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文网1.求关于城中村的主要参考文献 顺便几篇关于城中村的论文, 急啊
“城中村”的存在，为本地农民增加收入、以房租分享城市化带来的级差收益提供了机会，为外地人口以低房租成本和生活成本在城市谋生提供了方便。
但是，城乡结合部的自我无序蔓延，也带来大量社会问题，滋生越来越严重的“城市病”。巨量流动人口在“城中村”栖居，无法融入城市，也使得这种“城市病”在各类城市的局部区域加剧。
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城中村”问题能否解决好，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府治理的重要课题，成为城市健康发展的头等大事，也是影响社会稳定与政治安定的关键问题。 为了找出破解“城中村”问题的方案和路径，本调研组从北京2010年启动的50个重点村改造入手，寻求 “城中村”问题的解决方案，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思路与做法 北京市城乡结合部地区主要分布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四区与大兴、通州、顺义、昌平、房山、门头沟六区相接壤的地区，涉及77个街道乡镇和1673个社区（村），本市户籍人口326.7万人，流动人口404.07万人。城乡结合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占到全市流动人口总量的52.63%。
北京市政府于2008年在海淀北坞村和朝阳大望京村进行试点后，2010年启动50个城乡结合部重点村建设工程，为破解城乡结合部难题进行探索。 此次改造的目标为：以保护农民利益和原住农民彻底融入城市为前提，使农民成为有住房、有产业、有就业、有股权、享受社保和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新市民，实现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完全城市化。
1.整合土地 在重点村改造中，政府并没有直接把农村集体土地全部征为国有，在城市化改造后拆迁整理出来属于农村的集体剩余土地，即安置房、集体产业所占土地，可以不改变所有制性质，直接参与城市建设，用于农民安置的产业项目可以定向出让供地，允许农民在建设用地上建租赁房。 土地也是重点村城市化改造的重要资金来源。
政府通过优先安排用地指标、统筹融资抵押物及土地储备上市来实现城市化建设项目的资金平衡。 通过土地融资和集体所有制不变，“城中村”既能实现土地重新安排用途、集约利用，也能获得未来的集体土地收益，有利于农民的生存和发展。
50个重点村改造，拆迁整理出45平方公里土地，其中7.8平方公里建回迁安置房，3.3平方公里建集体产业，13平方公里回建绿地，4平方公里建设基础设施，16.9平方公里出让后用于平衡建设资金。拆迁后高楼层回迁房的建设实现土地集约利用，同时留出来大量绿地，绿地占各村总面积占到五分之二左右。
这既有利城市环境质量，也为未来的开发留下潜在留备土地。 同时，土地也不影响社会保障水平。
政府按照不挂钩土地管理政策，不区分遗留集体剩余土地多少，不改变剩余土地的产权属性，制定“农转居”的工作方案，探索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2.拆旧建新 由于旧村的各方面问题，进行城市化建设必然会遇到旧村拆除的问题。
在50个重点村改造中，旧村拆除面积2530万平方米，其中住宅产权院面积1290万平方米，非住宅单位面积1240万平方米。 拆迁方式从总体政策上来说，是在土地储备、绿化隔离建设等模式下明确资金平衡规划，确定拆迁主体、委托拆迁企业启动、实现的。
在一村一策规划指导下，各村的拆迁面积和片区由各村根据实际情况设计规划方案，审批后实施。其中朝阳区注重土地资源统筹利用，打破了乡域界限，在更大范围内规划房屋拆迁和土地利用，实现了土地优化管理和集约利用。
因为拆迁面积与补偿紧密相关，为了预防通过各种手段侵街占道、加盖房屋，利用违法建设等不当得利行为，政府通过明确拆迁房住宅和非住宅认定标准、拆迁补偿奖励标准来遏制违章、抢建、抢装的问题。 具体规定如下：被拆迁宅基地的权属及面积、被拆迁住宅房屋的权属及面积以《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审批文件作为确认依据，有异议的由村委会审核。
被拆迁非住宅建筑以《房屋所有权证》、审批文件作为确认依据，农业设施、农村集体公共设施也分别需农业主管部门审批文件、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的确认作为依据。 同时，政府实行“多建不多得，少建不少得，老实人不吃亏”原则，对于违法高层建筑不予补偿，鼓励少建，对于闲置宅基地进行奖励。
例如，昌平区对房屋占地面积超过宅基地面积85%的部分，不再通过评估作价方式给予补偿；未达到宅基地面积85%以内的宅基地闲置面积，按每平方米1000元给予奖励。 同时，各重点村可根据实际公议补偿方案，具有较大的自主性。
