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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诗宗”曹植——论曹植对中国诗史的独特贡献 论文关键词：曹植 中国诗史 “骨气奇高” “辞采华茂” 论文摘要：中国诗史“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文质彬彬、情文并茂，追求“壮美”的美学定位，以抒情为本的文化品格，以五言诗为主的诗体形式，皆由曹植垂范并师法千秋。
曹植“一代诗宗”的诗史地位，是由曹植的四大贡献奠定的。 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
这座里程碑，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然“邺中诸子，陈王最高”（皎然《诗式》），后世言建安诗，也莫不首标曹植。然曹植诗歌的里程碑意义何在？他究竟对中国诗歌有何独特贡献？本文拟从四个方面略抒己见。
曹植诗隐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 中国诗歌发展，明显地呈现出“二源合一流”的大势走向。
“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以《楚辞》、《庄子》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建安诗歌一代繁盛，正是“得《风》、《雅》、《骚》人之气骨”，二源交汇，南北合流，儒道合一的产物。
唐代诗歌革新运动，标榜“汉魏风骨”，正是要恢复或再次确认这个大势走向。然建安诗人真正融二源于一流，远继《风》、《雅》、《庄》、《骚》，近承《汉乐府》与《十九首》，下开盛唐李白、杜甫诸人，得首推曹植。
曹操诗21首，全为乐府诗，内容上槁目时艰，肠断民瘼，艺术上古直悲凉，通脱自然，显然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和刚健质朴的风格。曹操长于四言诗，似有《诗经》遗风，然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谓其“正是乐府之体，不当于《风》、《雅》求之。”
吴乔的《围炉诗话》卷二也谓曹操四言诗“不受束於《三百篇》句法”。曹操的杂言诗，包括一些游仙诗，也似有《庄》、《骚》韵味，但主要还是源于汉乐府的杂言体和游仙诗。
所以沈德潜《古诗源》卷五称“孟德诗犹是汉音”。曹丕诗一半以上为乐府，并且“乐府酷是本色”（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曹丕工于言情，大量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这也显然“源出于《十九首》”（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王粲为“七子之冠冕”，相比之下，他受汉乐府和《十九首》的影响较小一些，王粲存诗20首，乐府诗仅有5首，其诗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皆与《十九首》相差较远；王粲诗更多地受到诗、骚的影响，这正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所说，王粲诗乃“小雅、变风之余”，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王仲宣诗出于骚”，其余“六子”存诗太少，不足论。
而曹植乃“风、雅之苗裔”（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曹植自己也以“有应风雅”相标榜（《与杨德祖书》），读曹植《送应氏》、《泰山梁甫行》、《情诗》、《门有万里客行》等，这一点，不言而自明；同时，曹植《飞龙篇》、《远游篇》等游仙诗，“与《楚辞》同意”（郭茂倩《乐府诗集》卷64），《杂诗》六首，“原本于《离骚》”（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所以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曹子建诗出于骚”；并且，曹植诗也多乐府，“参其乐府，皆汉氏之韵”（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南国有佳人》等游子思妇诗，“全法《十九首》意象”（同上）。因此，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谓“子建之诗，隐括《风》、（傩》，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
……然不能不推子建为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也。”将曹植作为《风》、《雅》、《楚辞》的正宗传人来推崇。
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也谓“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也将曹植作为诗家“正轨颛门”，作为上承《诗经》，下开陶潜、李白、杜甫的“诗家正宗”来标榜。
