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文网1.关于孔子忠孝观的选修课论文
「忠」、「孝」在中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忠」为士人在政治伦理上的表现，呈显为君臣关系；「孝」为伦理道德实践的起点，始于父子关系，可推扩至一切伦常关系。「忠」、「孝」分别属于士人在政治和家庭之间的道德伦理实践，也是个人品德操守的主要评判标准。政治由封建至专制政体的变化下，「忠」、「孝」彼此几度混同、冲突乃至相悖或融合，士人对「忠」、「孝」的先后、轻重的抉择也反映不同时代下的文化面貌。
从东汉至三国魏晋，是个分裂至一统，统一复为分裂的时代，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中，「忠」、「孝」的演变与彼此交涉所产生的矛盾冲突，频繁可见，君父先后的问题，更为士人关注讨论之焦点。玄学谈「儒、道」的会通，「名教与自然」的融合，「情、礼」之间的符契，「忠、孝」先后辨的争议，在学术开放，士人个体自觉，以及世族门阀的时代文化下，沿循前代孝先忠后的原则，有了不同的阐释和抉择：「忠而不忠」、「不忠而忠」或「孝而不孝」、「不孝而孝」，又或「忠孝俱失」、「忠孝两宜」。
本文就魏晋政治历史和玄学思想的发展，加以深入研究析辨。另外佛教在东晋的广泛流传和内容质量的提升，进而与「忠」、「孝」之间冲突的论议，文中亦加以探讨，以呈现魏晋时期「忠、孝」伦理之面貌。
2.浅析孔子的孝道观
<<论语》以“孝”为人的道德情感的出发点，使之层次化、系统化、普遍化。
孝不但要养亲，还要敬亲安亲，愉色而养，真正成为人的道德情感需要；其次，还把“孝”、“悌”相连，由家庭推向社会，把家庭内部之爱普遍化；最后，还赋予孝以政治内涵，由“孝”而“忠”。 “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仁者爱人”是孔子对仁的简明概括。
而他又认为 “孝”是“仁”的基础，“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既然孝道观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最高道德准则，那么，为了这种理念价值的推行，就必然有一些最具体最直接的行为要求。 儒学创始者非常重视父母子女间的感情交流，并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尊敬、爱戴和赡养。
诚然，行孝的最基本的要求是子女对父母的物质奉养，但是孔子并不停留在物质奉养上，他认为仅是物质上的奉养是不够的，还得在感情上对父母表示真诚的尊敬和爱戴。所以他又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
不敬，何以别乎？” 如果对父母在感情上不尊敬和爱戴的话，仅是物质上的奉养，又与犬马有什么区别呢？不过，孔子对“孝”的最高阐述是要求子女在父母生前按照父母的意愿行事，在父母死后继承他们的遗志立身。所以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周武王和周公旦继承文王的遗志讨灭了商纣王，故孔子赞扬他们说：“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汉书》都是立志完成其父遗留下来的未竟事业，是孔子孝道观最高要求的体现。
孔子对于要求子女孝敬父母做的一些具体行为，典籍中还有如下一些记载： 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父母在世时，要以礼侍奉；死了，要以礼安葬，并且按礼仪祭祀。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关心父母的病痛是讲求孝道之关键。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就是要求子女经常在父母面前尽些孝心。
3.论孔子的忠孝观
忠
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忠乃表现于与人交往中的忠诚老实。
孝
孝：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孝不仅限于对父母的赡养，而应着重对父母和长辈的尊重，认为如缺乏孝敬之心，赡养父母也就视同于饲养犬，乃大逆不孝。孔子还认为父母可能有过失，儿女应该婉言规劝，力求其改正，并非对父母绝对服从。这些思想正是中国古代道德文明的体现。然而孔子论孝，还讲"父母在，不远游"，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表现了其时代的局限性。孝被后世之儒定为繁琐仪式，《礼记》中规定父母死后"水浆不入口，三日不举火"，"哭泣无数"以至"身病体羸"变成精神和肉体的自我摧残。宋明时代把孝道作为道德论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理学家朱熹提倡父权绝对化。孝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中，剔除宣扬封建主义糟粕外，也有一些合理因素，提倡子女对父母的"尊"、"敬"、"养老"，将孝亲与忠于民族大义相结合，主张死后薄葬节用等。
4.孔子仁学之我见论文
