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文网1.关于唐朝发展与衰亡小论文
残唐而亡宣宗之后，唐懿宗与唐僖宗是著名的无能之君，使唐朝的国势一直走下坡。
唐朝后期，战争不断，经济政治衰退，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爆发唐末农民战争，经过黄巢的打击，唐朝统治名存实亡。经过黄巢之乱后，把唐朝的基础打破。
而宦官所管理的禁军也损失过重，所以宰相与宦官争权不断。黄巢之乱后，唐僖宗在节度使的动乱之中去世，由弟唐昭宗继位。
而朱全忠与李克用成为唐末的风云人物，在朝廷各树党派，在朱全忠的支持下，宰相派胜利，朱全忠入宫尽诛宦官。天佑二年（905年），朱全忠大肆贬逐朝官，并全部杀死于白马驿，投尸于河，史称白马驿之祸。
唐昭宗被朱温毒死。天佑四年（907年），朱全忠逼唐哀帝李祝禅位，改国号梁（史称后梁），是为梁太祖，改元开平，都于开封。
唐朝灭亡。
2.关于世界末日的论文
影片《2012》中所谓的“世界末日”，我们既不必当真，也不必批判。
世界末日这件事情，纯粹站在科学的立场上说，这个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因为不可知的灾难什么时候都可能发生——也许下一个小时就是末日，这个可能性也存在，只不过它的概率非常小而已。况且按照我们的唯物主义理论，这个世界有始也有终，地球本身，太阳系本身，也都有生命周期，都有衰老死亡之日，那时候当然就是世界末日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界末日当然是存在的。
但问题是，当我们现在讨论对于世界末日之说“相不相信”时，我们是另有暗含问题的。当我们谈论“相不相信”时，我们其实暗含着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你信了，你准备怎么生活下去？如果你不信，你又准备怎么生活下去？
比方说，如果你确信两年之后是世界末日了，和你确信两年之后世界还将是正常的，你此刻的生活态度就会不一样。在前面一种情形下，也许你觉得反正再过两年世界就完蛋了，从现在开始很多约束你都不愿意接受了，你想吃喝玩乐，你想醉生梦死，你想倒行逆施……。如果你相信世界还是正常的，那你当然不会胡来了。也就是说，你是不是打算按照两年后世界要毁灭来安排你现在的生活。理智告诉我们，绝大部分人都不可能这样安排生活，都不可能接受这个假设来安排生活。绝大部分人，只要还有理性，肯定会按照“两年后世界将是正常的”这一假定来安排自己的生活。
那么为什么大部分人在这种情形下都会相信世界将是正常的呢。因为根据现有的科学理论，我们可以知道两年后世界将是正常的，即使太阳系真会发生什么变化，那也是长周期的变化，几年的时间尺度之内当然感觉不到。
那么为什么我们相信科学，而不相信神秘主义的预言呢？那是因为，科学在以往这几百年里所取得的业绩，让我们相信这个理论是管用的，它对于大部分自然现象的解释是正确的。比方说，它对万有引力的理解是正确的，以至于我们可以发射一艘飞船飞向火星，居然就真能在火星上着陆，这说明我们计算的轨道是正确的，我们计算这个轨道所依据的整套理论也是正确的，如果它有一点不正确，飞船就飞不到那里去。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权威当然是最大的。大部分人面临这个选择的时候，还是愿意选择科学。选择科学，我们当然假定两年后世界还将是正常的，我们当然也就不信末日预言了。
有人曾预言，影片《2012》上映之后，大家会更加热衷于谈论“世界末日”之类的神秘主义话题，现在看来倒是有点不幸而言中了。当然，作为谈资，看完电影后，沿着电影里神秘主义的话题继续讨论讨论，这很自然，也常能令人愉快，也不至于有多大害处。可是你不会因为这个而改变你对生活的预期和安排——你明天该上班还是要上班！
3.唐太宗800字论文
、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心和浓厚的危机意识。
责任心是领导人物必须具备的第一要素，没有或缺少责任心的领导纵使才华盖世，也一样会祸国殃民，不是渎职就是滥用职权。中国的很多帝王就是因为缺少责任心，把祖辈千辛万苦打下的江山玩垮了或玩丢了，结果使中华民族陷入周而复始的循环性浩劫之中，中华文明也一步步地走下坡路，中国也因此不可挽回地衰落下去，由天朝大国沦为二流末国到最不发达国家。
李世民的民族责任心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坐上皇帝宝座后，并没有象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多数权力人物一样自以为大功告成，可以坐下来好好放松一下，利用手中的职权尽情享受一下荣华富贵的滋味。