一般的做法是，村支书、村干部先深入每家每户进行利益调节、处理争议，然后再确定具体的拆迁补偿方案，以实现大多数人都认可的目标。 例如，唐家岭村如果仅按照宅基地面积补贴，一些有着大面积宅基地的家庭将获得远远多于一般人家的拆迁补偿，但村里大部分宅基地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下，为了让大部分人同意补偿方案，大于160平方米的宅基地不再纳入补偿范围。
以前通过违法建设高层房屋获得的暴利性租金收入（改造前部分村民一年的租金收入可达20万-30万元，甚至数百万元）不复存在。 拆迁的补偿方案确定了定向补偿、实物补偿、留地安置等多种补偿安置方式。
北京各城区的重点村拆迁可以。
2.求助：论文《论城中村绿化改造建设》
给个资料参考下吧。
要定制原创的还是联系我们。城中村改造莫走绿化弯路部分城中村在改造过程中出现滥砍滥伐现象，昨日本报对此披露后，读者纷纷致电本报发表看法。
大家一致认为：城中村改造，应该注重保护利用现有绿化资源，不能走先破坏再重建的路子；政府各职能部门也应该协调工作，对城中村改造项目违法伐树采取补救措施。 这笔绿化资源可不小 一位张姓市民的意见很中肯，他说，城市绿化以前走过弯路，以当年的裕华路拓宽改造为例，当年许多树木被砍伐，此后，绿化缺乏的后遗症很快显现出来；而正在拓宽的体育大街则一改往日做法，对道旁树木能保留的保留，不能保留的都安全移栽。
“城市绿化不能走前面破坏，后面重新建设的路子，这样损失太大。” 就城中村巨大的“森林资源”存量，新华区一位绿化环保者算了一笔账：二环以内共有45个城中村，按每村存有3000株树木计算，城中村共有树木13万多株，而以每村有5000株计算，共有22.5万株。
如果这笔绿化资源消失，本来就不太高的城市绿化覆盖率将会大幅度降低。 何先生曾经参与制定了十几部关于园林、规划和环保等方面的地方法规，他打来电话称：“报纸披露这种现象很有现实意义。”
他说，城市建设中经常存在这种现象：有些项目被套上“重点项目”或其它名目后，开发商往往不管不顾，肆意破坏树木。作为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的园林局，2002年介入城中村改造项目立项，是一个好的开端，说明它的职能正日益被重视。
另外，园林局也应敢于争取，把属于自己的权力争取回来；对未经园林局审批而又已立项的项目，政府各职能部门应协调起来，采取补救措施，保护这些树木。 开发短视会让绿化走弯路 针对城中村伐树现象，环保人士河北经贸大学张忠民教授谈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谁最关心生态环境？老百姓是受益者，他们最关心环境。而开发商的出发点是利益，怎样使利益达到最大化，他们就怎样建设。
“其实，房屋和树木能够协调起来，‘生态景观学’主研的就是二者之间的关系。”他说，“‘博雅庄园’就是个很好的例证，小区旧址是厂房，开发商开发时留有很多大树，后来人们争相购买这里的房产，证明开发商的初衷确实有创意。”
他还说，现在石家庄的大树不多，主要集中在老小区、老厂房和城中村，开发商不应把这些树木当作“累赘”，而应协调树木和楼房的关系，使树木成为日后楼盘销售的“卖点”。开发商的短视，一方面造成绿化覆盖率的降低，另一方面日后还得重新绿化，这样无形中就走了弯路。
3.求一篇关于城中村的形成机制的论文
“城中村” 的形成机制 “城中村” 即为在城乡一体化总体规划内，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在征地过程中遗留下来的被城市所包围， 但管理体制、居民身份、土地制度与社区传统文化仍未加以转变的一种社区类型。
一、城乡二元隔离政策 首先是城乡二元户籍政策。迄今为止， 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身份壁垒尚未打破， 二元社会还没转变为一元化社会，而是暂时处于 “三元社会” 的过渡状态。
因此，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农村被城市所包围， 虽然村民过上城市居民的生活， 但仍无法完成其身份的转型， 农民依然只能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村。城中村的居民虽享受着市政公益事业的便利条件， 在物质形态上实现了城市化， 但由于传统二元隔离体制的作用， 城中村的村民在就业、子女上学、医疗、养老保险等方面仍存在差别， 在生活习惯与生活方式上仍无法与城市文明相接轨。
其次是城乡二元土地政策。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由于政府财力有限， 无法进行土地统一收购储备， 从而形成国有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并存的土地二元结构。
用地主体的多元性产生征地过程的分散性。城市化进程推 进促使土地资产价值得以显现， 土地收益的最大化及对短期利益的追求， 使高密度建设成为必然。
高密度建设助长了城中村成为问题村。 二、城市行政区划管理体制的不健全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为适应国家以大城市领导中小城市的政策方针， 中国 建制城市的设置模式先后经历了 “切块设市” 、“整县改市” 、“市管县市” 的体制的变化。
