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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利用考古学资料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相关问题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10-10-22 15:53:00 ] 作者：杨杰 编辑：studa090420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是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兴盛时期。
在当时和其后的研究中，出现了使用材料杂芜、牵强附会和过分强调考古学资料的两种倾向。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研究关系密切，但不能简单地在二者之间画等号。
在研究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文化的层次性。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论文关键词：考古学；百越；民族史；研究 百越作为我国古代早期历史上的一支重要民族群体，曾长久地活跃于祖国南方的大地上。他们是当地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与比之更早的当地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渊源关系。
关于百越民族的情况，在先秦时期就见诸文献记载。正史《史记》、《汉书》等也都有所叙述。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专著或章节也记述了越族的历史情况。这些记载是后人了解和研究越人历史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百越地处南部一隅，社会发展水平又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因而古代文献记载既简略又带有歧视性，百越的历史始终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领域的成果令人瞩目，对百越民族史的研究也甚为活跃，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一个高潮。《百越民族史》、《百越民族文化》一、《百越源流史》•等是其中的代表性论著。
《百越民族史》是建国后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第一部专著。全书共分l3章，分别论述了百越的名称、分布、来源、文化特征、社会经济、社会性质、民族关系以及百越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等。
附有《百越大事年表》，已故著名民族学家翁独健先生为之作序。 《百越民族文化》是同一作者群体在《百越民族史》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写成的，两本书并无本质区别。
何光岳撰写的《越源流史》是于l989年底出版的，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其他方面的资料写成。在20世纪80年代还多次召开关于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全国性会议，并出版有《百越民族史论集》、《百越民族史论丛》、《百越史论集》、《百越史研究》、《百越民族研究》等论文集。
《百越民族史》等一批论及百越史的专著尽管已经出版20多年了，但作为开山之作，我们在涉猎百越民族史时不能不读。因为其可谓集那一阶段百越史研究成果之大成，而在那次研究高潮之后，百越史研究并无大的突破。
究其原因，一是有一批“文革”前就活跃于民族史学界、造诣颇深的专家学者，经多年积聚，正当年富力强之时，迎来了建国后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时期。他们的研究成果得以大量发表；二是改革开放后各地基本建设规模空前，考古新发现随之层出不穷。
现在重新审视相关考古资料，不难发现为深入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成为综合研究支撑点的重要考古发现成果大多出自20世纪70—80年代。这就为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结合进行南方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良机。
诚然，我们在把握某一领域学术动态时，必须充分关注最新科研成果，但比起一些昙花一现的所谓学术著作来，那些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旁征博引、论述精辟、经得起推敲而带有经典性质的学术论著更值得我们去仔细玩味。 《百越民族史》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量借助考古资料及成果，经过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
尽管其中有许多方面迄今尚无定论，但其仍不失为一家之言。如对百越非夏民族之一支的论述，对东瓯、闽越及西瓯、骆越相互关系及地望的考证都言之成理，颇为精审。
《百越源流史》依托历史文献记载，不拘一格地运用各方面材料，对历史上的百越民族及其各支系进行了综合研究，立论大胆而新颖。 《百越源流史》和《百越民族史》反映了百越史研究的两种倾向。
《百越源流史》一书使用的考古资料屈指可数，在其他材料的选用上也略显杂芜，有牵强附会之感。突出表现是将作者认为属于百越族系的各南方族群的源头绝大部分都追根到北方中原甚至是西北地区，对各族群迁移流向的研究也过于宽泛，解释随意，缺乏过硬的证据。