建安诗歌，正处于承上启下，“二源合一流”的历史交汇处，“三曹七子”皆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真正以诗歌实绩确立这个嬗变大势者，当首推曹植。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得好：曹植诗，“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惨远的情调。
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制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卷上），初步确立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定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
所谓“骨气奇高”，是说曹植诗不仅有血有肉，而且有骨有气，充满气势和骨力，充满追求和抗争，显得慷慨刚健，悲愤沉郁，以气取胜，以骨取胜；所谓“词采华茂”，是说曹植诗风流倜傥，文采斐然，工于起调，善为警句，锻字炼句，声色和美。相比之下，曹操诗骨气高，然词采质朴；曹丕诗词采美，然“婉娈细秀”（钟惺《古诗归》卷七）；王粲诗“文若春华”（曹植《王仲宣诔》），然“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卷二），“文秀而质赢”（钟嵘《诗品》卷上）。
建安诗人唯曹植华丽其容，风骨其实，“词采。
2.曹植在文学史上的贡献论文
中国诗史“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文质彬彬、情文并茂，追求“壮美”的美学定位，以抒情为本的文化品格，以五言诗为主的诗体形式，皆由曹植垂范并师法千秋。
曹植“一代诗宗”的诗史地位，是由曹植的四大贡献奠定的。 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
这座里程碑，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然“邺中诸子，陈王最高”（皎然《诗式》），后世言建安诗，也莫不首标曹植。然曹植诗歌的里程碑意义何在？他究竟对中国诗歌有何独特贡献？本文拟从四个方面略抒己见。
曹植诗隐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 中国诗歌发展，明显地呈现出“二源合一流”的大势走向。
“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以《楚辞》、《庄子》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建安诗歌一代繁盛，正是“得《风》、《雅》、《骚》人之气骨”，二源交汇，南北合流，儒道合一的产物。
唐代诗歌革新运动，标榜“汉魏风骨”，正是要恢复或再次确认这个大势走向。然建安诗人真正融二源于一流，远继《风》、《雅》、《庄》、《骚》，近承《汉乐府》与《十九首》，下开盛唐李白、杜甫诸人，得首推曹植。
曹操诗21首，全为乐府诗，内容上槁目时艰，肠断民瘼，艺术上古直悲凉，通脱自然，显然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和刚健质朴的风格。曹操长于四言诗，似有《诗经》遗风，然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谓其“正是乐府之体，不当于《风》、《雅》求之。”
吴乔的《围炉诗话》卷二也谓曹操四言诗“不受束於《三百篇》句法”。曹操的杂言诗，包括一些游仙诗，也似有《庄》、《骚》韵味，但主要还是源于汉乐府的杂言体和游仙诗。
所以沈德潜《古诗源》卷五称“孟德诗犹是汉音”。曹丕诗一半以上为乐府，并且“乐府酷是本色”（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曹丕工于言情，大量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这也显然“源出于《十九首》”（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王粲为“七子之冠冕”，相比之下，他受汉乐府和《十九首》的影响较小一些，王粲存诗20首，乐府诗仅有5首，其诗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皆与《十九首》相差较远；王粲诗更多地受到诗、骚的影响，这正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所说，王粲诗乃“小雅、变风之余”，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王仲宣诗出于骚”，其余“六子”存诗太少，不足论。