孔子仁学思想中的节欲观及其现实意义王焱（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硕士研究生 ，广西 桂林 541004）据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统计，在《论语》中，提及“仁”的地方共109次。
可以说，“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理想的人格境界。颜渊曾问孔子怎样才能做到“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论语·颜渊》）意思就是说，通过自己约束自己的欲望以达到礼的要求就是仁。颜渊继而问到求仁的具体途径，孔子答到：“非礼勿听，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同上）。
以上的对话表明，在孔子看来，“仁”是离不开“礼”的，“礼”是求“仁”的行为标准和必由之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孔子使用的是“克己”，而不是宋代理学家所宣扬的“灭人欲”。
这说明，孔子看到了己（人欲）的存在，但同时更强调对己的克制。也就是说，孔子一方面承认“仁”是以人欲为基础，另一方面也认识到人欲不是“仁”也不能自动达到“仁”，要达到“仁”的理想境界，就必须对人欲进行克制即“节欲”，从而使一切行为都符合礼制（复礼）。
孔子心中的君子就是一个“修己”（《论语·宪问》）的形象。“修己”就是修养自己，即按照礼的规范约束自己。
孔子认为只有人人皆做到修己节欲，整个社会才会安居乐业。由此可见，孔子的人欲观既不是纵欲的，也不是禁欲的，而是节欲的，即礼义与欲望的调和。
孔子在承认人欲合理性的同时，更主张以礼义来规范人欲，把人欲规范在合理的限度之内，从而使得人欲在社会与个人之间得到协调。一方面，孔子承认人欲的存在与满足的合理性。
《礼记》记载孔子的话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对饮食的欲望可以引申为对物质的追求，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贫而无怨难”（《论语·宪问》）；对男女的欲望可以引申为对性的需求。
显然，孔子肯定了合理满足人性的两大基本欲望——物欲与性欲的必要性。因此他主张统治者应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民众的物质欲求，使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
孔子还主张先富而后教：“既富之”，再“教之”（《论语·子路》），这表明他看到了民众基本物质利益的满足对教化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他承认对人欲的合理满足是“求仁”的前提。另一方面，孔子也强调 “富与贵，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要做到“欲而不贪”（《论语·尧曰》）。
这说明要达到“仁”的道德境界，就必须以礼节欲，克制欲望的膨胀。欲望的节制在物欲方面的表现就是节俭，在性欲方面的表现就是戒淫。
孔子一向崇尚节俭，即使“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也“乐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孔子反对奢华，“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八佾》）。
过去人们用麻编织孝帽，花费大，后来人们节俭了，改用丝织，对此，孔子表示赞许：“俭，吾从众”（《论语·子罕》）。孔子他非常赞赏他的学生颜回俭朴的精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甚忧，回也不改其乐。
贤者，回也！”（《论语·颜渊》）孔子一向鄙视贪恋美、，沉湎淫欲。他在《论语》中两次哀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子罕》《卫灵公》），表明他对道德修养无法克制性欲膨胀的社会普遍状况表示深深的忧虑。
孔子在鲁国任大司寇期间，鲁国国君鲁定公喜爱淫歌妖舞。齐国为了腐蚀削弱鲁国，投其所好，送去八十名美女歌妓。
鲁定公终日沉迷于酒色淫乐之中，不问政事。孔子屡屡动谏无效，便辞去了职务，离开鲁国，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周游列国之行。
孔子还提出了“君子有三戒”：少时戒“色”、壮时戒“斗”、老时戒“得”（《论语·季氏》）。意思是说：君子年轻时要警觉贪恋女色（性欲），年壮时要警觉争强好斗（攻击欲），年老时应警觉贪得无厌（物欲）。
孔子抓住了不同年龄段的欲望特点，告诫人们应适度克制，以善其身。孔子认为，人之患在于欲望太多，欲多则无刚，因而“枨也欲，焉得刚？”（《论语·公冶长》）他还强调：“刚、毅、木、讷，近仁” 《论语·子路》，意思就是说：刚强、坚韧、朴实、谨言，就接近于仁了。
而这些“仁”的特征都是不屈于人欲的表现。孔子的这种人欲观，讲究对欲望适度的节制，避免了纵欲与禁欲的偏颇，是他所提倡的中庸之道的体现。
对于中庸，朱熹在《集注》中是这样解释的：“中者，就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名。