城市行政区划管理体制的变动逐步增强了大城市的中心地位， 但这种设市模式的改革仅停留于区域行政管理体制， 而忽视了大城市自身发展的行政管理障碍， 形成大城市与其周边行政管理的冲突、摩擦与漏洞。行政区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而行政管理体制的僵化却不能使大城市周边县市随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而与大城市相互融和， 于是形成各自为政的局面， 最终导致大城市无法对 “城中村” 进行有效管理。
三、城市规划体制的断层与弱化 现有城市规划主要是以点为对象， 而城市与周边县的布局则是通过区域规划的作用表现为面。行政组织机构的设置层次致使规划的侧重点存在差异， 不同规划隶属因层次的不同， 使得城市与其周边农村规划无法很好衔接， 没有将 “城中村” 规划建设纳入城市总体建设规划，对其定位模糊不清， 现有规划无法对 “城中村” 的管理产生效用， 从而产生断层； 我国现有规划体系建设在村一级存在弱化现象。
大多数 “城中村” 根本就没有村镇规划， 各自为政， 缺乏统一性、完整性、前瞻性， 滞后于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 四、转型时期体制不顺所导致的利益缺口 对于城中村村民而言： 由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城市基础设施的延伸， 城中村土地得以大幅升值， 村民不仅可享受村里的优惠待遇， 且仅凭自家宅基地就可过上富裕的生活， 从而助长了城中村一批食利阶层的形成， 致使村民 缺乏转为城市户口的动机。
从供需机制上看，在需求上， 城中村由于地价及房价低廉， 成为外来打工者聚居地， 从而产生大量的住房需求； 在供给上， 由于农地与市地的巨额差价、农业生产过高的机会成本与城市文明的冲击， 房价上涨诱致的住房投资需求， 使城中村内出现大量违法建设。对于村集体经济组织而言， 其目标具有两重性： 村民福利的最大化。
城中村土地的大幅升值致使房租收入大幅度上升， 租房与从事农业生产比较利益的存在， 使村集体对于村民乱建房缺乏管制的动机； 城市化进程推进的必然性与城中村村民最终将自动转为城市户口的预期， 使村集体缺乏对城中村基础设施进行改造的动机。政绩的最大化。
征地的低价位与出让的高价位之间存在巨额差异， 为增加村集体收入， 从双赢的角度考虑， 村集体与城市居民及开发商之间存在合作建房的动机， 促使村集体经济组织大规模出让土地， 诱发形成城中村。 对于城市政府而言：由于城中村改造巨大的经济成本与社会成本， 在旧城改造尚无法顺利进行时， 城市政府缺乏对其进行治理的动机。
对于政绩的评判仍停留于城市的增长而非发展， 急功近利的思想使其缺乏对城市可持续发 展的认识， 致使城市建设集中于外围的推进而非城市内部的挖潜改造。
4.求一篇关于城中村的形成机制的论文
城市，是现代人类文明的标志，由于每一个城市总是经历着一个平方公里一个平方公里的扩展历程，从而造成都市里的“村庄”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是我国城市发展中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 “城中村”形成的原因首先，这些“城中村”的产生是由于城市规划没有有效发挥控制作用，随着旧城改造力度的加大，城市政府对规划加大了投入，但规划部门对于城中心区边缘地带，特别是集体所有制土地作用甚微，规划建设相互分离，导致规划管理处于失控状态。其次，管理体制不健全，管理机制不完善、人员缺、经费少等也是造成“城中村”存在的原因。由于对村镇规划的审批管理长期处于粗放、被动之中，委托城管监察大队执法也仅限于城市中心区，中心区边缘地带基本上是执法的空白，从而造成了违法违章搭建者有机可乘。在新区开发建设中，由于有些建设项目周期过长，导致征地范围内农房违法搭建屡禁不止也是“城中村”形成的原因之一。相当多的农民利用仅有的土地自行设计修建农房，不断扩大违法建筑的规范，以谋求最大利益的拆迁、安置补偿。 “城中村”的危害形成规模后的“城中村”，在城建发展中的危害相当大。在这些“都市村庄”里，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如道路、集贸、环卫、市政等作为政府投入的部分还相当滞后，“城中村”因此给城市的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农民的既得利益。这些以户为单位修建的农房，由于没有统一的规划，没有相应的安全设施，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潜在的威胁。其次，没有相应配套的公共设施，也是“城中村”的卫生死角得以长期存在的根源。由于在“城中村”里居住的主体是农户、农转非居民和外来流动人口，生活条件和生存环境的低劣和管理的失控，必然导致对城市和社会环境的污染和危害，都市里的“村庄”成了藏污纳垢的栖身地，也给社会治安、城市管理增加了极大的难度。在城市建设中，开发建设单位遇到的难题是依法赔偿合法建筑之外对大量违法建筑的农房必须“合理”赔偿。合理不合法的农房拆迁补偿一时间成了许多农户的生财之道，造成农房违章搭建屡禁不止。 “城中村”的治理如今对“城中村”的治理，作为实现“十五”期间新一轮城市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加速旧城改造、提升城市环境功能的关键。