而曹植乃“风、雅之苗裔”（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曹植自己也以“有应风雅”相标榜（《与杨德祖书》），读曹植《送应氏》、《泰山梁甫行》、《情诗》、《门有万里客行》等，这一点，不言而自明；同时，曹植《飞龙篇》、《远游篇》等游仙诗，“与《楚辞》同意”（郭茂倩《乐府诗集》卷64），《杂诗》六首，“原本于《离骚》”（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所以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曹子建诗出于骚”；并且，曹植诗也多乐府，“参其乐府，皆汉氏之韵”（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南国有佳人》等游子思妇诗，“全法《十九首》意象”（同上）。因此，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谓“子建之诗，隐括《风》、（傩》，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
……然不能不推子建为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也。”将曹植作为《风》、《雅》、《楚辞》的正宗传人来推崇。
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也谓“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也将曹植作为诗家“正轨颛门”，作为上承《诗经》，下开陶潜、李白、杜甫的“诗家正宗”来标榜。
建安诗歌，正处于承上启下，“二源合一流”的历史交汇处，“三曹七子”皆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真正以诗歌实绩确立这个嬗变大势者，当首推曹植。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得好：曹植诗，“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惨远的情调。
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制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卷上），初步确立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定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
所谓“骨气奇高”，是说曹植诗不仅有血有肉，而且有骨有气，充满气势和骨力，充满追求和抗争，显得慷慨刚健，悲愤沉郁，以气取胜，以骨取胜；所谓“词采华茂”，是说曹植诗风流倜傥，文采斐然，工于起调，善为警句，锻字炼句，声色和美。相比之下，曹操诗骨气高，然词采质朴；曹丕诗词采美，然“婉娈细秀”（钟惺《古诗归》卷七）；王粲诗“文若春华”（曹植《王仲宣诔》），然“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卷二），“文秀而质赢”（钟嵘《诗品》卷上）。
建安诗人唯曹植华丽其容，风骨其实，“词采华茂”因“骨气奇高”而不致流于浮艳纤柔，“骨气奇高”又因“词采华茂”而不致陷于平浅粗豪，真乃文质相称，情文并茂，壮哉。
3.建安文学与曹植论文
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杰出的诗人曹操。
他诗歌创作 代表作品有描写汉末战乱和人民苦难的《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蒿里行》中的名句。表现统一天下雄心壮志、充满积极进取精神的《短歌行》中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现了他博大的胸怀；《观沧海》中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描写了大海孕大含深的气派。
《短歌行》中的“青青子矜，悠悠我心”表现了作者对贤才的渴慕，《龟虽寿》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现了曹操积极进取精神。
4.建安文学与曹植论文
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杰出的诗人曹操。
他诗歌创作 代表作品有描写汉末战乱和人民苦难的《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蒿里行》中的名句。表现统一天下雄心壮志、充满积极进取精神的《短歌行》中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现了他博大的胸怀；《观沧海》中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描写了大海孕大含深的气派。
《短歌行》中的“青青子矜，悠悠我心”表现了作者对贤才的渴慕，《龟虽寿》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现了曹操积极进取精神。
5.评曹植诗歌的文学价值论文
对曹植的诗歌，解放后的六十年代，学术界曾经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讨论。在这次大讨论中，许多学者对曹诗颇多贬斥之辞，这集中体现在郭沫若、张德钧和廖仲安等先生的著作中。郭沫若先生在《论曹植》1一文中，从批评王通、丁晏等人对曹植的评价入手，对曹植和他的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认真地说，曹子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识凑