相反，他比登基前更加勤于政事，一头埋在公务里，每天只睡很少的时间，整天在金殿上和文武大臣讨论国政，裁决案件和办理公事，有时一连几个小时也不肯停下来休息一下，以致常常忘记了吃饭睡觉。 和那些志得意满的权力人物不同的是：李世民大帝有浓厚的危机意识，他的眼睛看到的不是一个幅员辽阔，兵强马壮的强盛帝国（那时的唐帝国事实如此）；而是一个危机四伏随时可能被又一次民变**的新生政权。
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那个刚刚瓦解的曾经强盛无比的隋帝国，不断地琢磨隋王朝灭亡的教训，不时提醒自己不要重蹈隋王朝的覆辙，小心而又勤勉地引导他的帝国走出荆棘，走上繁荣，走向辉煌。在李世民当政的中期，唐帝国已成了当时已知世界无与伦比的超级强国，繁荣和富庶达到了连上帝都嫉妒的程度。
这时李世民应该满足了，可他一点也没有满足的迹象，他看到的不是眼前的繁华和辉煌，而是帝国漫长而艰巨的未来之路，并为夯实未来的路基继续孜孜不倦地努力。 李世民的超强责任心是他高度智慧的集中体现。
二、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执政风范。 中国的历代统治者拥有无穷无尽的小聪明，并以在人前耍小聪明为荣；很少有人想到诚实执政，坦白对人。
结果当政者用诡计驭使部属；部属也依样画葫芦用诡计蒙蔽首脑。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真正做到诚实执政的唯一一人，他在任时对臣僚趟开胸怀，不行欺诈之术；臣僚也尽忠职守，不搞欺瞒哄骗的传统官场妓俩。
李世民即位之初，曾花大力气整顿吏治，下决心要在官场根治贪污受贿的不治之症。为了侦查那些暗中受贿和将来有可能受贿的烂污官吏，李世民令亲信暗中向各部官员行贿，结果还真查处了几个贪官。
李世民在得意之余把他的谋略告诉一位隋朝遗臣，没想到这位大臣当场泼了他一瓢冷水：陛下平时总告戒臣民要诚信待人，可陛下自己却先行欺诈之术，上梁不正下梁歪，臣民会一样用欺诈的手段报答你。李世民认为大臣的话有很深的智慧，欣然接受了这句令普通当权者恼羞成怒的逆耳忠言。
还有一次，李世民下令年龄虽不满十八岁，但体格健壮的男子也要应征入伍。魏征拒绝在诏书上副署（注意这是李世民最为智慧的杰作，他的命令没有分管大臣的签字没有法律效力，没有哪个皇帝会主动限止自己的无限权力，只有李世民例外），李世民解释说：“这是奸民逃避兵役，故意少报年龄。”
魏征回答说：“陛下常说我以诚信待天下，要人民不可诈欺；可你却先失去诚信。陛一不以诚信待人，所以先疑心人民诈欺。”
李世民的反应是深以为然并立即收回成命。 三、胸怀宽阔，爱才如命，有海纳百川的容人之量。
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兴旺强盛，除了掌舵人具有超人的素质外，还必须有足够的人才来执行舵手的意志。人才的重要性在今天已成为世人的共识，因为人才决定国家的命运。
但并不是所有的当权人物都重视人才的，实际情况是占半数以上的权力人物漠视甚至仇视人才。只有那些胸怀宽阔胆识过人，能够认识到人才的重要并能宽容人才无伤大局的弱点且不害怕人才超越他的出色政治家才能够任人唯才。
李世民的爱才在史书上有不少的记述，最为典型的事例是对魏征的信任和重用。魏征是李世民的哥哥李建成的旧臣，两兄弟曾经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政治对手。
魏征曾不止一次地劝说李建成先发制人杀掉李世民，按理李世民应该对他恨入骨髓了。李世民在这场权力角逐中获胜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定李世民会杀掉魏征泄愤或嫁祸于人地把他作为替罪羊杀掉；谁也想不到李世民对魏征的最大惩罚竟然是任命他当帝国宰相，还和他结成儿女亲家。
这一戏剧性结局的果实是：魏征为唐帝国的强盛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李世民执掌的贞观王朝可谓人才济济，文有魏征、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武 一、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心和浓厚的危机意识。 责任心是领导人物必须具备的第一要素，没有或缺少责任心的领导纵使才华盖世，也一样会祸国殃民，不是渎职就是滥用职权。
中国的很多帝王就是因为缺少责任心，把祖辈千辛万苦打下的江山玩垮了或玩丢了，结果使中华民族陷入周而复始的循环性浩劫之中，中华文明也一步步地走下坡路，中国也因此不可挽回地衰落下去，由天朝大国沦为二流末国到最不发达国家。李世民的民族责任心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他坐上皇帝宝座后，并没有象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多数权力人物一样自以为大功告成，可以坐下来好好放松一下，。
4.求一篇关于涂尔干自杀论的论文
