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文网1.论张爱玲的小说风格
一、冷静中窥伺人性 用两个字来形容张爱玲的小说，就是冷静。
她似乎总站在第三者的视角，以局外人的态度冷静的陈述现实和现实中的人性表露。 【冷静的语言叙述现实】 张爱玲小说中的语言之精准，词句之凝练，“前人之述备矣”，在此不多加评论，只说她冷静的风格。
文字似乎不能用冷静来形容，但是除了这两个字，不能更恰当的形容张爱玲的文字。以局外人的视角冷眼旁观事态的进展，冷静的叙述。
无论多么残酷的现实，多么激烈的争斗，多么凄美的爱情，在张爱玲笔下，一律冷静。而这冷静中流露出的冷酷，更让人心生寒意。
现实的威力在她冷静的叙述中表露无疑。美好的情感在现实残酷的扼杀下毁于一旦。
在她冷静的语调中更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 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以讲故事的口吻来讲述现实，冷静的话语来叙述，对于现实的残酷的表达，其效果比激烈的控诉更加明显。
【冷静的现实顺延人性】 冷静的语言叙述残酷的现实，这现实也显得冷静起来。虽然残酷，却是再自然不过，似乎不这样便违背了自然规律一般。
在这残酷而冷静的现实中，人性的弱点一览无余。现实的残酷促使人性发生畸变也是顺理成章。
代表人物便是《金锁记》中的七巧。 七巧原是麻油店中的女儿，嫁给了姜家身残病弱的二少爷。
因此毁了她的一生。 平凡人家的女儿嫁进大户人家，生活上的不习惯，个性的倔强，使她的生活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张爱玲对于她婚后五年的生活没有多加描述，只从五年后说起。然而七巧生活的压抑也可以想象。
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中，人性的扭曲与畸形是在所难免的。七巧心里还存着对幸福的渴望，然而现实的残酷又让她不得不防。
严苛的现实逼得她的人格发生巨大的转变，她只识得金钱了。 人性发生巨大的扭曲与变化，在这冷静而残酷的现实中也变得顺理成章起来。
似乎不发生变化，倒不正常了。在这现实中，人性的转变是再自然不过的。
二、在时事中随波逐流的情感 张爱玲笔下的爱情故事，极少有喜剧，即便是有了一个好些的结局，其过程也必是曲折的，不肯顺顺当当的让人家在一起。 这与她个人的经历有关。
但是，她也有着对幸福的憧憬，因此，在她的笔下也有得到幸福的女子。 【时事成就爱情】 张爱玲的笔下，因时事成就的爱情，最经典的就是《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与范柳原。
有人评价《倾城之恋》，说一个人家离了婚的小姐与一个老留学生之间，因为一座城市的陷落而成就的爱情。 白流苏和范柳原两个人，都曾经历过感情上的波折，而这波折给他们的影响是难以磨灭的。
因此在面对彼此的时候，尽管彼此都有意思，也难以像一般人那样的投入。 香港的陷落之所以成就他们，也是人性使然。
处在那样一个环境中，人本能的想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而他们，成为了彼此的救命稻草。 但是，在时事中成就的爱情毕竟是少数。
张爱玲的小说是现实的，她笔下的爱情，也是在现实中随波逐流。更多的情感在现实中磨灭。
【感情在时事中磨灭】 比如《色、戒》。王佳芝和易先生的相遇是一个计，这是现实；美人在计中乱了分寸，这是情感。
然而在这个现实的前提下的这份情感，是注定了没有好结果的。 再比如《封锁》。
宗桢和翠远同乘一辆电车，一次封锁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然而这联系是十分脆弱的，随着封锁的解除也就烟消云散了，犹如昙花一现。 在现实与时事中磨灭的情感，其中不仅有现实的因素，更有人性的无奈。
《封锁》中，宗桢如果不是已婚的身份，他和翠远也许会有一段感情。而佳芝，若不是美人计中的主角，应该也不会有那般悲惨的命运。
只是，若没有这现实，也不会相遇，也不会产生情感，因此，情感的磨灭也是必然的。 三、爱情悲剧与现实人性的关系 爱情悲剧的产生，必定与现实与人性有关。
是爱情悲剧扭曲了人性，还是人性在现实中导致了爱情悲剧呢？应该说，这两种状况，在张爱玲的笔下都有体现。 爱情悲剧中的人性表达。
在《心经》中，小寒爱上了她的父亲。然而这爱情注定了是个悲剧。
在这悲剧中，对于小寒和她的父母的人性，张爱玲刻画得淋漓尽致，其中，尤其是小寒谋杀了她父母之间的爱，这里对于人性的表达，最为深刻。 因为爱，小寒对于自己的母亲也产生了敌意。
张爱玲没有直接的描述，然而这却是极明显的事实。但是母亲终究是母亲，不管女儿做了什么或者是想了什么，总归是自己的孩子。
其中小寒母亲伟大的母爱表露无遗。 【人性导致的爱情悲剧】 说这个就要说《连环套》。