成了他，人们要忠君，故痛恨曹操、曹丕，因而也就集同情于失
宠的曹植。
这一段话，集中反映了郭沫若先生对曹植诗的总的见解。在他看来，曹植的诗并没有什么艺术成就可言，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过是封建文人吹嘘所致。郭沫若先生在对曹植大加贬斥的同时，又处处以曹丕作反衬，“曹丕恰恰和他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
对郭沫若先生的这一观点，当时就曾有人著文商榷，表示异议2，但附和者亦不少。廖仲安先生在《关于曹植的几个问题》3一文中，明确表示赞成郭氏观点。他说：
我在搜集曹植的传记材料和阅读曹植诗歌的过程中，越来越
相信郭沫若的分析。
当时，张德钧先生也著文参加了讨论，他在《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4一文中，也持有和郭沫若先生相似的观点。他明确指出：
（曹植的作品）都没有出离曹植个人利益得失的情况，要说
已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恐怕结论下得早一点。
不可否定，郭沫若等先生在对曹植的具体评论中，当然也有他们的合理成份，但是，笔者认为，他们对曹诗的总体评价实在是有失偏颇，对曹诗还有待于我们今天重新加以认识。曹诗究竟取得了怎样的艺术成就，曹植究竟在建安诗坛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人们的“封建意识凑成的”，还是他的诗歌创作的实际成就确定的，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作一粗浅的论述，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
一个作家的文学成就的高低，首先取决于他的作品的思想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我们评价曹诗的艺术成就，也首先必须以他的诗作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为依据。
曹植现在诗篇共八十多首，是建安时期的诗人中给后人留下诗歌最多的一位。把曹植的这些诗歌综合起来考察，不难发现，反映社会动乱，关心民生疾苦，这是曹植诗歌最有价值的主题。
希望采纳
6.求关于曹植的有见解的文章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丕之弟。
他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诗品》称为“建安之杰”。现在流传下来的作品也最多，诗有八十多首，辞赋、散文完整的与残缺不全的共四十余篇。
从这些作品来看，其成就的确在建安时期一般作家之上。 曹植的一生以曹丕称帝为界，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他以才华深得曹操的赏识与宠爱，几乎被立为太子，志满意得；后期曹丕父子做了皇帝，由于前期有争为太子一段经历，对他深怀猜忌，横加压抑与迫害，他虽然仍不失王侯的地位，却“抑郁不得志”，终于在愤懑与苦闷中死去。这种生活遭遇，对他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
曹植前期也是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过着贵公子生活，但颇有功名事业心。他一生所热烈追求的是“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
当曹操奠定了天下三分的局面时，他的政治雄心便是西灭“违命之蜀”，东灭“不臣之吴”，“混同宇内，以致太和”（《求自试表》）。他的诗歌的主要内容之一，便是表现这种雄心壮志。
《薤露篇》说：“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
在《假但篇》里，诗人自比为鸿鹄，把“势利惟是谋”的小人比为“不知江海流”的假但和“安识鸿鹄游”的燕雀。这些都表现了他追求理想和颖脱不群的性格。
但由于诗人前后期生活境遇的不同，表现这方面内容的作品，其情调、风貌也有显著的差异。前期以《白马篇》为代表，它塑造了一个武艺高强、渴望卫国立功甚至不惜壮烈牺牲的爱国壮士的形象，充满豪壮的乐观的精神：“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
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后期以《杂诗》为代表，更多地表现了壮志不得施展的愤激不平之情。如《杂诗》其五： 仆夫早严驾，吾行将远游。
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将骋万里途，东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
