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文网1.当今社会人口问题2000字论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这场改革将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影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诸多方面；这场改革既基于当前人口国情，也必将对人口产生重要影响。
笔者通过对近年来人口学刊物论文、人口学年会、国家社科基金人口学课题、人口学相关著作进行筛选，认为当前人口学主要关注以下四大热点问题。 老龄化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更是证实了我国还是老龄化进程最快的国家之一。
人口老龄化俨然成为中国新的基本国情。相比其他话题，老龄化问题最受关注，学术活动多、成果多。
围绕研判我国的老龄化形势，如何应对老龄化挑战，如何保障和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等方面的成果居多。有学者提出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和老龄化发展速度比预期增长更快，政府和社会需要重新审视老年人口规模的增长与人口老龄化发展进程（特别是人口流动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城乡人口老龄化的格局）；更多学者主张，要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抓紧进行政策、法律和制度上的各项准备。
在宏观层面，我国老年人口数量规模增长，年龄结构变化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倍受关注，成为热门议题。如在退休年龄是否延迟问题上，既有共识，更有纠结：一类观点基于我国人口老龄化之高压态势和提高退休年龄对就业影响有限等理由，主张在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中逐步推进退休年龄延迟；一类观点认为当前推迟年龄退休的小小改变，很可能会引发人心动荡，可以等到我国劳动力缺乏时再发挥该经济杠杆的作用。
在中观层面，关于城乡养老意愿和养老模式、老年群体更替、特殊老年人群（贫困老人、高龄老人、独生子女家庭老人、失独老人、精神病老人等）的养老服务受到较多研究者关注；微观层面，更加侧重于对与有关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代际关系、日常照料等问题的剖析。 人口流动与迁移问题 人口流动与迁移是当今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表现，也是中国人口变动与发展的重要内容。
国内流动人口迁移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口问题一直是人口学关注的重点。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近年人口学对我国人口流动的总体状况、农民工“进城落户”意愿、大城市外来人口迁移行为影响因素等基础问题的总结和归纳，提升了对流动人口迁移行为和效应规律的认识，并对当下人口流动的整体态势的判断，具有重要价值。
在现实问题关注和运用上也有不少成果涌现。人口流动是当前我国城市化加快的重要驱动力，针对现阶段人口流动迁移和城市化的新形势，国内人口流动的演进过程及影响的各种因素，有学者提出影响流动人口的政策选择必然由排斥至接受。
对如何调控和管理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外来人口融入城市，农村青壮年外流等问题，如何加快城镇化的同时，解决“老年村”“妇女村”和留守孩子等问题，都有不少成果。在研究方法方面，充分借鉴和运用了地理学、经济学、城市规划等其他相关学科的理念和技术，丰富和发展了该领域的理论和方法体系。
生育政策调整与计生工作改革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从中华民族长远发展出发，作出了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重大决策部署。学者们延续继往对生育政策调整与完善的热情，多角度解读了全国实施“单独两孩”政策的政治意义和人口学意义，提出逐步完善生育政策的方案，并发出善意的提醒：要警惕人口政策变动对社会、经济、地方政府方面等可能带来的政策冲击效应；生育政策调整可能会使包括计生工作在内的公共管理和服务发生变化，相关政策法规和社会政策要作相应的调整；中国人口问题非常复杂，不是单靠生育政策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而是要在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综合框架下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近年，人口计生系统把“提高家庭发展能力，促进家庭幸福和谐”列为“十二五”时期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重要内容，因此关注人口计生实践的研究者们开始从人口计生部门、公共政策、社会系统等角度研究促进各类家庭的发展。 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热点问题 从人口学视角分析和讨论当前社会热点问题是人口学学科发展的鲜明特点之一。
在人口与社会方面，近年人口学聚焦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对婚姻挤压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数对幸福感的影响，“啃老”现象，失独群体的社会支持等社会热点话题；人口与经济的热点研究聚集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口年龄结构，特别关注人口红利是否消失，人口要素如何影响中国经济未来走向，如何解决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危机等的问题。
二是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特别关注农民工“招工难”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以及人口老龄化趋势与剩余劳动力的关系问题；在人口与气候、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方面，学者们对人口动态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人口规模与碳排放问题的关系，以及资源环境、经济水平和社会发展等因素对人口分布变动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初步探索。
2.如何认识人口红利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人口红利”不意味着经济必然增长，但经济增长一旦步入快车道，则“人口红利”势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经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但由此也引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当“人口红利”期结束的时候，我国经济还能增长多久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弄清楚“人口红利”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简单来说，“人口红利”或者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包括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二是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
“人口红利”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劳动供给上.从劳动供给来看，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最丰富的时期，但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劳动年龄人口大约会在2015年左右停止增长.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后，劳动力数量不足的问题会很快到来.但城乡二元结构使得中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仍然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城镇提供劳动力资源.中国目前正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之中，如果按城镇人口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计算，则城镇每年会新增1500万左右的劳动年龄人口.设想中国步入比较发达的阶段时大多数人口如70%的人会选择居住在城镇，则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还会持续20年以上的时间.因此，在可见的将来，我国似乎仍然拥有比较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从劳动力供给来看，“人口红利”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从“人口红利”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或者说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必然带来储蓄率的下降，相反还有可能使储蓄率进一步上升.在老龄化的初期阶段，新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往往都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有人也因此把老龄化的初期阶段看成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年龄人口丰富的“人口红利”期结束并非“人口红利”的真正结束，只要能够发挥好储蓄的资金效率，让资本得到合理的回报，则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可能为经济增长继续注入“活力”.
