突破。
温儒敏于1989年发表的《〈围城〉的三层意蕴》一文可以看作是对以往《围城》研究的一章精辟小结。（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1期）他在文中指出：《围城》主题的研究已出现了三个层面，一是“生活描写层面”，二是“文化反省层面”，三是“哲理思考”层面。
宋延平的《中西文化合流中的蜕变人格及其人生——重读〈围城〉及“〈围城〉研究”札记》（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年2期）就试图联结生活、文化、哲理三个层面来阐发《围城》的主题意蕴。
陈子谦则从“悲剧之悲剧”这一美学概念入手，寻找《围城》主题的哲理意蕴。（注：《〈围城〉主题的深层意蕴》，《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3期）他认为尽管钱钟书否定了王国维称《红楼梦》为“悲剧之悲剧”的断言，但他接过了“悲剧之悲剧”的概念，赋予它以愿欲说为中心内容的含义，并将其潜在意识成功地化为了《围城》的形象血肉。
张清华的研究的价值在于他将对文化意蕴的提炼与对文化成因的探讨结合起来。他的《启蒙神话的坍塌和殖民文化的反讽——〈围城〉主题与文化策略新论》（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4期）一文把《围城》置于中国现代文化的进程中加以考察，从而准确敏锐地洞见钱钟书不同于前人的新的文化策略，并在为这种文化策略的出现提供背景和寻找原因中，注入了对钱钟书的深刻理解。在对现代文学话语方式的整体把握下，张清华看到，出于对前代知识分子文化操作的情感色彩的理性反省，钱钟书选择了殖民文化视角的二元论批判。
胡河清在他的博士论文《钱钟书论》（注：出版时名为《真精神与旧途径——钱钟书的人文思想》胡河清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中，凭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丰厚底蕴的深刻体悟，指出：钱钟书对中国传统天命观冷峻彻底的批判，发前人所未发，显示出非凡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