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 曹植后期备受迫害和压抑。
《世说新语》载一个故事说，曹丕曾命他七步中为诗，不成则将行大法。他作诗道：“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个传说很能表现他当时的处境。他的后期诗歌也主要是表现这种处境和心情。
作于黄初四年的《赠白马王彪》是诗人后期的一篇重要作品。当时诗人和白马王曹彪、任城王曹彰都去京师朝会，任城王到京后不明不白地死去，诗人与白马王回返封地时，又为有司所阻，不能同行，于是诗人“愤而成篇”，写下了这首赠诗。
全诗共分七章，表现了丰富的复杂的感情。诗中如“鸱号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痛斥了迫使他们分行的有司；“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
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表现了对任城王暴亡的深沉悼念；“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也吐露了诗人在岌岌可危的处境中惴惴不安的心境。这首诗虽然只是抒发诗人的主观感情，客观上却深刻地暴露了统治阶级内部萁豆相煎的残酷，是有深刻的思想意义的。
这首诗的抒情艺术水平也很高。诗人把复杂的感情，通过章章蝉联的轳辘体的形式，一步步抒发出来，极有层次。
另外，诗人的感情虽然十分悲愤激切，却不是一味的直接倾诉，往往通过叙事、写景，或通过哀悼、劝勉等方式宕开去写，这就把感情表现得沈著从容，丰富深厚。 此外，他的《吁嗟篇》以转蓬为喻形象地描写了他“十一年中而三徒都”的生活处境和痛苦心情。
《野田黄雀行》则表现了他对迫害的愤怒和反抗：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交何须多。
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诗人以罗家喻迫害者，以雀喻受害者，塑造了一个解救受难者的侠义少年的形象，寄寓了作者的理想和反抗情绪。曹丕即位就积极翦除曹植的羽翼，杀死了他的好友丁仪、丁异等，可见这样的诗是有现实背景的。
曹植前期的诗歌主要是表现他的壮志，很少反映社会现实，只有《送应氏》第一首因送友人而连带写到友人所居的洛阳的残破。后期由于自己生活的不幸，逐渐能体会到一些下层人民的痛苦，才写出了个别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
如《泰山梁甫行》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当时边海人民贫困生活的画面： 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
妻子象禽兽，行止依林阻。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
《杂诗》第二首则表现了对从戎的“客子”的同情。 曹植还写了不少情诗，如《七哀》、《美女篇》等。
这些诗与表现壮志的诗风格明显不同 ，感情哀婉缠绵，与汉末古诗中的抒情诗极相近。《七哀》一首情调尤肖《古诗十九首》。
这些诗中有一些可能寄托了诗人君臣不偶和怀才不遇的感情。 《诗品》说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很能概括曹植诗歌的艺术风格。
曹植一生热中功名，追求理想，遭遇挫折后，壮志不衰，转多愤激之情，所以诗歌内容充满追求与反抗，富有气势和力量，这就形成了“骨气奇高”的一面。 在建安诗人中，曹植要算是最讲究艺术表现的。
他的诗歌虽然也脱胎于汉乐府，但同时吸收了汉末文。
7.求关于曹植的有见解的文章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丕之弟。
他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诗品》称为“建安之杰”。现在流传下来的作品也最多，诗有八十多首，辞赋、散文完整的与残缺不全的共四十余篇。
从这些作品来看，其成就的确在建安时期一般作家之上。 曹植的一生以曹丕称帝为界，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他以才华深得曹操的赏识与宠爱，几乎被立为太子，志满意得；后期曹丕父子做了皇帝，由于前期有争为太子一段经历，对他深怀猜忌，横加压抑与迫害，他虽然仍不失王侯的地位，却“抑郁不得志”，终于在愤懑与苦闷中死去。这种生活遭遇，对他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
曹植前期也是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过着贵公子生活，但颇有功名事业心。他一生所热烈追求的是“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
当曹操奠定了天下三分的局面时，他的政治雄心便是西灭“违命之蜀”，东灭“不臣之吴”，“混同宇内，以致太和”（《求自试表》）。他的诗歌的主要内容之一，便是表现这种雄心壮志。
《薤露篇》说：“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