由此可以看出，仅仅依靠文献记载和其他更为间接的材料是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 在文献不足征引的情况下，大量运用考古资料是《百越民族史》一大特色。
作者在论述族属的来源及分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借助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应当说把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结合进行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早期历史的研究，是史学研究寻求突破的一条有效途径。
但《百越民族史》也存在过分倚重考古学资料的倾向，在与文献记载发生矛盾时，往往否定后者。 任何学术著作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时代的局限性就会日益显露，但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
那种以今天的结论和视角去恣意评判、指摘前人以显示自己的正确的做法是不足取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首先观其成果是否尽可能充分地占有了当时所能提供的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其次是不苛求于前人，应尽量去吸收前人成果的合理成分，总结他们的得失，在其基础之上吸纳新的东西，力求有所。
2.我要写一篇关于史前考古的论文有参看吗
文化人类学用于史前研究存在的问题 摘； 要：本文以考古材料为基础，列举、大量事实和案例，说明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用于史前，无论在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方面都会存在明显的，同时也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即是：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对原始人类和原始文化的认识，均是来自或建立于现当代地球上仍然残存的原始民族、土著居民生活和生存之状况，它们与古代、埃及、西亚、印度、印第安人文明、米诺斯文明这些人类文明的“主流”各是一回事，二者不能人为等同；文章还着重分析了中国“图腾”问题，认为图腾在中国古代文化或史前文化中难以证实，值得怀疑，同时指出文化人类学中没有“文化”这一项目或是其先天性重要缺失，故不能据此去判定和推测人类古代文明、文化之“主流”。
；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 史前研究；； 问题和原因；； 科学文化； 一方面由于记载有限或残损不全，更由于相当于史前而言，现存古代文献一般都显得非常晚近，而神话传说非史实记录，其中事象多被人们视为古人想象、幻想、虚构之情景（这由中国“古史辩”派的认识及各种相关的工具书与研究对于“神话”的定义可以看出[1]），另一方面现今的学者多相信西方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考察现当代地球上仍然存在的原始民族、土著居民所得关于原始文化的结论，相信中国上古及史前时代文化、程度与现在地球上仍然存在的那些原始民族、土著居民是处于同样的发展阶段、状况，所以学者在考察中国古代和史前时代文化时常用、多用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结论、认识和方法去比对、观照。本来，这是一个正常的、有益的现象和方法，但是在当代中国、在学术界，似乎有一种滥用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资料的现象和倾向，文化人类学及有些观念、认识被抬高到了一个不恰当的地位，乃至可能存在被人用于装潢门面或用于摆脱话语困境、研究困境的情形。
我们在有关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宗教、文学、制度、神话等研究领域尤其是有关上古和史前时代考古研究及有关著述中，常常可以看到作者或帮助宣传者介绍说“运用了文化人类学”、“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研究”等等用语，而这些研究和著述中又的确充斥着图腾、神灵、巫术、崇拜、祭祀、母系、父系、公有、私有等等诸如此类的语汇和相关论述。其中既有系统的著述、建构，也有零星的或简单的相互比对、参照，甚至也不乏直接将图腾、巫术、祭祀、种种“崇拜”等用于史前遗存及文化现象，所得结论、认识正确与否多半经不起检验、质问或不容易判断、无法判断。
作为研究人类文化起源及进化[2]的文化人类学本身的先天性缺失及局限，文化人类学用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尤其是史前考古、史前研究存在的问题，似乎少有人谈及，所以本文主要谈一谈文化人类学用于中国史前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先例举现象和事实，后谈为什么会“存在问题”，不妥之处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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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考赤壁之战 [摘 要]尹韵公先生曾发表《赤壁之战辨》，从参战兵力、时间以及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 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关键词]赤壁之战；兵力；曹操 尹韵公先生于1981年3月31日的《光明 日报》上发表了《赤壁之战辨》，该文认为《资治 通鉴》记载的赤壁之战是司马光的歪曲和渲 染，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 战，并非大战。尹文中说：“曹军五千轻骑在长 阪击败刘备后，继续南下，直趋江陵，缴获了大 量作战物资。