3.如何认识人口红利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人口红利”不意味着经济必然增长，但经济增长一旦步入快车道，则“人口红利”势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经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但由此也引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当“人口红利”期结束的时候，我国经济还能增长多久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弄清楚“人口红利”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简单来说，“人口红利”或者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包括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二是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 “人口红利”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劳动供给上.从劳动供给来看，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最丰富的时期，但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劳动年龄人口大约会在2015年左右停止增长.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后，劳动力数量不足的问题会很快到来.但城乡二元结构使得中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仍然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城镇提供劳动力资源.中国目前正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之中，如果按城镇人口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计算，则城镇每年会新增1500万左右的劳动年龄人口.设想中国步入比较发达的阶段时大多数人口如70%的人会选择居住在城镇，则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还会持续20年以上的时间.因此，在可见的将来，我国似乎仍然拥有比较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从劳动力供给来看，“人口红利”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从“人口红利”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或者说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必然带来储蓄率的下降，相反还有可能使储蓄率进一步上升.在老龄化的初期阶段，新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往往都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有人也因此把老龄化的初期阶段看成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年龄人口丰富的“人口红利”期结束并非“人口红利”的真正结束，只要能够发挥好储蓄的资金效率，让资本得到合理的回报，则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可能为经济增长继续注入“活力”。
4.当今社会人口问题2000字论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这场改革将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影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诸多方面；这场改革既基于当前人口国情，也必将对人口产生重要影响。
笔者通过对近年来人口学刊物论文、人口学年会、国家社科基金人口学课题、人口学相关著作进行筛选，认为当前人口学主要关注以下四大热点问题。 老龄化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更是证实了我国还是老龄化进程最快的国家之一。
人口老龄化俨然成为中国新的基本国情。相比其他话题，老龄化问题最受关注，学术活动多、成果多。
围绕研判我国的老龄化形势，如何应对老龄化挑战，如何保障和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等方面的成果居多。有学者提出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和老龄化发展速度比预期增长更快，政府和社会需要重新审视老年人口规模的增长与人口老龄化发展进程（特别是人口流动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城乡人口老龄化的格局）；更多学者主张，要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抓紧进行政策、法律和制度上的各项准备。
在宏观层面，我国老年人口数量规模增长，年龄结构变化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倍受关注，成为热门议题。如在退休年龄是否延迟问题上，既有共识，更有纠结：一类观点基于我国人口老龄化之高压态势和提高退休年龄对就业影响有限等理由，主张在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中逐步推进退休年龄延迟；一类观点认为当前推迟年龄退休的小小改变，很可能会引发人心动荡，可以等到我国劳动力缺乏时再发挥该经济杠杆的作用。
在中观层面，关于城乡养老意愿和养老模式、老年群体更替、特殊老年人群（贫困老人、高龄老人、独生子女家庭老人、失独老人、精神病老人等）的养老服务受到较多研究者关注；微观层面，更加侧重于对与有关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代际关系、日常照料等问题的剖析。 人口流动与迁移问题 人口流动与迁移是当今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表现，也是中国人口变动与发展的重要内容。