在《假但篇》里，诗人自比为鸿鹄，把“势利惟是谋”的小人比为“不知江海流”的假但和“安识鸿鹄游”的燕雀。这些都表现了他追求理想和颖脱不群的性格。
但由于诗人前后期生活境遇的不同，表现这方面内容的作品，其情调、风貌也有显著的差异。前期以《白马篇》为代表，它塑造了一个武艺高强、渴望卫国立功甚至不惜壮烈牺牲的爱国壮士的形象，充满豪壮的乐观的精神：“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
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后期以《杂诗》为代表，更多地表现了壮志不得施展的愤激不平之情。如《杂诗》其五： 仆夫早严驾，吾行将远游。
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将骋万里途，东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
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 曹植后期备受迫害和压抑。
《世说新语》载一个故事说，曹丕曾命他七步中为诗，不成则将行大法。他作诗道：“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个传说很能表现他当时的处境。他的后期诗歌也主要是表现这种处境和心情。
作于黄初四年的《赠白马王彪》是诗人后期的一篇重要作品。当时诗人和白马王曹彪、任城王曹彰都去京师朝会，任城王到京后不明不白地死去，诗人与白马王回返封地时，又为有司所阻，不能同行，于是诗人“愤而成篇”，写下了这首赠诗。
全诗共分七章，表现了丰富的复杂的感情。诗中如“鸱号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痛斥了迫使他们分行的有司；“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
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表现了对任城王暴亡的深沉悼念；“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也吐露了诗人在岌岌可危的处境中惴惴不安的心境。这首诗虽然只是抒发诗人的主观感情，客观上却深刻地暴露了统治阶级内部萁豆相煎的残酷，是有深刻的思想意义的。
这首诗的抒情艺术水平也很高。诗人把复杂的感情，通过章章蝉联的轳辘体的形式，一步步抒发出来，极有层次。
另外，诗人的感情虽然十分悲愤激切，却不是一味的直接倾诉，往往通过叙事、写景，或通过哀悼、劝勉等方式宕开去写，这就把感情表现得沈著从容，丰富深厚。 此外，他的《吁嗟篇》以转蓬为喻形象地描写了他“十一年中而三徒都”的生活处境和痛苦心情。
《野田黄雀行》则表现了他对迫害的愤怒和反抗：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交何须多。
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诗人以罗家喻迫害者，以雀喻受害者，塑造了一个解救受难者的侠义少年的形象，寄寓了作者的理想和反抗情绪。曹丕即位就积极翦除曹植的羽翼，杀死了他的好友丁仪、丁异等，可见这样的诗是有现实背景的。
曹植前期的诗歌主要是表现他的壮志，很少反映社会现实，只有《送应氏》第一首因送友人而连带写到友人所居的洛阳的残破。后期由于自己生活的不幸，逐渐能体会到一些下层人民的痛苦，才写出了个别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
如《泰山梁甫行》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当时边海人民贫困生活的画面： 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
妻子象禽兽，行止依林阻。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
《杂诗》第二首则表现了对从戎的“客子”的同情。 曹植还写了不少情诗，如《七哀》、《美女篇》等。
这些诗与表现壮志的诗风格明显不同 ，感情哀婉缠绵，与汉末古诗中的抒情诗极相近。《七哀》一首情调尤肖《古诗十九首》。
这些诗中有一些可能寄托了诗人君臣不偶和怀才不遇的感情。 《诗品》说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很能概括曹植诗歌的艺术风格。
曹植一生热中功名，追求理想，遭遇挫折后，壮志不衰，转多愤激之情，所以诗歌内容充满追求与反抗，富有气势和力量，这就形成了“骨气奇高”的一面。 在建安诗人中，曹植要算是最讲究艺术表现的。
他的诗歌虽然也脱胎于汉乐府，但同时吸收了汉末文。
8.浅谈曹植的赋
在中国文学史上，曹植的赋起到了上承楚汉、下启魏晋南北朝的重要作用。
其内容主要关注军国大事，痛伤骨肉相残，叙写人间真情，着墨世间万物，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并推动了骈俪风尚，提高了抒情技巧，给后代的赋以艺术启迪。
从内容来看，大致可分三类。一为纪事，如《东征赋》、《登台赋》、《述行赋》等；二为述志，如《离思赋》、《感节赋》、《喜霁赋》等；三为咏物，如《宝刀赋》、《迷迭香赋》、《神龟赋》等。后二类数量更多些。