于是乘船东下，不期在赤壁突然 同数量上占优势的孙刘联军相遇了，发生了赤 壁之战。由此可见，这次战争是在紧迫的时间 内发生的，古代交通运输困难，曹操纵有天大的 军事才能，也无力完成一次大规模的军事结集。
这就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 性。”尹先生还从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来说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
尹先生的文章引发 了史学界对赤壁之战各方面问题的再探讨，时 至今日，其探讨还在进行。笔者以绵薄之力，试 举几例谨与尹先生商榷。
一 曹操一方参战兵力数量是轻骑五千吗？为说明赤壁之战的规模，须先搞清楚曹操 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在史料可信度较大的 东晋以前的早期史料中，涉及曹操赤壁战前兵 力数量的有如下几处：陈寿《三国志》、裴松之 注引西晋材料、东晋袁宏《后汉纪》等。
《三国 志·吴书·三嗣主传》记载了西晋陆机如下所 言：“魏氏尝藉战胜之威，率百万之师，浮邓塞 之舟，下汉阴之众，羽楫万计，龙跃顺流，锐骑千 旅，虎步原隰。”可见，西晋陆机认为曹操在赤 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多达“百万”。
有类似说法 的还有诸葛亮，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今操 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 争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又，《三国志·周瑜传》载黄盖与曹操的信中说：“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 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
由此看来，曹操统一 北方后已拥兵百万，是当时比较通行的说法。当然，曹操是不可能把所有兵力都投入到赤壁 之战中去的。
赤壁之战临近之时，曹操在给孙权君臣的 劝降书中言：“今治水军八十万，方与将军会猎 于吴”（《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曹操的劝 降书带有战争讹诈的性质，所谓水军八十万参 战不足为信。
但赤壁之战来临前夕对于曹操可 能的参战人数，周瑜曾这样分析：“彼所将中国 人，不过十五六万，……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 耳……”（《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按照周 瑜的说法，曹操一方投入的兵力数量可能是十 五六万，再加上俘虏刘表的降军七八万，总共是 二十三四万。
再者，大战将至，当时江东的头面 人物，听到曹操几乎不战而定荆州，即将顺流而 下的消息，大多“闻之皆恐”（《三国志·吴书· 周瑜传》），“望风畏惧”（《三国志·吴书·吴 主传》），纷纷主张投降，就连长期追随孙坚、孙 策征战的孙贲（孙坚之侄）也准备采取单独行 动：“遣子入质”（《三国志·吴书·朱治传》）。从周瑜的分析和战前的气氛可以预见，曹操大 军将至，将要到来的战役会是一场大战。
战争期间的兵力数量历来都是军事机密，连参战对手也需要进行综合分析和猜测，但战 后就成了公开的秘密。陈寿《三国志》所载有 关曹操兵力数量的记载，虽稍有差异，但并不矛 盾。
《周瑜传》：“其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刘琮 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
《诸 葛恪传》：“近者刘景升在荆州，有众十万，财谷 如山……北方都定之后，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 州。”刘表原有十万兵马，减去在刘备、刘琦控 制下的两万余名，投降曹操的约为七八万人马。
至于曹操率领南下的北方军队数量，学者卢弼 认为陈寿所记的诸葛恪语“三十万众”较为可 靠，卢弼说：“八十万众，夸辞耳，《诸葛恪传》云 操率三十万众可证，亦以三十万为近 是”。[1](P897)因为战后兵力数量逐渐成为公开的 秘密，尤其是参战的人数，规模达到几十万人的 赤壁之战。
三十多年过去了，物换星移，曹魏政 权已处在司马氏的控制之下，江东三万人参加 的赤壁之战也已经成为吴国颇为自豪的日常谈 资，由不得诸葛恪一人信口开河。台湾林瑞翰 主编的《魏晋南北朝史》也认为赤壁之战曹操 所投入的军队数量是“三四十万”。
[2](P38) 所以，尹韵公先生认为赤壁之战是曹操用 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这是值得商榷的。 二 从作战时间来看，尹文认为曹操九月占领 江陵之后，即率军东下与孙刘联军作战，“从时 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之战的可能性”。
这也是 值得商榷的。至于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最早记载的是 蜀末晋初陈寿（233~279年）陈寿的《三国志· 武帝纪》：“（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刘表。
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