霓喜的个人悲剧，主要的原因就是她本人的个性。然而这个性又同她的个人经历分不开。
儿时的苦日子让她产生了极大的恐慌，她没有安全感。因此她极力的想要抓住什么来保证自己生活的安全。
但是，残酷的现实使得她幸福的机会变得十分渺茫。因为被卖，她与雅赫雅之间的情感十分薄弱，而对自身卑微的恐惧，没有安全感的恐惧，促使她开始在其他人身上打主意。
然而，她的悲剧也就在于此。 张爱玲是冷静的，她笔下的故事也是冷静的。
冷静的文笔描写冷静的现实，冷静的现实冷静的表达人性。
2.结合《金锁记》,试分析张爱玲小说的艺术风格
翻译家傅雷先生认为《金锁记》是张爱玲最好的小说作品，充满了浓郁的张氏色彩。
《金锁记》写于1943年，小说描写了一个小商人家庭出身的女子曹七巧的心灵变迁历程。七巧做过残疾人的妻子，欲爱而不能爱，几乎像疯子一样在姜家过了30年。
在财欲与情欲的压迫下，她的性格终于被扭曲，行为变得乖戾，不但破坏儿子的婚姻，致使儿媳被折磨而死，还拆散女儿的爱情。“30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
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在主题思想上，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
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内省、孤傲以及都市人的优越感与孤独感交织起来形成她对时代“荒凉”特色的心理感受。张爱玲在塑造小说人物形象时无意识地迎合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主人公的美学理论。
这与她的身世密不可分的，张爱玲出生于上海一个封建化和西洋化畸形交织的家庭。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使张爱玲过早的成熟，并形成了她怪异顽强的性格和自立于世的人生态度。
这对其创作心态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由于她悲凉的家庭经历和特定的生活环境，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
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着一个个悲凉的传奇，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道奇异的风景线。
3.关于张爱玲的女性观,写论文~~
张爱玲的女性观与其人生体验，思想文化品格有着密切的关系，她的女性观就是拒绝简单的男性与女性，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拒绝对女性的神化和丑化，她以自己的作品，去掉了人生的浮华，在凡俗的生活中揭示出女性最基本的，最平实的生存本相，为我们重新思考女性的命运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在张爱玲的许多小说中，深刻关注了受压抑女性的女奴意识对婚恋的影响。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人。
但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不为禽兽所屈服呢？种婚恋观根源在于张爱玲内心，然而当时的整个时代也有着不可遏制的关系。 张爱玲的小说主要以新旧文化交替的三四十年代的殖民地上海为主要社会背景，虽然当时资本主义商业文化已冲击到人们的生活，新文化运动使许多女性意识到对个性的解放，但古老封建道德系统虽然在一定范围内勉维持着，她们仍无法自拔地陷入在对传统旧家庭的眷恋中。
在几千年的以男性为主的社会中，中国女性普遍沦为男人的工具和附属物，在经济和精神上都已失去了独立性，经济是导致女性的人生悲剧的外在原因，但内在原因则是中国女性根深蒂固的“奴性心理”。在这种物化的婚恋关系中，女性显然处于被动，这使她们根本无法把握自己人生幸福的轨迹，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
在婚恋问题上她们受着封建意识的奴役，生生世世为男性附庸的奴性心理使她们生活在习惯了的挣脱不开的心狱里，自觉自愿屈居于男性的脚下。原来悲弱的女性历史，其中有一半是她们甘愿为奴的。
无论是社会地位低下霓喜，还是歌舞升平的顾曼璐，无论是出身大家的白流苏，还是家开麻油店的曹七巧，这些女性全被代代相传的封建意识扼制着了喉管，屈从于、甚至是期盼着男性世界的控制，从未想过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这就注定了她们在婚恋中的女奴地位。 张爱玲出生在上海一个没落的大家庭中，父亲是满清遗少，继承了遗少的全部荒淫、残暴、专制等特征。