曹植的赋有三个特点，一是取材相当广泛，朝着日常化、生活化方向拓展。二是小型化，他似乎一篇大赋也没有写过，今存作品全是形制较短的小赋，一般只有几百字，最长的《洛神赋》也不过千字左右。三是抒情化，无论纪事或者咏物，他都摒弃了汉赋铺排堆砌的传统，而是渗透进强烈的主观情感。
9.<才高八斗论曹植>
曹植，曹操卞氏所生的第三个儿子（192—232年），字子建。
和曹丕一样，曹植从小就随父亲东征北战。他聪颖不群，l0岁出头的时候，就已经诵读了几十万字的诗论及辞赋，还写得一手好文章。
在曹操击败劲敌袁绍并在邺城建立自己根据地的时候，“生乎乱，长乎军”的曹植已经13岁了。再加上父亲的有意栽培，文韬武略，他都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定居邺城以后，曹植有机会和众多著名的文人学士切磋交流，眼界和文笔有了大的突破。一次，曹操检阅曹植的文章，发现立论识见及笔墨功夫都十分神异，不能相信它竟会出自一个少年之手，就问：“不是请人代作的吧？”因为这个狂傲的魏王少子身边，聚集了不少知识分子，请人代笔是有条件的。
曹植见父亲怀疑，急忙跪在地下回答说：“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请人？”意思是说不信可以当面验试，干什么要请人代笔。恰好铜雀台刚刚建成，于是曹操就招集诸子和文人学士们到台上当场作赋，每人一篇。
曹植拿起笔来一蹴而就，做得最快，也做得最好，曹操十分惊异。以后曹操每抓住机会出难题给曹植，曹植都能够不带犹豫，随口应答，深得曹操的宠爱。
一次，著名文人邯郸淳从荆州来投奔曹操，曹操让他去见曹植，曹植十分兴奋，沐浴之后，披发袒胸地舞了几个回合，又背诵小说千言不止，接着他整顿衣冠，与邯郸淳纵横古今，侃侃而谈，谈罢宴饮，席上又是一番风流。邯郸淳出来就对人说，曹植真是一个神人！所以当时人们盛传曹植是“绣虎”，意思是说他文采斑澜，独领风骚，雄如虎王。
能够生长在帝王之家，即是曹植的有幸，又是他的不幸。他不自觉地陷入了一场王位继承的角逐之中。
即使曹植自己不与兄长曹丕争夺王位，他的左右又何尝不积极争取？如此父宠，他的对手又岂肯与他善罢甘休？曹植以他出众的才华和坦率的为人吸引了大批风流名士，其中的丁仪、丁翼兄弟常在曹操面前称颂曹植，说他学识渊博，文采绝伦，天下的贤才君子，无不愿意跟随在他的旗帜下并为他献身。曹操对此深以为是，曾当场表示：“吾欲立之为嗣，何如？” 然而曹植生性自由，处事随意，既不注意帝王形象的自我塑造，“不治威仪”，又“任性而行”，而且还“饮酒不节”。
尽管曹操多次有意给他创造建功立业的锻炼机会，但他到底还是缺少政治家应有的精明干炼，几件事情，都被他弄得一团糟糕，曹操逐渐对他失去信心；雪上加霜的是，曹丕工于心计，搞得曹植难以招架，以至多次弄出事情，最后，立曹植为太子的事不得不“悔而罢之”，曹植终失父宠。 曹植有个哥哥曹彰，非常勇猛健壮，在立太子的问题上，是支持曹植的。
曹操病危时，曾紧急约见曹彰，这时立曹丕为太子已经两年了。曹彰赶到的时候，曹操已经去世。
曹彰一到洛阳，就质问有关官员“先王玺绶安在？”一副兴师问罪的架式。多亏曹植的极力劝阻，才避免了一场宗族内为争夺皇权而进行的战争。
历史上有人说，曹植本来就是要让天下给曹丕，所以政治上才不求进取，饮酒胡为；也有人说，曹植是不择手段地争夺皇位的人。现在，他究竟是什么想法，已经不再重要，从对社会的影响以及个人的成败得失来看，曹植的文学素养再高，也有个把出色的政治见解，但缺乏手段，还可以说是政治上的不成熟，导致令世人扼腕惋惜的惨败也就是必然的了。
这从其诗歌中所反映出的盲目政治热情就可以看出。以其浪漫的气质而言，随便由曹丕谋取天下而惰于弄权相争，还是符合其性格的。
这倒也好，中国历史上少了一个平常的政治家，毕竟多了一个遗响千年的文学家。 长时间的太子之争，影响了兄弟间的关系。
曹丕并未对自己的兄弟以任何的温情，而是加紧了对他们的报复和迫害。譬如那个勇武过人的曹彰，曹丕自然不会忘记，他把毒枣混进好枣中，暗中做了记号，约曹彰对奕的时候，自己只挑没有毒的吃，最终害死了这个弟弟。
父亲死后；曹植的生活急转直下，一直过得很压抑。对于曹植，曹丕是很忌其才的。
是呵，我曹丕多希望能够象父亲一样，文韬武略，任我挥洒，偏偏有你子建在，文采胜我，又不识趣，一副狂傲不羁的样子，让我怎么能甘心！一次，魏文帝曹丕命曹植在马走百步之内，作40字“死牛诗”一首，要写出两牛相斗，败牛落井而死，但又不能直写“牛”、“井”、“死”，否则就要斩首。 曹植毕竟是一代文豪，百步还没有走完，诗已成就，诗中甚至包含了败牛“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泄”的字眼，流露出曹植愤恨不服的心态，令曹丕格外顾忌。
不久，曹丕又以同样的办法，命曹植以“兄弟”为题，七步成诗。曹植不假思索，脱口吟道：“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丕听了，竟也有些不好意思。
据说，曹植曾深爱着名士甄逸的女儿、政敌袁熙的妻子甄夫人，袁熙兵败后，美丽的甄夫人被配给了曹丕，重情的曹植竟病倒了。不久，甄夫人去逝，曹丕把她生前用过的枕头送给了曹植。
睹物思人，曹植用自己全部的身心写成了一篇《洛神赋》，描写他与她的灵魂在洛水相会；晋朝大画家顾恺之还据此画了一幅洛神赋图，现在我们还能够看到。 这些传说帮助我们生动地记忆曹氏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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