在《自杀论》的序中，涂尔干提到：“只要集中力量，我们便可以找到名副其实的规律，这些规律比任何辩证的论据更能证明社会学是切实可行的。
人们将会看到我们希望已经证明的规律。当然，我们可能不止一次地弄错，在我们的归纳中超越观察到的事实。
但是，至少每一种假设都附有证据，而且我们力求使证据尽可能多一点。尤其重要的是，我们每次将仔细地把推理和解释同被解释的事实明确地区分开来。
因此，读者能够评价向他所作的这些解释的根据而丝毫不会受到影响。”“我们所采用的社会学方法完全基于这样的基本原则：各种社会现象应被当作事物，即外在于个人的现实来研究。”
于是，《自杀论》中遵循的研究程序就是这句话的最好注解。我被其研究方法最大限度地震撼、启发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梳理不清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模糊抽象的所谓的社会规律可以被条分缕析，可以被归纳总结，甚至从中得出了一条一条真理般的理论。
一本著作是需要说服力的；作为一本社会学著作更是如此。如果仅仅以个人经验或者“某些既广泛又仓促的概括”为依据来解释说明某些社会现象，我想这不仅不具有任何说服力，而且不能解决任何实际的问题——因为这种轻率的态度和方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科学”，建立在实证方法基础之上的自然科学已经筑起了自己辉煌而牢固的理论大厦，我们今天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理解简直是完全拜其所赐。但在当时，社会学还停留在那个可悲的猜测和臆断的阶段，就算前人已经把科学精神从自然科学领域引入社会研究领域，但是社会研究方法还等待着后人的探索和建设。
涂尔干承担了这个角色，完成了这个使命，并把这种研究方法的程序精准又完整地在《自杀论》中铺开，贯穿始终。在《自杀论》中，涂尔干从自杀现象的定义开始，继而驳斥了以往关于自杀原因的种种解释，接着确定自杀类型，最后由这种分类法发展出有关自杀原因的种种解释。
他所依据的一切都是客观的统计资料和已经被证明的自然科学的理论，运用的是“共变法”的实验方法（间接科学实验法“比较法”和控制变量法），这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坚信并坚持了“科学”。 因此，“科学”就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体”，没有这个“体”，正如不是由金而是其他材料制成的金壶不称之为金壶一样，那么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也就无法名副其实了。
在确定了研究方法的原则之后，研究方法的程序如何始终遵循这一原则、如何保证研究程序不打着虚伪的科学旗号，应该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也就是“相”的问题。有了黄金，要把黄金做成壶而不是盆啊桶啊之类的东西，我们就需要严格确定和塑造它的“相”。
涂尔干在《自杀论》中的研究程序是：首先给所要研究的现象下定义。“那种产生通俗术语的肤浅考察是不可能有把握地弄清事物的这些正常关系的；因此，学者不能把那些符合日常用语的既成事实作为他研究的对象。
他倒是应该由他自己来确定他要研究的那些事实，以便使这些事实具有能被科学地探讨所必需的同质性和特异性。……所以，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应该是，确定我们打算在自杀的名称下进行研究的事实的范畴。”
类比于自然科学中的分类与定义，涂尔干不厌其烦地把众多干扰确切定义的因素排除在外，最终为自杀下了一个操作定义： “人们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引起死亡叫做自杀。”由于操作定义所具有的功能——使一些陈述变量间关系的假说获得验证的机会，这就为后来作者展开对自杀原因的讨论奠定了基础。
如果不事先设定这样一个前提定义，那么所有的研究、证据将失去赖以存在的土壤。 第二步是根据定义收集资料并依据收集到的资料对既有的有关现象的各种假设、解释进行分析批驳。
这些资料主要是官方统计出版物，如《奥地利统计资料》（《卫生事业统计资料》）、《比利时统计年鉴》、《普鲁士统计资料》等等。另外还有刊载在各种学术杂志上的文章和其他人的学术著作、论文集等。
如在第一编第一章《自杀与心理变态》中，涂尔干利用表格《不同宗教信仰中的精神错乱倾向》看出：“犹太教徒中的精神错乱病人要比其他教徒中多得多；因此有理由认为其他神经系统疾病在犹太教徒中也同样多。然而，恰恰相反的是，犹太教徒中自杀倾向却很微弱”，“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自杀的变化正好和心理变态成反比，而决不是心理变态的后果。”
于是由此涂尔干批驳了“自杀是由心理变态引起的”这一观点。 最后，对所要研究的对象作一番真正的社会学解释。