她的母亲则是一位流过洋的新派女性，爱好音乐、文学。这一新一旧组成的畸形家庭，无爱可言但却拥有无尽的争斗与倾轧。
父母离婚后，张爱玲在父亲处受尽折磨。无爱的父母，无爱的家，在童年的张爱玲的心灵上投下了永难忘记的阴影，促使她敏感而又早熟。
童年的母爱缺席，少年的父母离异，青年的远赴香港求学，中年的婚姻变故，晚年的客死他乡，特殊的经历，使她更多地着眼于乱世中的家庭婚姻生活，着眼于世俗人生，而淡化国家、民族、阶级等意识，以冷静、犀利的眼光去审视这个纷繁的俗世，并站在女性的角度去剖析女性在这纷繁俗世中的辛酸与无奈。在这辛酸与无奈的背后，张爱玲看到了女性在漫长的男权社会中，已经逐渐形成的物质上对男性的依赖和无法改变的强烈的虚荣心。
这种心理痼疾正是女性难以逃脱悲剧命运的根源。 在张爱玲始终把婚姻问题放在各种社会和经济关系中去考察，她们笔下的爱情与婚姻大多数是经济问题，生存问题；婚姻不是作为纯粹的爱情结果而存在，而是作为经济需要而存在。
在现代社会中，有钱是人能长期自立并追寻尽可能多的自由的基础。张爱玲的母亲留学法国后，姨太太的百般刁难让张爱玲更相信钱的重要性。
继而她笔下的女性大多为金钱物质所困，不惜以爱情、婚姻作抵。她关于女人的看法：“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通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完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
《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如此，《金锁记》里曹七巧亦如此。这不得不让我们想到张爱玲不幸的两次婚姻。
如果说与胡兰成的结合是一种女人对男人单纯的爱，那么和赖雅再婚就似乎带着某种利益色彩。而这一切的经历都为张爱玲笔下女性的性格和命运悲剧埋下了伏笔。
没有温情，只有婚姻。为此，《连环套》中的霓喜一生都在为一纸婚书苦苦挣扎；《半生缘》顾曼路对了生存也只有嫁给一个小瘪三；《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与范柳原在婚姻的城池大战中，终于以攻破范柳原的婚恋之战而告捷；《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用她一生的青春换来了一把黄金枷锁。
这些女性群体在经济上对男性的过度依赖，注定她们要被囚禁在婚姻的经济锁链中。 在张爱玲笔下的婚姻爱情总充满磨难，有着或多或少的缺憾，所以作品中遍布着不完美甚至谈不上真诚的恋爱和婚姻，爱情反而是有利可图的实现婚姻的终极目标。
在《连环套》里霓喜和不同的男人调情，生活，却始终没有结果。《半生缘》中有真挚动人的爱情描写，但不过是一场梦，经不起现实的轻轻撕扯便会破裂。
《倾城之恋》中，香港的沦陷成就了白流苏的婚姻，但并没有成就她的爱情。小说结尾写道：“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读罢掩卷，有几分哀艳，几分惆怅，几分宿命，几分悲凉袭上心头。
《金锁记》中七巧对儿女的婚事百般阻挠，使曾对婚姻爱情充满希望的儿女走向和她同样的婚恋悲剧。变态的灵魂，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琐碎，人性的扭曲在其作品中随处可见，写尽了人间百态、人世沧桑。
张爱玲对人性的弱点，人生的苦难及婚恋的。
4.浅谈张爱玲小说的写作特色
荒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个充满着传奇色彩的作家。
她在20世纪40年代初像彗星一样出现于上海文坛，甫登文坛就站到了文学创作的巅峰。在1943—1945年间基本完成她所有名作。
在当时，市民阶层为她笔下编织的传奇故事情节所吸引，争相购买阅读；而文坛前辈们，无论褒贬，都对作者表现出非同一般的重视；不同倾向、不同趣味、名类繁多的文学刊物，如《万象》、《杂志》、《苦竹》、《春秋》、《天地》等二十多家杂志纷纷向她约稿出书。一时间，张爱玲其人其作名声鹊起。
1949年大陆解放后，她的创作渐趋平淡，1952年移居香港后，其小说创作更成罢笔之势，此后在大陆消音匿影。但在海外却一直热度不减，不仅拥有大量的“张迷”，而且还影响台、港新成长起来的一批中、青年作家。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人们审美观念趋向于多元化，国内才又开始对她的关注和研究。于是，张爱玲的名字又在她曾经闪耀过的地方再次引人注目。
