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毕业论文《阿Q正传》中阿Q形象分析
具体表现为他妄自尊大,自轻自贱,欺弱怕强,麻木健忘等等。鲁迅先生正是通过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淋漓尽致的描绘,表明这种普遍在于"国人魂灵"中的精神病症怎样麻木。阿Q非常穷,穷得只剩一条裤,甚至连姓名都没有。但是,他的可悲却主要还不在物质生活条件的被剥夺,而在于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他被压在未庄生活的最底层,什么人都能欺负他,可他却并不在乎,常常好像还很得意。这是的关键,是他有一种独特的精神胜利法,分明挨了打,他却想:这是儿子打老子。
所谓阿Q精神,究竟是怎样呢?它的主要特点,一句话说来,就是精神胜利法,就是自欺自骗以求自慰。精神胜利法是阿Q精神的基本的东西,也是特有的东西。自然阿Q性格还是如一般实际存在的人物一样相当复杂的;然而阿Q之所以成为典型,则是精神胜利法通过种种条件的突出而具体的表现。他的自尊自负与自轻自贱固然是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的表现条件,他的排斥异端与“投降”革命也是精神胜利法的一个相关因素,至于怒目而视的怒目主义和“在肚子里暗暗咒骂”的腹非政策,更是精神胜利法的最主要的现象了。
阿Q精神的第一个特点是“自尊癖”。阿Q本是极卑微的人,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人们忙碌的时候才记起他,一空闲,便把他忘记了。然而,阿Q却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里”,甚至赵太爷儿子进了学,他在精神上也不表示尊崇,以为“我的儿子将比他阔得多”。阿Q甚至瞧不起城里人,认为城里人把“长凳”叫成“条凳”、煎大头鱼时加葱丝,都是“可笑”的。
阿Q精神的第二个特点是“欺弱怕强”。阿Q最喜欢与人吵嘴打架,但必估量对手,口呐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他寻衅跟王胡子打架,打输了,他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他估量小D瘦小打不过他,骂小D是“畜生”,小D让着他,他却不依不饶,进而动手抓小D的辫子;对毫无抵抗力的小尼姑动手动脚,扭住她的面颊,说“和尚动得,我动不得?”大肆轻薄。可是,当他在路上遇到“假洋鬼子”时,他脱口说了句“秃儿”,不料被“假洋鬼子”听见了,“假洋鬼子”举起了“哭丧棒”,他便赶紧缩起脖子,等着挨揍,连吃了几棍子,一点不敢反抗。
阿Q精神的第三个特点是“性幻想狂”。他认为,“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所以,当赵太爷的女仆吴妈在厨房与他谈几句闲天时,他便忽然抢上去对吴妈说:“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
阿Q精神的第四个特点是“泼皮耍赖”。他跑到尼姑庵偷萝卜,被老尼姑发现了,他还强词夺理,说:“这(萝卜)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
阿Q精神的第五个特点是“善于投机”。阿Q本来是对革命一向“深恶而痛绝之”的,但当他看到“未庄的一群鸟男女(在革命到来之际)的慌张的神情”时,便想:“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阿Q革命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于是他想到了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钱家的桌椅;想到了复仇,把和自己打过架的小D、王胡子连同侮辱过自己的赵太爷、秀才和假洋鬼子统统杀掉;他想起了赵司晨的妹子、邹七嫂的女儿、假洋鬼子的老婆、秀才娘子和吴妈,拿不定主意究竟要谁。所以,当他的“革命”要求一为假洋鬼子所拒斥,便想到衙门里去告他谋反的罪名,好让他满门抄斩。
阿Q精神的第六个特点是“自欺欺人”,即“精神胜利法”。阿Q与人家打架吃了亏,心里就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于是他心满意足,俨然得了胜利似的。当他被关进牢房时,他便“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当他被拉去杀头时,他便“觉得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也未免要杀头的”。所以,阿Q“永远是得意的”。
阿Q精神的第七个特点是“奴隶性”。阿Q看到审讯他的人穿着长衫,便知道这人有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立即跪了下来。长衫人物叫他站着说话,但他还是跪着,并且第二次审讯他时,他仍然下了跪。
2.关于阿Q精神的论文 1000字左右
阿Q:一个精神典型阿Q:一个精神典型文/段崇轩 关于阿Q,自他诞生以来的80年间,人们说得太多、太细、太深了。
你几乎再很难找到新的话题和切入点。我想从人物类型——即阿Q是一个什么样的典型的角度,谈谈自己的想法,看能否谈出些许新意?? 对于阿Q这一形象,已有许多权威的评论。