涂尔干在书中大量使用了“比较法”和“控制变量法”。前者我不熟悉；后者却早有“接触”。
那是在我初中学习物理的时候，当时研究摩擦力大小的影响因素，曾经假定了三种情形，分别使物体的表面材质、两个物体的相对位置和物体的重量保持不变，然后在考察一种物体在另一种物体表面滑行距离的远近，借此来判断摩擦力的大小。当然这样的实验不免简陋粗糙，但实验所采用的方法却是其中最需要初中生们掌握的重点——控制变量法。
在《自杀论》中，。
5.有关隋唐时期的论文
隋唐时期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唐对外交往频繁，其客观原因是唐朝（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对外交通发达便利，科技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声望，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和吸引力。
主观原因是唐政府实行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鼓励对外交往。 b、唐朝与亚欧各国之间的往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历史上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与我国交往频密的主要是周边国家，次之就是中亚、西亚地区，与非洲和欧洲距离远，交往就相对少些，直接交往就更少了，阿拉伯人在中间起了桥梁作用。唐朝对外交往的对象主要有五个：东边的朝鲜（新罗）、日本，西边的古印度（天竺）、波斯和阿拉伯（大食）。
交往的内容可分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注意交往的双向性，一方面，周边国家向唐明学习，深受其惠，尤以日本为甚；另一方面，唐朝也在对外开放中，吸取了外国优秀的经济、文化成果，促进了自身的发展。
中国同天竺交往频繁 中国人民同印度人民的往来，史书上有记载的是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今阿富汗）看到蜀地出产的竹杖、布匹。
大夏人说这是商人从身毒（yuán dú，其时中国对印度的称呼）买来的。这说明我国的产品当时已输入印度。
唐朝时候，统称印度半岛为天竺。唐与天竺交往频繁，表现为：1ر双方不断遣使通好。
641年，天竺国王尸罗逸多（戒日王）“遣使入朝”。唐太宗也一再派梁怀开璥（jìng）、王玄策等出使天竺。
高宗、武则天、玄宗时使臣往来不绝，经常互赠礼物。2ر双方经济文化交流频繁。
647年，天竺摩揭陀国遣使来中国“献波罗树，树类白杨”。随即，唐太宗派人到天竺学习熬糖法。
7世纪末，我国的纸和造纸术通过尼泊尔传到印度。印度的医学、天文历法、语言学、音乐、舞蹈、绘画和建筑艺术等，在唐朝时传入中国。
孙思邈的《千金方》引用了天竺医学家的理论和天竺药物。天竺天文学家瞿昙罗曾担任唐朝太史，并编写《九执历》。
僧一行改订历法，参考过《九执历》。唐朝十部乐中有天竺乐，唐《秦王破阵乐》在天竺也很受欢迎。
敦煌、云冈及龙门石窟的壁画和雕塑，都受到天竺北部艺术风格的影响。再有就是玄奘西游了。
唐朝对外交往活跃 唐朝国势强盛，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因而受到各国的尊重，享有很高的声望。从这个时期起，唐朝成为中国的象征，各国人民开始把中国人称作唐人，这种称呼至今仍在一些国家沿用。
唐朝高度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对很多国家很有吸引力。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曾对他的弟子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
安史之乱以前的唐朝，处在强固稳定时期，政治上很自信，奉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在文化上也敢于并蓄兼收，群花同放。因此，唐王朝在对外交往中，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鼓励外国商人到中国贸易。
再加对外交通发达，周边各国的使臣和商人，纷纷前来中国，与中国通商往来的国家发展到七十多个，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唐文化远播到东西方各国，对许多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遣唐使和留学生 日本古称倭国，唐代始改称日本。日本自汉朝开始和我国发生正式交往。