夏志清对张爱玲有一句很好的总结：“我们看到一方面是隽永的讽刺，一方面是压抑了的悲哀。这两种性质的巧妙融合，使得这些小说都有一种苍凉之感。”
[1]张爱玲的一切都是以此为底色构建的。笔者以为，双重的边缘身份正是张爱玲小说创作呈现苍凉感的重要因素。
一、边缘的生存状态张爱玲成长于上海租界，在香港求学并经历了港战。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和香港，是当时中国最为殖民化的地区，最腐朽的封建礼仪与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同时并存。
这里既是中国现代化的窗口，也是传统中国文明和现代西洋文明对立、竞争、融合之场所，同时也是中西文化相碰撞、相交会的场所。她与生俱来的贵族气息和自小与外界隔绝的生活环境使她脱离了大众，后来的窘迫生活又使她接近了大众；名门氏族的生活与教育浸润了她又抛弃了她，市井生活自由却已不能完全涵容她———她一直是个边缘人。
这种身不由己的生存处境使她过早地接近了生活的本体，并使她获得了介乎两者之间的独特感受。这种边缘人的位置使她对于生活的观察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既深解其味又易于超脱。
一方面，她正视人生的凡俗性，渴望融入普通的小市民中，认同他们对生存的依恋和执着；另一方面，她又清醒地体味到这种世俗生活所蕴涵的悲剧性，尤其是在乱世，具有弱者本质的女性常常无可避免地陷入这种牵牵绊绊的人生罗网，在极其尴尬的处境中感悟命运的悲凉。与此相应，在创作中她的视角也便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态度，在以整个生命体味生活的同时，对于外界各种喧嚣，对所有的一切，持一种冷眼旁观、居高临下、既不盲从也不全盘否定的姿态。
整个中国都处在抗日的烽火中，只有像张爱玲这样处在敌占区的都市，经济独立、有人身“自由”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清醒的观察者，反顾其经常出入的“富贵闲人”的大群落，才会对人生产生疑惑与恐慌。她的小说写出了浮躁喧哗的都市生活中幽暗、阴冷的一面，描写了人世的冷暖、人生的凄凉，以及横亘于人与人之间的永远也无法逾越的“墙”。
正是那个特定的时代和孤岛上海特定的地域环境，才成就了张爱玲。正如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一文中写那样的：“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反帝反封建；30年代的革命文学———阶级斗争；抗战时期———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
除此以外，就都看作是离谱，旁门左道，既为正流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
[2]37因为上海被日军占领，不可能产生革命文学或抗战文学，少数留下的文人只能写些风花雪月或与战争无关的东西。而张爱玲自己也说：“她不善于写社会大题材，她的风格也不是情绪凸现而激烈的。”
就在这个特定的时期和特殊的环境里，张爱玲找到了表现人生琐碎、平庸、苍凉、绝望的时机。她把那个变动的社会作为她所写生活与人物的活动背景，描写那个社会中属于旧时代的人们变动的生活，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关系，变动中人和人心的变化。
她不像那些政治感强的作家那样，把笔下的生活和人物放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斗争中表现，她是面向人间的。而且也不强调生活和人生的飞扬，只偏重于写生活的苍凉，人生的沉浮。
正如她所说：“人生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苍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2]46她笔下没有英雄，也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大变动。她作品中所描写的平淡沉闷的生活，都涌动着这个时代的“活”的底子———战争和变革正改变着人们的命运。
因此，她的整个创作也都渗透着苍凉。二、边缘的文化教育背景不仅在生活处境上张爱玲是一个彻底的边缘人，而在她所接受的文化教育上，她也一直游离于边缘的状态。
首先，早年的家庭氛围及丰富的中国文化的熏陶，使她在审美趣味和审美风格上承袭了古典文学以悲凉、哀怨为美的传统。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她对中国文人传统的文化人格的继承。