庸，平常也。”孔子把中庸当作君子所具备的品格，《中庸》中记载他的话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孔子还称赞“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意思是说中庸是一种最高的仁德。孔子认为过与不及二者都偏离中道，都是“不贤”的表现，所谓“过犹不及”（《论语·先进》）、“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
由此可见，中庸作为君子的德行，既是一种执中不偏的方法论，更是一种适度节制的世界观。孔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
5.关于孔子或孟子的论文1500字
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4月11日）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汉族。
英文：Confucius, Kung Tze 。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文化名人。
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及《四书》中。 孔子兄弟排行第二，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孔老二”。
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 孔子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大约在孔子前几代就没落了。
孔子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教育，相传所收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72，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就出自此处 。孔子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
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作《春秋》（有说法为《春秋》为无名氏所作，孔子修订）。 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姜广辉认为，“面对春秋时期诸侯争战不休、人民困苦不堪的现实，孔子不是像宗教家那样创造出一个外在的超越的全知全能的救世主——通过天启和神谕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是回首历史，到上古“圣王”那里去寻找智慧。
孔子自谓 “述而不作”，实际是以“述”为“作”，通过对历史传统作当代诠释，来实现价值的叠加和转换。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
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
作为一个以有体系的思想为坚定理论基础的儒家学派，乃是到春秋末叶才由孔子创立而成。对此，郭沫若指出：“儒之本意诚然是柔”，但“儒应当本来是‘邹鲁之士缙绅先生’们的专号。
那在孔子以前已经是有的，但是春秋时代的历史产物，是西周的奴隶制逐渐崩溃中所产生出来的成果。”而孔子“把从前由贵族所占有的知识普及到民间”，促成了“儒的职业化或行帮化”（4）。
侯外庐先生也认为，“‘儒’这种职业并不始于孔子”，但孔子“开创了儒家学派，在‘私学’的中国思想史起点上完成了发端的一环，实无可疑。”（5）由此可见，在考察‘儒’的历史起源时，虽可将视野一直投放到殷商时代，但若论儒家学派或作为其思想理论基础的儒学，则只应从孔子开始，因为正是孔子才真正把儒术变为儒学，并据之创立起儒家学派。
从创生出儒学，并进而为儒家学派奠定下坚实理论基础角度来论究，孔子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其提出的“礼”论和“仁”论：前者是对古代诗书礼乐传统的继承，却又并不拘守传统礼制的形式而有所休整，更充实以“仁”的精神，遂使之成为一种具有普泛意义的政治论理学；后者则是依据着礼乐传统而作的理论创造，是一种反映了社会变革时代精神、弘扬着人性的新兴哲学。在孔子那里，“礼”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乃是“仁”。
“礼”只是一种相应于现实需要而酌予损益的形式，并且，这种形式只有透过内蕴着的“仁”的精神，才能获得价值意义，才不致于流为徒具形式的具文，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故其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同上《颜渊》）与“礼”不同，“仁”本身就有很重要的价值意义。
以对人性、人的价值之体认为前提的“仁”，其基本含义是“爱人”。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同上《述而》），另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上《雍也》）；二者之结合，即为以“爱人”为根本原则的“忠恕之道”。