《后汉书》记载，东汉光武帝时，日本派使者来中国，光武帝赠以印绶。这枚金印上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近代已在日本九州发现。
唐朝时候，日本发生“大化改新”，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唐朝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与日本的社会变革结合起来，出现了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高潮。
唐朝建立后的630~838年，二百年间，日本正式的遣唐使来中国的共12次。另有任命后未成行、未到达唐朝、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共6次。
每次最少250人，最多五六百人。如717年一次共557人。
733年的一次共594人。838年的一次651人，中途因遭遇风暴，有一船遇难，实际到唐的只500人左右。
因此到达唐朝人数最多的一次是594人。遣唐使组织完备，设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成员有翻译、医师、阴阳师、画师、史生、射手、音乐长、玉生、锻生、铸生、船匠、舵师、水手长、水手等，还有留学生、学问僧多人。
遣唐使给唐朝带来珍珠、绢、琥珀、玛瑙、水织等贵重礼品。1970年西安发现的日本“和同开”银币很可能就是遣唐使带来的。
唐王朝也回送一些高级丝织品、瓷器、乐器、文化典籍等。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所存放的唐代乐器、屏风、铜镜、宝刀等珍贵文物，就有一部分是遣唐使带回去的。
为了吸收中国的文化成果，日本选派了不少留学生入唐学习，他们被分配到长安国子监学习各种专门知识。他们在中国长期学习，与中国诗人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其中最著名的是晁衡。留学生和学问僧在传播唐朝制度和文化中起了很大作用。
鉴真 鉴真（688—763），俗姓淳于，扬州人，14岁出家为僧，法号鉴真。他对佛经深有研究，戒律部分尤其精熟。
天宝元年（742年），日本学问僧荣睿和普照拜访鉴真，代表日本圣武天皇邀请他去日本传播佛教。鉴真欣然应允，立即造船备粮，准备第二年春动身。
由于受到干扰，这次未能成行。鉴真并不灰心。
天宝二年（743年）十二月，率弟子、画师、工匠等一百多人，启程东渡。途中船被巨浪打坏，东渡失败。
接着第三次、第。
6.中国古代冷兵器向火器的发展历程的论文
兵器，是指军事斗争中包含有各种杀伤力、破坏力的器械装置。
语出《周礼·地官·小司徒》：“及大比六乡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考夫屋，及其众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周礼·地官·小司徒》：“及大比六乡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考夫屋，及其众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史记·大宛列传》：“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
唐韩愈《论淮西事宜状》：“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吴组缃《山洪》三一：“猎户队集合的时候，有两个特殊的课目，一个是关于新兵器的知识，专讲敌方所用兵器的性能和应制防备的方法。”
广义的冷兵器指冷兵器时代所有的作战装备。1.兵器自古就有，中国古代兵器不但是为了防御，有时更是人身份地位的象征，“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足见兵器在古代国家中的显赫地位。
兵器的先进程度，往往决定了一个国家强盛与否。从冷兵器类别来分可以分为十八种，即人们所说的十八般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镗、棍、槊、棒、拐、流星。
在武侠小说中，兵器的作用则被神话如：小李飞刀，绝世好剑等古典小说中人物也配以不凡的兵器：关公青龙偃月刀、张飞丈八蛇矛、吕布方天画戟等等。中国冷兵器的发展中国古代兵器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首先是史前时期，从考古学来讲叫石器时代，我们称这个阶段是石器时代的兵器。
开始青铜冶铸后，这时候兵器的主要材质就开始变成了青铜的。我们称这个时期的兵器为青铜时代的兵器。
人们懂得了金属的冶炼后，这时候军队使用的兵器的主要材质也改为钢铁做的了，就进入了铁器时代的兵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时期，掠夺战争日益频繁，便逐渐形成了用于作战的兵器和武艺。