她的小说中充满对普通人，特别是乱世中的普通女性的生存境遇和生存前景的忧虑和关怀。这种深沉悠。
5.求张爱玲论文
（《沉香屑—第一炉香》） 1、华美的语言和缤纷的意象——天才之翼 （1）、纷繁的意象和出色的描写技巧 “卷着云头的花梨炕，冰凉的黄藤心子，柚子的寒香……姨奶奶添了孩子了。
这是他所怀念的古中国…… 院子正中生了一棵树，一树的枯枝高高印在淡青的天上，像瓷上的冰纹。长安静静的跟在他后面送了出来。
她的藏青长袖旗袍上有着浅黄色的雏菊。” （ 《金锁记》） 时至今日，我们应当承认，从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就描写城市生活、人生情感的当代小说作家，很少有人像张爱玲那样能够以其完美圆熟的技术、文字的功力、深刻的人生观、犀利的观察与丰富的想像力，即是以炽烈迸发的才情成就于文坛。
在那个垦荒与洪流的时代，许多作家的文学语言尚处在胡适之、郭沫若自五四时期创造的直抒胸臆的白话诗体，对创作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而象张爱玲这样优美畅达、厚积薄发的文字是很少见的。应当说，张爱玲是避于我们文学发展的潮流之下，向我们展示了文学的另外一些层面的。
上述特点可以说是张爱玲作品呈现的最主要特征，在四十年代即被评论家所承认。 文字表达中，对意象的扑捉，精当的描写，用比喻通感来写情状物以推进情节和烘托人物心理是张爱玲作品最突出的方面。
这其中，包融了她对生活细致的观察，丰富的想像力以及对作品写作背景、人物塑造上的经验和总体把握。这在她的中短篇作品中得到了出色的表现。
如在《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一段情景描写： “……墙里的春天延烧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杜鹃外面，就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
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搀揉在一起，造成一处奇幻的境界。这不是客观性的描摹，而是以主观意识和想像加入其中，来对作品主题和人物进行环境映衬和心理烘托，表现出主人公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时模糊的意识和恐惧的心理。
它完全是与作品融为一体，不但起了烘托，而且用于行文的转折（这是主人公在路上的一段情景描写），起到提示和暗示作用。做为作者初期的创作，象《沉香屑·第二炉香》这一时期的作品显然在意象的扑捉、情景的烘托和情节的暗示上过于看重和强调，有些吵，有较重的刀爷痕迹，但另一方面，却显示出了作者在这一方面过人的能力。
有些描写于细微处见精神，却又起伏跌荡，如虹飞碧落，给人目不瑕接之感。如《倾城之恋》中一段风的描写： “只有那莽莽的寒风，三个不同的音阶……三条骈行的灰色的龙，一直线向前飞……叫唤到后来，索性连苍龙也没有了，只是三条虚无的气，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
……风停了下来，像三条灰色的龙，蟠在墙头，月光中闪着银鳞。” （2）、深刻的心理刻划和充满灵性的通感运用 张爱玲小说对于人物的心理刻划是非常成功的，人物的举动，对话，背景的移换，甚至光线、气味，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
“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④如《金锁记》中童世舫与长安恋爱的一段，完全用眼光、气味和感觉表达出了人物沉浴爱河的心理状态： “两人并排在公园里走着，很少说话，眼角里带一点对方衣裙与移动着的脚，女子的粉香，男子的淡巴菰气，这单纯而可爱的印象，便是他们的栏杆，栏杆把他们与大众隔开了。空旷的绿地上，许多人跑着，笑着谈着，可是他们走的是寂寂的绮丽的回廊——走不完的寂寂的回廊。
不说话，长安并不感到任何缺陷。” 尤其是女作家在运用通感方式进行描写上有充满着艺术灵性的表达能力，使作品中人物形象呼之欲出。
如写人的感觉： “七巧眼前仿佛挂了冰冷的珍珠帘，一阵热风来了，把那帘子紧紧贴在她的脸上，风去了，又把帘子吸了回去，气还是没有透过来，风又来了，没头没脸包住她——一阵凉一阵热，她只是淌着眼泪。” （《金锁记》） 这是一个女人情长气短的窒息绝望。
作者把人的感受和心理状态转化为可以感知的行为，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再如一些形象而极具美感的比喻描写成为文章的亮点，使作家的文字具有很强的阅读价值，如： “晴天的风像一群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褂里去，哪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