“仁”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并非高不可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同上《学而》）在具体行为实践上，“仁”又体现并统摄着恭、宽、信、敬、惠、敏、勇诸德，而“孝悌”则为其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由此可见，“与人的自我更生、自我完善和自我完成的过程相联系着”的“仁”，“主要地不只是一个人际关系的概念，而勿宁说它是一个内在精神的原则”，至于“仁”则只是“‘仁’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的外在表现。”
（6）因此，如果说“仁”与“礼”相为表里的结构观念是孔子所创生的儒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并且这个核心性的结构观念又奠定了整个中国儒家学派的思想理论基础，那末，在这个结构中，“仁”为体而“礼”为用、“仁”为本而“礼”为末，“仁”体“礼”用或“仁”本“礼”末是孔子思想最重要的特征。 孔子殁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
6.我要找《论语》中关于礼的论文
论语中的礼与祖先崇拜 儒家对以人或人文为基本关怀的道德价值观念的界定，总是用人在特定的环境中的行为来解释，以避免对事物的内涵、性质以及特征下抽象的定义。
《论语》中有关礼的表述采取的就是这样的方式。儒家的礼看起来是实现道的具体行动，通过多种演示。
礼作为儒家学说的重要支柱，起上通下达的作用。因为礼的观念早就出现在论语之前的典籍里，所以当论语引进并重构这一价值观时，积淀的意义底蕴已经非常深厚，这必然导致在解释上的错综复杂与难以系定。
而在另一方面，礼又是不断充实的社会交流行为的“日常用语”，源于俗而还之于俗，具有广泛的实用性和普遍性。因此，无论在表面还是深层，礼的内容都相当纷繁。
礼包括下面几个主要类别。其一，厘是人与人在社会中互相交往的方式，并且与各人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相适应的行为，同时礼又使社会等级观念投射到家族与家庭中，以使国家、社会、家庭之间关系和谐，结构近似，发展同步。
其二，对个人来说，礼也是修身，平衡心态与增强道德观念的精神机制。其三，礼作为祭祀典仪，涉及上列的各类方式。
祭祀本身也是社会交往的一种环境，其中如祖宗崇拜，国家的祭奠仪式和家庭宗法和国家治理有直接的关联。祭祀作为一项带有宗教性影响的活动对一个人的内心亦起一定程度的净化作用。
除此之外，祭祀礼仪还沟通人作为一个社会整体与天地万物之间的联系。也就是为了追求儒家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礼作为调整社会的力量表现出束缚与释放两个特点。当礼成为人与人之间社会交往的方式时，它胁迫人按自己的社会等级和地位行动，不得越轨。
山川祭祀，神庙祈祷，鬼神各有层天，各归其位，人类社会与此相对应，也等级深严。作为社会缩影的以父权为中心的家庭，亲子手足之间的关系也以社会等级观念为规范。
在这种情况下，礼是对人的束缚力。通过血缘、人伦、以及祖宗崇拜等意识，礼的束缚力使人逐步习惯君臣父子、上下尊卑、长幼有序的等级关系。
在封建家庭里雪原关系被礼束缚，成为国家政体结构的投影。判断家庭人伦道德基于国家社会的等级秩序和法律准则。
孝悌就被相媲与社会关系的忠顺观念。所以《论语&S226；学而篇》里就有这样的论定：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亦。
（《学而》） 忠顺而不违忤权威便成为在家循规蹈矩，演戏父慈子孝、兄和弟敬之礼的目的。家庭人伦被约化为适合社会准则，然后为没有血缘联系的社会化的、政治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服务。
子曰：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学而》）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
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 家庭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超逾了自然血缘关系，被纳入政治社会的大机器运转之中。
因此“事父母，能竭其力”不再是出自下意识或者本能的行为（“是为能养”），而是被转换为社会政治训练的一部分，在原始感情“养”的基础上提高到理性的“敬”这一礼的范畴，从而对“事君，能致其身”（《学而》）予以模拟，检验并实施。 但是社会和家庭的关系在礼制下是互惠互动的。
家庭通过温和得多的诱导方式对人管束，为社会政治作准备，又为社会结构奠定最原始因此也最稳定的可退可守的基地。反过来，社会政体通过各方面的疏导与高压来维持并不断强化以父权为中心的家庭结构，使之同步发展。
在同步发展的双轨上，当家与国政或社会的人伦道德观发生矛盾时，两个相交的系统便绕着人性这个中心互相妥协，以达到协调。在特定的情况下，理性向感性让步。
因此，父子相隐虽然与当时的忠君思想抵触，与大义灭亲向背，却被儒家视为合乎礼仪：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攮羊，而子为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亦。”