九 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
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 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韩篙、邓义等。益州牧刘璋 始受征役，遣兵给军。
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台 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救合肥。
权 闻至。
8.一篇关于文物的论文最好是有关于古建筑、玉器、园林、陵墓之类的,
思想史视野中的考古与文物 在考古不再仅仅是田野发掘、文物不再仅仅是金石赏玩的二十世纪，考古与文物就不断进入历史研究各个领域的视野，在近代学术史上，几乎每一次新发现都对学术研究产生影响，如本世纪初的甲骨文、敦煌文书、流沙坠简的发现与研究，就开拓了学术的新领域，引起了历史研究方法的变化。
自此以后，取地下的考古材料与文献对证，用域外的文献与传统的文献比较，用人类学调查的资料与历史文献研究的结果对照，几乎已经成了历史研究者的共识。其中，七十年代以来的出土简帛文献越来越多地冲击着传统的历史学，尤其是思想史、文化史和学术史的研究，临沂银雀山汉简（1972）、马王堆帛书（1973）、定县八角廊汉简（1973）、睡虎地秦简（1975）、阜阳双古堆汉简（1977）、张家山汉简（1983）、尹湾汉简（1993），以及最近发现正陆续公布的荆门郭店一号楚墓的战国竹简、上海博物馆收购的战国竹简1，更是几乎改写了整个上古史尤其是思想文化史的看法，长沙走马楼发现的吴简虽然尚未整理和公布，但可以预言的是，由于它集中为嘉禾年间（232-238）长沙郡的资料，包括户籍簿、名刺、经济文书、司法文书2，将对下一世纪初新思路中的区域史、城市史、制度史、生活史研究发生重大的影响，当然也将间接地影响到思想史，因为思想史也需要重建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和知识背景，以理解和判断思想的语境（context）。
毫无疑问，在思想史上，本世纪的考古发现最直接的影响当属古书的再发现与走出疑古思潮的笼罩。七十年代以来的这些考古发现，对于研究思想史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相当刺激的资源。
比如，由于发现了七十子与儒家历史的新资料，从孔子到荀孟之间的缺略有可能填补了；很多古代儒者的言论被发现，使得原来以为产生很晚的思想，发现了它更早的源头；古道家的整体面目由于《黄帝书》即《老子乙本后附古佚书》以及《太一生水》、《恒先》等文献的发现，有可能还原了；类似《鹖冠子》、《尉缭子》、《文子》这样的古书被重新确认，使得先秦思想风景越发地丰富起来3；在这些发现的启迪下，有人指出，这使我们可能对现存的古书进行一次重新排队，在时间上重拟一个古代知识的系谱；也有人指出，古代文献的书写习惯，有抄撮、改编、精选，不可轻易地将某一书确凿定于某人撰于某个时间，因此古代思想史文献的年代可以适当宽延，这样，给了思想史使用文献的一定自由空间4；同时，它也促使我们重新理解上古中国历史与思想的连续性意义，尽管雅斯培斯（K。 Jaspers）的“轴心时代”理论，指出了西方思想史在早期曾经有过重要的“蜕变”，福科（M。
Foucault）的“知识考古学”也强调历史中的“断裂”。但是，中国学者还是根据这些发现，指出古代中国与中世、近世知识的连续性，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厉害，也许这正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特征，考古发现的文献说明，古代中国的知识系谱实际上可以描述为一个绵延滋生的过程，很多思想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知识来源与资料来源，只是在漫长的过程中，很多过去垄断的神秘知识被传播成为公开的“道理”，过去专业的知识垄断者变成了后来的“士”，过去那些被尊崇的原则被故事化，国家和文明的巨大权力，日益使一些知识和思想成为中心，使一些知识与思想成了边缘，于是就成了现在看到的思想的“历史”。
二 当然，即使思想史依然恪守传统的写法，那些现在已经相当多地被使用和关注的《周易》、《老子》、《文子》、《孙膑兵法》等等出土简帛，仍旧会被使用和关注，它也仍然会使思想史的研究有相当大的进境。比如，关于道家，原本《老子》中相当关键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是否真的表现着道家思想中对于社会秩序和道德理想的激进主义姿态？它是否应当如郭店楚简《老子》一样，只是表达对“智（知）”、“卞（辩）”、“■（心+为）（伪）”、“■（诈）”这类行为的厌恶5？又比如，最近关于郭店楚简本几种儒书的讨论，就说明按照传统的思想史分类谱系和章节分配，这些出土文献依然可以研究出相当深刻的思想史问题，补充相当多、也是相当丰富的历史细节。
一直扑朔迷离的儒家思孟一系，就由于马王堆帛书《五行》的发现，得到一个极大的进境6，而郭店楚简中的《五行》再一次确证了这一研究的可靠性7，而郭店楚简中的这些儒书，则被学者推定，有可能是《子思子》的佚籍，于是，不仅思孟一系的历史渐渐清晰，而且过去一直在讨论的儒家性命之学的起源和变化，也有了深入研究的依据8。 不过，最近思想史写法在悄悄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更扩大了考古发现在思想史中的使用。
因为思想史研究已经从“注意中心”到“注意边缘”，从“注意经典”到“注意一般”，从“注意精英思想”到“注意生活观念”9。这些变化的发生原因，可以说有两方面：一方面正是得益于考古发现的文献资料的刺激。
考古发现的大量数术方技文献，促进了对于古代中国一般知识与思想世界的认识，也改变了思想史的注意焦点。众所周知的是，《汉书艺文志》把所有的知识分为六类，那是那个时候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