夏代仍沿用石制兵器，但有所改进，有了少量青铜兵器。至商代，军队使用青铜兵器已较普遍，而且兵器种类增多，质量大有提高。
1953年，在河南省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文物已有铜矛头、铜勾、铜戚、铜刀、铜斧、铜簇等项。另外，在山东省益都出土了商代的兵器铜钺、铜头玉矛、铜戈。
7.曹丕《典论论文》中基本文学观点
文章包括四部分内容。
第一，它批评了“文人相轻”的陋习，指出那是“不自见之患”，提出应当“审己以度人”，才能避免此累。
第二，评论了“今之文人”亦即建安“七子”在文学上的才力及不足，分析了不同文体的不同写作要求，说唯有“通才”才能兼备各体。
第三，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命题，说“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里的“气”，实际上指的是作家的气质和个性。曹丕的这一观点，表明他对创作个性的重要性已有比较充分的认识。
第四，论述了文学事业的社会功能，将它提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又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都不如文章能传诸无穷。
扩展资料
《典论·论文》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论著作，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在它之前还没有精心撰写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专著。它的产生是中国古代文论开始步入自觉期的一个标志。
创作背景
建安以前，文学受经学束缚，少有独立地位。盛极一时的汉赋，竟被扬雄斥之为“童子雕虫篆刻。”（《法言·吾子》）曹丕之弟曹植也认为：“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曹植：《与杨德祖书》）这已开始把写文章与对生命个体的自身价值的思考联系起来了。
据此，曹丕号召作家要以古代圣贤“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为榜样，努力改变目前这种“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的精神状态，培养自己具有一种超功利的审美心态。但在这里，已经被曹丕赋予“不朽”这一语言符号以崭新的现实涵意和历史意义。曹丕把诗赋也列入“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一对文学自身价值思考的历史视野之中，这充分 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也是当时文学趋向自觉的深刻表现。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典论论文
8.关于“汉末波磔,纵肆极矣,久亦厌之”的论文怎么写
题出自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体变》：“ 汉末波磔纵肆极矣，久亦厌之。又稍参篆分之圆，变为真书。今观元常诸帖，三国诸碑，皆破觚为圆，以茂密雄强为美，复进为分（《书势》所称毛宏之八分增损此也）。此如骈体之极，复尚古文，而骈散之分，经数变之后，自是不可复合矣。”
先破题，解释字句含义和出处。主题是中国古代书法字体的演变。
“波磔”用来形容汉隶线条的悠扬流动，如飞檐起翘的张扬。
“真书”即‘今隶’、‘楷书’。产生于汉末，汉隶省改波磔、增加钩趯而成。至魏钟繇、晋王羲之改变体势、创制法则，隶、楷遂完全分流，别为两体。
再引申，康明确指出汉末文字向“茂密雄强”方向发展，如同骈体靡丽的文风在三国时衰末一样。说明汉隶实质不是被人主观“厌之”，而是受当时乱世的政治环境影响。一定要点出这个背景。而时人选择了创新字体，是顺应了历史发展，是进步。
再发议，不局限于文字研究，考虑康有为写作目的和主旨。那就是论述书法的目的是“著圣道，发王制，穷物变，洞人理”。他归纳书法的发展：“书法与治法，势变略同。周以前为一体势，汉为一体势，魏晋至为一体势，皆千数百年一变；后之必有变也，可以前验之也。”
所以说，康有为把“变法”的思想从书法演变中体现出来。
这就是这个题目的最深刻的含义。点出这点，论文的意义就体现出来了。最后再收束一下全文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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