作为长期困扰各级政府的历史难题，要妥善解决这些难题，必须加大开发力度。首先应做好规划设计，完成城区区域性规划编制和修订，深化和完善控制性详规，将中心区边缘地带列为近期建设控制区，并由规划部门对其开发建设时序做出计划安排。同时加大规划的宣传力度，并监督规划的实施。在审批管理中，城区除用于公共、公建项目和环境绿化外，一律停止新项目的规划定点和土地出让，把各种渠道来源的建设投资有针对性地引向接合部的近期规划建设控制区，这样做既能集中筹措开发建设资金，又能有效地调控房地产市场，保证投资者的利益。对“城中村”的整治和改造总的定位应放在建设现代化城市和新型文明社区（其中包括农民拆迁安置和流动人口公寓）上。在具体的定位上要结合不同的地域特点、历史现状、发展趋势来进行。其次要理顺建设管理体制，提高管理水平。建立和健全市、区、乡（镇）的三级建设管理模式（一级为市规划局，二级为区城建部门，三级为乡、镇农房管理所）。最后是深化城镇建设管理体制的改革。众所周知，“城中村”的改造以牵扯问题多、涉及范围广而成为令建设管理者头疼的难点问题。改造“城中村”不是城市建设管理中的一个孤立问题，还应从户籍制度入手。随着“城中村”的改造，城区农户将全部转为居民，实行居住证管理制度。在流动人口相对集中的地方，配置相应公寓，以改善流动人口的居住和生活条件，便于对其进行规范化管理。在暂时不能建设永久性流动人口公寓的地方，可组织乡、镇村民建设简易流动人口公寓，临时建筑进行规范化的审批和租赁管理。对于无地或土地较少的农民，允许农民将土地入股参与开发建设，把对村民的拆迁补偿与社会统筹和民政低保结合起来，解决农民生活出路。因此，改造“城中村”，还要从体制改革上寻求城市化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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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改造莫走绿化弯路
部分城中村在改造
过程中出现滥砍滥伐现象，昨日本报对此披露后，读者纷纷
致电本报发表看法。大家一致认为：城中村改造，应该注重
保护利用现有绿化资源，不能走先破坏再重建的路子；政府
各职能部门也应该协调工作，对城中村改造项目违法伐树采
取补救措施。
这笔绿化资源可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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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路，以当年的裕华路拓宽改造为例，当年许多树木被砍伐，
此后，绿化缺乏的后遗症很快显现出来；而正在拓宽的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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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子，这样损失太大。”
就城中村巨大的“森林资源”存量，新华区一位绿化环
保者算了一笔账：二环以内共有45个城中村，按每村存有
3000株树木计算，城中村共有树木13万多株，而以每村有
5000株计算，共有22.5万株。如果这笔绿化资源消失，本来
就不太高的城市绿化覆盖率将会大幅度降低。
何先生曾经参与制定了十几部关于园林、规划和环保等
方面的地方法规，他打来电话称：“报纸披露这种现象很有
现实意义。”他说，城市建设中经常存在这种现象：有些项
目被套上“重点项目”或其它名目后，开发商往往不管不顾，
肆意破坏树木。作为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的园林局，
2002年介入城中村改造项目立项，是一个好的开端，说明它
的职能正日益被重视。另外，园林局也应敢于争取，把属于
自己的权力争取回来；对未经园林局审批而又已立项的项目，
政府各职能部门应协调起来，采取补救措施，保护这些树木。
开发短视会让绿化走弯路
针对城中村伐树现象，环保人士河北经贸大学张忠民教
授谈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谁最关心生态环境？老百姓是受益者，他们最关
心环境。而开发商的出发点是利益，怎样使利益达到最大化，
他们就怎样建设。
“其实，房屋和树木能够协调起来，‘生态景观学’主
研的就是二者之间的关系。”他说，“‘博雅庄园’就是个
很好的例证，小区旧址是厂房，开发商开发时留有很多大树，
后来人们争相购买这里的房产，证明开发商的初衷确实有创
意。”他还说，现在石家庄的大树不多，主要集中在老小区、
老厂房和城中村，开发商不应把这些树木当作“累赘”，而
应协调树木和楼房的关系，使树木成为日后楼盘销售的“卖
点”。开发商的短视，一方面造成绿化覆盖率的降低，另一
方面日后还得重新绿化，这样无形中就走了弯路。
6.求助一篇关于农村改造的论文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
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