（《金锁记》） “振保觉得她完全被打败了，得意至极，立在那里无声的笑着，静静的笑从他的眼里流出来，像眼泪似的流了一脸。” （ 《红玫瑰与白玫瑰》） 2、自己的文章——于平凡处的写作方法 （1）、参差对照的写作手法 “……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是不安全的。
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 “我写作的题材便是这么一个时代，我以为用参差的对照是比较适宜的。
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
⑤ 上述引文是作家自己对创作的认识。作家根据自己创作的题材选择了认为合适的写作手法，虚伪中有真实，浮华中有素朴，人物在回忆与真实间徘徊。
在今天看来，作家的创作也是相当含蓄而内敛的。她把精力运用到。
6.论文
（一）、长袖善舞——高超的写作技巧 “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
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 （《沉香屑—第一炉香》） 1、华美的语言和缤纷的意象——天才之翼 （1）、纷繁的意象和出色的描写技巧 “卷着云头的花梨炕，冰凉的黄藤心子，柚子的寒香……姨奶奶添了孩子了。
这是他所怀念的古中国…… 院子正中生了一棵树，一树的枯枝高高印在淡青的天上，像瓷上的冰纹。长安静静的跟在他后面送了出来。
她的藏青长袖旗袍上有着浅黄色的雏菊。” （ 《金锁记》） 时至今日，我们应当承认，从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就描写城市生活、人生情感的当代小说作家，很少有人像张爱玲那样能够以其完美圆熟的技术、文字的功力、深刻的人生观、犀利的观察与丰富的想像力，即是以炽烈迸发的才情成就于文坛。
在那个垦荒与洪流的时代，许多作家的文学语言尚处在胡适之、郭沫若自五四时期创造的直抒胸臆的白话诗体，对创作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而象张爱玲这样优美畅达、厚积薄发的文字是很少见的。应当说，张爱玲是避于我们文学发展的潮流之下，向我们展示了文学的另外一些层面的。
上述特点可以说是张爱玲作品呈现的最主要特征，在四十年代即被评论家所承认。 文字表达中，对意象的扑捉，精当的描写，用比喻通感来写情状物以推进情节和烘托人物心理是张爱玲作品最突出的方面。
这其中，包融了她对生活细致的观察，丰富的想像力以及对作品写作背景、人物塑造上的经验和总体把握。这在她的中短篇作品中得到了出色的表现。
如在《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一段情景描写： “……墙里的春天延烧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杜鹃外面，就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
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搀揉在一起，造成一处奇幻的境界。这不是客观性的描摹，而是以主观意识和想像加入其中，来对作品主题和人物进行环境映衬和心理烘托，表现出主人公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时模糊的意识和恐惧的心理。
它完全是与作品融为一体，不但起了烘托，而且用于行文的转折（这是主人公在路上的一段情景描写），起到提示和暗示作用。做为作者初期的创作，象《沉香屑·第二炉香》这一时期的作品显然在意象的扑捉、情景的烘托和情节的暗示上过于看重和强调，有些吵，有较重的刀爷痕迹，但另一方面，却显示出了作者在这一方面过人的能力。
有些描写于细微处见精神，却又起伏跌荡，如虹飞碧落，给人目不瑕接之感。如《倾城之恋》中一段风的描写： “只有那莽莽的寒风，三个不同的音阶……三条骈行的灰色的龙，一直线向前飞……叫唤到后来，索性连苍龙也没有了，只是三条虚无的气，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
……风停了下来，像三条灰色的龙，蟠在墙头，月光中闪着银鳞。” （2）、深刻的心理刻划和充满灵性的通感运用 张爱玲小说对于人物的心理刻划是非常成功的，人物的举动，对话，背景的移换，甚至光线、气味，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