这些论述排列起来,就构成了一个阿Q形象的接受史,反映了我们对阿Q形象认识的不断深入。1922年初,鲁迅的《阿Q正传》还没有在《晨报副刊》连载完毕,沈雁冰(茅盾)就认为:阿Q“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阿Q所代表的中国人的品性,又是中国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小说月报》1922年2月第13卷第2号“通讯”)。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30年间,人们强调要对文学作品进行阶级分析,于是阿Q就被视为“落后农民(或“农民”)的典型形象”。1979年出版的由唐?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依然认为:阿Q是“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戕害的农民的典型”(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1998年出版的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重新解读阿Q,说鲁迅“塑造阿Q这个具有强大艺术生命的典型性格,并在小说中显示‘个人历史’和‘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的高度一致性,从而摄录下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人心史和民族的苦难史”“他的性格展现得最为充分的一点是精神胜利法,阿Q性几乎成了精神胜利法的代名词”(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这些论述,都敏锐地“抓住了”阿Q国民性、阶级性、心理性等特征,但大抵是从现实主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角度,来阐释人物的性格内涵的,或者说是从人物错综复杂的性格构成中,来概括他的精神特征的。
阿Q还是一个“性格典型”。这一研究路径并没有错,但我以为是走了“弯路”的。
我们为什么不能“开门见山”,直接面对他的精神世界、精神特征,把他当作一个“精神典型”呢? 现实主义的经典理论,把塑造“性格典型”当作一个核心命题,同时也当作一把权威的标尺。其实这种“典型观”是有它的局限性的,不要说它不大适应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中的人物形象,对现实主义创作中的一些特殊形象,也常常显得“捉襟见肘”。
譬如对阿Q就是这样。我以为文学中的典型形象,是一个多元的、开放的“大家族”,它至少应当包括这样几种类型:性格典型、心理典型、精神典型、象征典型。
只要这一人物艺术地、强烈地表现了某种人生的、社会的特征,我们就应该视他为典型,而不必强求他的性格刻画得有多么鲜明、特别。当然,每一类典型并不排斥人性的其他特征,但这一典型的核心特征应该是确定无疑的,这也是他区别于其他典型的所在。
《阿Q正传》毫无疑问是一篇现实主义杰作,但它同时采用了古典小说的章回体形式,现代小说、散文、杂文的幽默、讽刺、夸张等艺术手法,形成一种开放的、奇崛的现实主义文体。阿Q身上确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也有独特的心理描写,但他更让我们心灵震撼、永生难忘的是他的精神特征——那种饱含了民族的甚至人类的灵魂深处的“精神胜利法”。
古老的中国已然风雨飘摇,而阿Q却沉醉在虚幻的精神世界里,面对走投无路的生存绝境,他只能祭起一面面骗人骗己的得胜旗子。这是一种多么普遍而深广的民族的、人类的、个体生命的精神特征啊!所以我把他当作是一个“精神典型”。
其实,鲁迅压根儿也没有把阿Q当作一个性格人物去刻画。他说得很明白:“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是站在现代知识分子的高度,去审视、揭露阿Q们的精神疾病的,并期望通过自己的笔,“启蒙”民众,“改良”人生。
他又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呐喊〉自序》)这段话,鲜明地表现了鲁迅对“国民精神”的密切关注,比之于国民的身体状况来,精神是“第一要著”。
1925年,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创作思想:“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
在将来,围在高墙里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对有如死海一般的国民的灵魂和精神,鲁迅常常审视、探索、思考。
但他又常常觉得隔膜、不自信。这一方面反映了国民精神的深不可测,同时也表现了鲁迅对自己创作的苛求。
他不是那种有点小感受、小感想就仓促动笔的作家,他所追求的是“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而阿Q正是体现鲁迅创作思想的一个最理想的对象。你看,在鲁迅。
3.关于《阿Q正传》的论文2000字
鲁迅,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原名周樟寿,字豫山,1892年进入三味书屋学习时改为豫才,在他1898年时,只身去南京求学,同时取学名为周树人。
今天我们所如雷贯耳的鲁迅,是他在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用的笔名。鲁迅出身于大户人家,父亲的祖父都是在当时有一定影响的封建士大夫。
而鲁迅的母亲虽是“乡下人”,但也是乡下大户人家的闺女。但当鲁迅少年时,家道已经没落了,他便一下子由小康人家坠入困顿,因此也深深领略到了社会的世态炎凉。
但这并没有吓倒鲁迅,他依旧刻苦的读书,先是去了南京求学,后考取官费到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他起初在东京进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前往仙台医专学医,因在此之间在电影里看见一个中国人被日军砍头时周围一群看热闹的中国人却表情麻木时,他受到了深深的刺激,使他深刻地认识到了现在的中国人所要医治的不是身体,而是灵魂。