国内流动人口迁移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口问题一直是人口学关注的重点。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近年人口学对我国人口流动的总体状况、农民工“进城落户”意愿、大城市外来人口迁移行为影响因素等基础问题的总结和归纳，提升了对流动人口迁移行为和效应规律的认识，并对当下人口流动的整体态势的判断，具有重要价值。
在现实问题关注和运用上也有不少成果涌现。人口流动是当前我国城市化加快的重要驱动力，针对现阶段人口流动迁移和城市化的新形势，国内人口流动的演进过程及影响的各种因素，有学者提出影响流动人口的政策选择必然由排斥至接受。
对如何调控和管理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外来人口融入城市，农村青壮年外流等问题，如何加快城镇化的同时，解决“老年村”“妇女村”和留守孩子等问题，都有不少成果。在研究方法方面，充分借鉴和运用了地理学、经济学、城市规划等其他相关学科的理念和技术，丰富和发展了该领域的理论和方法体系。
生育政策调整与计生工作改革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从中华民族长远发展出发，作出了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重大决策部署。学者们延续继往对生育政策调整与完善的热情，多角度解读了全国实施“单独两孩”政策的政治意义和人口学意义，提出逐步完善生育政策的方案，并发出善意的提醒：要警惕人口政策变动对社会、经济、地方政府方面等可能带来的政策冲击效应；生育政策调整可能会使包括计生工作在内的公共管理和服务发生变化，相关政策法规和社会政策要作相应的调整；中国人口问题非常复杂，不是单靠生育政策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而是要在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综合框架下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近年，人口计生系统把“提高家庭发展能力，促进家庭幸福和谐”列为“十二五”时期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重要内容，因此关注人口计生实践的研究者们开始从人口计生部门、公共政策、社会系统等角度研究促进各类家庭的发展。 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热点问题 从人口学视角分析和讨论当前社会热点问题是人口学学科发展的鲜明特点之一。
在人口与社会方面，近年人口学聚焦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对婚姻挤压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数对幸福感的影响，“啃老”现象，失独群体的社会支持等社会热点话题；人口与经济的热点研究聚集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口年龄结构，特别关注人口红利是否消失，人口要素如何影响中国经济未来走向，如何解决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危机等的问题。
二是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特别关注农民工“招工难”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以及人口老龄化趋势与剩余劳动力的关系问题；在人口与气候、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方面，学者们对人口动态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人口规模与碳排放问题的关系，以及资源环境、经济水平和社会发展等因素对人口分布变动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初步探索。
5.人口红利期的我国现状
65岁及以上人口占7.7% 2010年9月8日，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系主任褚福灵表示，2005年，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0045万人，占当年人口的7.7%。
根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的标准，一个国家60 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于7%，这个国家就进入老年型社会或老年型国家。
根据此标准，说明中国已经处在老龄化阶段。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在发言中指出，我国2015年劳动人口将开始下降，老龄人口加速上升。
然而我国正在构建覆盖人人的基本养老金政策体系，但仍有很多人没有养老金，养老保障公共品尚缺位。亟待一个公平的、长期的、全民的、统一的、精算的、可持续的基本养老金方案。
预测
30年后出现“老龄社会危机时点”
老年人口抚养比逐年上升，从2039年左右开始逐年下降；从2050年左右开始再逐年上升，到2059年左右达到45.2%的最高值，然后又逐年下降，到2072年左右又逐年上升。
该比值从2030年左右开始，将一直不低于1/4；从2053年左右开始，将基本不低于1/3。
在2035年将出现8.1亿劳动人口（15~64岁）对2.94亿老龄人口（65岁以上）的局面，减去在校生、失业人口和未达纳税起征额的低收入人口，将出现不足两个纳税人供养一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这被称为“老龄社会危机时点”。
应对
社会统筹与个人积累并进
第一，需要社会统筹“广覆盖、保基本”，克服老年贫困现象；第二，建立个人账户，它是个人责任、市场机制和政府责任的集合体，有助于改善老年生活。
只有这二者科学组合，才能构建合理的、可持续的养老金体系。过度强调社会统筹并以欠合理的手段筹集资金，必然导致过重的财政负担，危及政策的合法性，政策执行的社会成本趋高且不可持续。
社会统筹养老金是第一支柱，包括社会养老保险和政府养老补贴等，均可以通过提高退休年龄、缴费年限、居住年限、经济状况调查等条件限制待遇水平。
而个人积累制度化和市场化分别为第二和第三支柱，包括各类职业养老金和个人养老储蓄。
鼓励弹性退休，变“危”为“机”
对于如何应对老年化危机，并且变老龄“危”为“机”，杨燕绥表示，可通过增加就业和资本积累的方式来提高老龄人口的人均产出。
那就是缓慢地延迟退休年龄，鼓励企业和职工协议弹性退休，开发老龄人口的就业项目，增加老龄人口的收入。
另外，还可以适度降低劳动人口消费比例，增加养老储蓄并做到保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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