“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④如《金锁记》中童世舫与长安恋爱的一段，完全用眼光、气味和感觉表达出了人物沉浴爱河的心理状态： “两人并排在公园里走着，很少说话，眼角里带一点对方衣裙与移动着的脚，女子的粉香，男子的淡巴菰气，这单纯而可爱的印象，便是他们的栏杆，栏杆把他们与大众隔开了。空旷的绿地上，许多人跑着，笑着谈着，可是他们走的是寂寂的绮丽的回廊——走不完的寂寂的回廊。
不说话，长安并不感到任何缺陷。” 尤其是女作家在运用通感方式进行描写上有充满着艺术灵性的表达能力，使作品中人物形象呼之欲出。
如写人的感觉： “七巧眼前仿佛挂了冰冷的珍珠帘，一阵热风来了，把那帘子紧紧贴在她的脸上，风去了，又把帘子吸了回去，气还是没有透过来，风又来了，没头没脸包住她——一阵凉一阵热，她只是淌着眼泪。” （《金锁记》） 这是一个女人情长气短的窒息绝望。
作者把人的感受和心理状态转化为可以感知的行为，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再如一些形象而极具美感的比喻描写成为文章的亮点，使作家的文字具有很强的阅读价值，如： “晴天的风像一群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褂里去，哪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
（《金锁记》） “振保觉得她完全被打败了，得意至极，立在那里无声的笑着，静静的笑从他的眼里流出来，像眼泪似的流了一脸。” （ 《红玫瑰与白玫瑰》） 2、自己的文章——于平凡处的写作方法 （1）、参差对照的写作手法 “……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是不安全的。
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 “我写作的题材便是这么一个时代，我以为用参差的对照是比较适宜的。
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
⑤ 上述引文是作家自己对创作的认识。作家。
7.浅析张爱玲和王安忆小说特色的异同
王安忆与张爱玲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很有影响力的女作家，她们同样生长在上海，深得上海的灵气，也深谙海派的精髓，同为女性，深知女人的处境，对女性生命都有独到的观察和思考，她们作品的魅力吸引了海内外众多读者。有人认为王安忆是张爱玲的传人，是张派作品的延续。在张爱玲、王安忆的小说创作中，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作家均选择了一个城市作为人物、特别是女性人物活动的场所，都市成为现代文化下一个有代表意义的社会景观，一个有典型意义的时代表征。她们的小说创作在表现都市与女性的题材上都有相似之处，她们都关注都市生活，都将视域放诸于都市女性的生存境遇，显示出鲜明的市民立场和女性关怀意识。但是细读作品，不难发现，二者虽同为女性，同样生长在上海，但二者作品却各有各的特点，生活的顿悟、情感的理解和城市的印象各有不同。
王安忆的《长恨歌》虽然也描写了三十年代的上海，但是感觉却更象我们已经看惯的电影，是一种油画式的，遥远的、朦胧的梦的追忆与感伤，远不及张爱玲笔下的三十年代的上海那样真实。《长恨歌》里的王琦瑶是上海弄堂里走出来的典型的上海小姐，她似乎被动地被上海所塑造，所接纳，自然而然地、按部就班地走着上海女性走过的或期望走过的路，而在这漫长的路上，她领略并保存着城市的精华，是的城市记忆。王安忆的城市非关风云，王安忆的城市也不是我们由城市这一语词在人们接触它的第一时间所想到的时尚与新潮，她关注的是更为感性也更为真实的东西。张爱玲作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都市作家，对现代社会化的大都市怀有相当矛盾的心理，但王安忆作为上海大都市的寻梦者，对社会化大都市有一种迫切拥抱的心理。面对世俗人生，张爱玲是以俯视的眼光冷静地审视女性的脆弱与暗淡，体现了一种否定与批判；王安忆则以平视的目光热切地关注女性的成长与变化，表现出一种赞赏和祝福。
相对于张爱玲凝练精简的作品叙事的风格，王安忆的出手则是另一派挥洒洋溢。《长恨歌》因为是歌，且是长恨，她才要用长歌行板的回环往复来唱尽女人“穿越古今”的心事。单是开篇洋洋洒洒的背景描写，就已展示了王安忆要长歌不绝的勇气与底气。在展现上海的文化精神时，王安忆以其知识女性特有的文化气质，表现出一种典型的生活情怀。
8.试论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色