于是他毅然弃医从文,写下了无数篇永载史册的文章,成就了一生的传奇。 《阿Q正传》创作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发表在《晨报副刊》上。
从小说总体结构上说《阿Q正传》的前三章基本上是一种平面的横向的性格介绍和举例1。从第四章(“恋爱的悲剧”)开始,鲁迅开始就着手将阿Q的精神特征放在一连串连贯的纵向生活细节中加以具体展现2。
于是便有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鲁迅的经典名篇——《阿Q正传》。《阿Q正传》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它刻画出了国人的灵魂,暴露了国民的弱点,达到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效果。
阿Q的身份虽是农民,但这个形象所表现出的性格弱点却并不只是农民才具有的,它具有更为广泛的普遍性,鲁迅把阿Q性格作为国民性的最劣表现加以鞭挞,因而也就更具广泛的社会价值。因此,在作品发表的当时就有不少人惴惴不安,甚至“对号入座”,以为鲁迅在骂他。
3 在《阿Q正传》整篇文章中,留给大多数读者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阿Q常常用过去的和未来的来掩饰他现在的不幸,比如他常这样夸耀自己:“我以前比你阔多啦!你算什么东西。”
“我儿子会阔多啦”可是当他说这句话时,连老婆还没有着落。他能用自轻自贱来获取心理的满足。
在被别人打败后,他就自轻自贱地承认自己是虫豸,并以这种自轻自贱的第一开安慰自己,并说,我这是第一,状元不就是第一吗,那我就是状元来“狠狠地”赞美自己一翻。他用祖传的法宝“忘却”来掩饰自己生活中的不幸。
在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后,便立即使出了自己的祖传法宝,将屈辱抛到九霄云外,回到土谷祠美美地睡了个大觉。他更可以以自身的丑恶当作是炫耀的资本,当别人说他头上的癞疮疤时,他确自傲地认为别人“还不配”。
总而言之,“精神胜利法”所带给阿Q的,在阿Q自身看来,是值得炫耀的资本,是别人都没有而惟独自己有的值得大家都来学习的地方。但在其他有良知的中国人看来,则是一种巨大的耻辱,而鲁迅想要通过阿Q的“精神胜利法”揭示的,其实就是整个中国国民性的弱点,中国人之所以会成为东亚病夫,就是由于这个软肋在作怪。
中国人向来以为自己地大物博,是天国,其他国家都是自己的附属国,并且当英国大炮已经炸开中国的大门上,中国皇帝还不知道英国在哪,面积有多少,与中国是否接壤。当一次英国军官邀请清朝大将福康安去参观英国大炮,福大将军却抛出这样一句话:“这玩意儿,想来没什么稀罕,看亦可,不看亦可。”
当时中国人的自大心理恐怕已超出了想象。这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阿Q也常常对自己不如人家的地方不顾一屑,照样我行我素,自以为自己就是皇帝,只是皇帝生错了地方,在我看来,煞是好笑。 阿Q的另一个引起我注意的地方,就是在他对革命的态度问题上。
起初,阿Q以为“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他对革命的态度一向是“深恶痛绝之”的。但当他听说“革命”使城里的举人老爷都害怕,未庄里的男男女女又是如此的慌张之后,阿Q又产生了要投降革命的愿望。
因此,在鲁迅的小说中,阿Q成为了未庄第一个起来欢迎革命并要“投身”革命的人。但是,在阿Q的革命思维中,革命无非就是穿着崇祯皇帝的素来推翻清政府,简单地说就是反清复明罢了。
因此,“他对革命在态度上的这种变化,并不是政治上的真正觉醒,因为他对革命的认识是十分幼稚、糊涂、错误的。”4他之所以神往革命,并不是希望推翻地主豪绅,而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希望,去拿别人的一些东西罢了,从而成为“要有什么就有什么”的人,革命以后,他可以随意地去拿原本属于赵太爷、钱太爷们的东西,可以抬高自己的阶级地位,成为当年的赵太爷、钱太爷们,从而奴役现在和他一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D、王胡们。
这种观念,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所“赐予”的,可能也是只有在中国当年这个封建时代才会出现的极度充满幻想并且狭隘的小农意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带给人们是绝对的权利概念,君与臣的关系是绝对的。
在清朝中期,有一位洋人运了一批货物到中国沿海港口,他就让附近的渔民上船去搬下货物,可当他带着。
4.在阿Q的心目中,革命意味着什么
阿Q虽然是一个贫苦农民,但他对革命毫无认识,甚至盲目的“深恶痛绝之”,但是辛亥革命的风刚刚吹到未庄,赵太爷就威风扫地,连城里的举人老爷也悄悄地连夜把家私运到乡下来。阿Q从他的阶级地位出发本能的感到,革命既然使统治者惊恐万状,那么革命对他肯定有利,于是,他就强烈地“神往”革命。但是阿Q对革命并没有正确的认识,他认为革命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在他的心目中,革命就是把地主的财产转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闯进赵太爷、钱太爷的家里随意地占有他们的一切财物,还可以选一个女人做自己的老婆。另外,阿Q的革命还包含着农民式的狭隘报复,要把自己的仇人都杀头,取统治者而代之,当然,这是一种落后的农民革命观。但如果革命党能正确引导,他们是会真正觉悟起来的。但是,阿Q在对革命“神往”之后,还是那么糊涂。直到临死之前,他那可悲可笑的精神胜利法和封建正统观念依然没有改变。阿Q至死也没有觉醒。