在我们这片远东大陆上，可能在很古的时候住过些还不知道种地的原始人，那些人的生活怎样，对于我们至多只有一些好奇的兴趣罢了。以现在的情形来说，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讨生活的了。
我们不妨缩小一些范围来看，三条大河的流域已经全是农业区。而且，据说凡是从这个农业老家里迁移到四围边地上去的子弟，也老是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
最近我遇着一位到内蒙旅行回来的美国朋友，他很奇怪的问我：你们中原去的人，到了这最适宜于放牧的草原，依旧锄地播种，一家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地，种植起来；真象是向土里一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片地的方法了。我记得我的老师史禄国先生也告诉过我，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
——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
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
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偷的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
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着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
——我在《一曲难忘》的电影里看到了东欧农业国家的波兰也有这类似的风俗，使我更领略了“土”在我们这种文化里所占和所应当占的地位了。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
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象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
我遇见过一位在张北一带研究语言的朋友。我问他说在这一带的语言中有没有受蒙古语的影响。
他摇了摇头，不但语言上看不出什么影响，其他方面也很少。他接着说：“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
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这结论自然应当加以条件的，但是大体上说，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
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象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
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这些宣泄出外的人，象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运命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了。
我在广西靠近瑶山的区域里还看见过这类从老树上吹出来的种子，拼命在垦地。在云南，我看见过这类种子所长成的小村落，还不过是两三代的事；我在那里也看见过找不着地的那些“孤魂”，以及死了给狗吃的路毙尸体。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一处住在的集团为单位的。
本来，从农业本身来看，许多人群居在一处是无需的。耕种活动里分工的程度很浅，至多在男女间有一些分工，好象女的插秧，男的锄地等。
这种合作与其说是为了增加效率，不如说是因为在某一时间男的忙不过来，家里人出来帮帮忙罢了。耕种活动中既不向分工专业方面充分发展，农业本身也就没有聚集许多人住在一起的需要了。
我们看见乡下有大小不同的聚居社区，也可以想到那是出于农业本身以外的原因了。 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
夫妇和孩子聚居于一处有着两性和抚育上的需要。无论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里，除了军队、学校这些特殊的团体外，家庭总是最基本的抚育社群。
在中国乡下这种只有一户人家的小社区是不常见的。在四川的山区种梯田的地方，可能有这类情形，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
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沿相接的邻舍。
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
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
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