张爱玲小说的魅力首先来自于传奇的故事以及弥漫其中的梦魇般的氛围。她的小说似梦呓，诱你走入一个传奇而虚幻的小说世界。“说不尽的沧凉故事”便成为张爱玲作品的独特题材。在张爱玲小说中我们能感受到的不仅仅使梦魇般的氛围，梦魇般的故事，梦魇般的文化，还有梦魇般的人性，她用高超的艺术手法去展示人性的深刻变幻，这是张爱玲小说值得推敲的成功经验。
张爱玲不仅将古今中外的优秀传统熔于一炉，而且能将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各自优长汇于一身，将小说推向大俗大雅的境界，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魅力。她直接传承了通俗小说的衣钵，却又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立场，提升了传统通俗小说的品格。
一、在主题思想上，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内省、孤傲以及都市人的优越感与孤独感交织起来形成她对时代“荒凉”特色的心理感受。张爱玲在塑造小说人物形象时无意识地迎合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主人公的美学理论。这与她的身世密不可分的，张爱玲出生于上海一个封建化和西洋化畸形交织的家庭。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使张爱玲过早的成熟，并形成了她怪异顽强的性格和自立于世的人生态度。这对其创作心态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由于她悲凉的家庭经历和特定的生活环境，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着一个个悲凉的传奇，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道奇异的风景线。
二、在选材上，张爱玲的作品以言情为主。可以说男女之情是贯穿她全部创作的一条线索。张爱玲认为：男女之情乃人之大欲，作为生命过程的重大现象，负载着深刻的人性内容，揭示着人生的真谛。她的小说着力表现男女之间的感应、磨檫、摸索、闪避，如此种种，均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另一方面，她不象一般的新文学作家要么把恋爱提升到浪漫理想的境界中来肯定，要么试图在社会意义上寻求合理性进而将所有的冲突归结到外界因素上去，她所着力表现的不是恋爱者超凡脱俗的一面，而恰恰是他们凡俗的一面。在她看来，惟有入世的，才是更真实的。她试图于男女之间的传奇故事中寻找普通的人性，于男女之情中倾听“通常的人生的回音”。因此，她的言情并不局限于单纯的言男女之情，而是将之升华到言“世态人情”和“风俗人情”。她对世情的把握极为准确，“冷暖世情，比比入画”，“世态人情隐约其间”。[6]《金锁记》中季泽与七巧之间的感情纠葛，虽然暧昧而畸形，猜疑中透着人性的冷酷，但七巧毕竟也是一个渴望得到爱的光辉，当季泽站在她面前，小声叫道：“二嫂！……七巧”接着诉说了（终于！）隐藏十年的爱以后，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恋。
三、张爱玲对人物塑造以及人物之间种种微妙复杂的关系，也把握得极为准确和深入。
人心的真相，最好放在社会风俗的框子里来描写；因为人表示情感的方式，总是受社会习俗的决定的——这一点，凡是大小说家都肯定，张爱玲也肯定。张爱玲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也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从她心理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以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两点上看得出来的。可是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她对于中国的人情风俗，观察如此深刻，若不熟读中国旧小说，绝对办不到。她文章里就有不少旧小说的痕迹，例如她喜欢用“道”字代替“说”字。她受旧小说之益最深之处是她对白的圆熟和中国人脾气的给她摸透。
四、张爱玲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十分吸引人，总体结构独特，这与她娴熟的写作技巧有关。张爱玲叙述故事喜欢使用倒叙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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