（《子路》） 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是否该去官府举报？在遵循社会道德与家庭人伦出现对立矛盾时，取舍其一成为左右为难的决定。在《韩非子&S226；五蠹》里，官府依据家庭人伦与最基本的礼的准则孝父，判告发者（直躬）有罪。
这说明家庭伦理是社会道德的根据，具有优先权。有趣的是，在《吕氏春秋》仲冬纪第十一，当务篇中，判决结果与上列记载相反，由于儿子的举报，父亲被判死罪，这时候，儿子又请求带他父亲去受死刑。
这市一个危险的死亡游戏。最后，正因为儿子直躬强调了他愿替父一死的孝道，才得以逃生。
很明显，告父者以对社会的责任为准而违背更基本的人伦，并没有受到作者的嘉许，让他替父一死这个有肯呢感发生的现实本身就是故事叙述者对他违反家庭人伦的惩罚。 《论语》中的礼表现在祖宗崇拜上，产生超越使用价值的文化、精神力量。
在祭祀中，礼仪既是出场人物之间的社会交往方式（实体性关系），又是对象不存在的，单方面精神上的交往，或个人内心的对话。如果说祭祀仪典使人演习必诚必信，恪守其职的具有社会实用意义的行为，那么貌似以超自然力量为中心的礼仪实际上仍然是以人为本的社会活动。
此外，祭祀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群体）逐步过度到个人修德习性，使个人作为礼的实施者同时有成为接受。
7.我要写一篇关于孔孟子的论文,谁能给我点资料或范文
孔子经其终生倡导和历代儒家的发展，使中国儒家学说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作为中国人的指导思想逾两千余年。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德治主义，他执著地倡导德化社会与德化人生。德化社会的最高标准是“礼”，德化人生的最高价值是“仁”。孔子教导人们积极奉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放人”的'忠恕之道”，以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孔子倡明“天人合一”之教，以善处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还阐述和弘扬了人不仅要“仁民”，也要“爱物”的道理。孔子坚决主张国家要实行“富之教之”的德政，使社会与文化得到发展。孔子认为文明的最高成就在于造就理想人格以创立理想社会，通过潜志躬行“内圣外王之道”，以达到“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之境界。由于孔子的卓越贡献和思想影响深远，他才被中国人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孔子离去了两千多年，他创立的学说在中国古代占据统治地位，成为中国的文化主流，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在近现代，中国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他的学说遭受知识界的精英们强烈批判，几乎是毁灭性打击。在二十世纪，在人们对人自身问题的深度思考与反省时，他的思想学说引起了各国专家学者们的注意。
孟子的思想来源于孔子。孟子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的学说。他认为实行“仁政”，就必须“制民恒产”，让每家农户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有起码的生产资料；“勿夺农时”，保证农民有劳动的时间；“省刑罚，薄税敛”，使人民有最低的物质生活条件；加强道德教育，使人民懂得“孝悌忠信”的道理。孟子看到人民遭受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苦难，企图采用这些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以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不过它对发展生产还是有好处的。同“仁政”学说相联系，孟子还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他认为君主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取得和保持统治地位，因此他主张国君要实行“仁政”，与民“同乐”。对于残害百姓的国君，国人可以杀。商纣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武王伐纣，他认为杀得对，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虽然有同情人民、谴责暴君的一面，但他的政治思想还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所以他又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这种观点长期以来成为替剥削制度作辩护的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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