14班撸过
5.阿Q正传论文
在鲁迅先生为我们留下的巨大遗产中,《阿Q正传》无疑是最杰出的作品。
它不仅代表 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最高成就和世界水平,吸引了一代代读者和研究者,产生了最为广泛 深远的影响,而且为后人留下了说不完的话题,悟不尽的启示。它象神话中的宝山那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显雄伟和神奇。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现实为背景,从农村乡镇的角度反映了这场革 命的全过程,因此《阿Q正传》与辛亥革命历来就是人们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近些年 来,有关的一些观点提得颇为尖锐,促使笔者也有所思考,现不避浅陋,略述一、二, 希望能够有助于正确理解和发掘《阿Q正传》的深意和价值。
一 首先谈谈《阿Q正传》是否直接表现了辛亥革命的问题,这是诸多有关分歧的起点。 《阿Q正传》发表之初,沈雁冰、周作人等人都强调了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从启蒙 主义的角度正确地分析了《阿Q正传》和阿Q典型的意义,阿Q被充分地现实化和生活化 ,但他们没有深入地探讨小说所揭示的国民性弱点与中国革命的现实关系。
在以后的岁 月里,中国社会一直处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激流暴湍中,阶级观点在社会意识中不 断地被强化。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形势已经改变,但当时的路线和政策仍然坚持“以阶级 斗争为纲”。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更重视《阿Q正传》所反映的农民问题和辛亥革命问 题,将改造国民性与教育农民和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联系起来,如强调阿Q作为农 民或落后农民的阶级本质,提出阿Q的革命性和辛亥革命脱离群众等问题。八十年代通 过对文革的反思,反封建思想革命“研究系统”以批判的姿态出现,否定了以前的所谓 社会政治革命研究系统,更强调鲁迅小说的改造国民性主题,认为鲁迅小说只是反封建 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阿Q正传》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也就定位在反封建思想革命 上。
但是鲁迅小说包括《阿Q正传》对于社会政治革命是否真的没有直接表现,它只是 从思想革命的镜子中“折射”出来的呢?当时对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今天回过头来看 ,我觉得这仍然还是可以讨论的。 我认为,鲁迅并没有把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对立起来,鲁迅小说也没有只表现思想革 命不表现政治革命,他所说的“第一要着”[1]是改变国民的精神也不是把改造国民性 作为救国救民的唯一道路(王瑶先生等都对此作过很好的论述,本文不再重复)。
相反, 他对社会政治革命有非常敏锐、深刻和独到的认识,具体到《阿Q正传》来看更是如此 。 小说开头就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旧中国的黑暗现实图,揭示了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 性和它的巨大历史作用。
在未庄社会中,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等组成了一个具有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标记的统治集团,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对下层人民实行专制统治 ;而阿Q、王胡、小D等穷人则过着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连饮食男女等人的基本权利和 本能要求也被剥夺,“不准姓赵”事件、“恋爱的悲剧”“生计问题”都十分典型而尖 锐地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人民所受的沉重压迫和剥削。他们不起来反抗将没有 任何出路,辛亥革命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下不可避免地爆发的。
不管鲁迅是 否运用了社会科学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创作,他对生活的描写和历史规律的揭示是准确 而深刻的。 鲁迅在小说中也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作用,真实地表现了它对几千年封建 主义统治的巨大冲击。
那块供在古庵里的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虽然是被假洋鬼子 赵秀才砸掉的,但他们毕竟是趁了辛亥革命的浪潮。更具实质意义的是城里那个百里闻 名的举人老爷的害怕,革命一起来他就赶紧转移财产,准备逃难。
当他的大乌蓬船偷偷 地从黑xū@①xū@①中划到未庄赵府上的河埠头时,也立即“将大不安带给了未庄,不到正午,全村的人心就很震动。”作为地方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赵太爷钱太爷之流更是一反常态,惊慌失措,惶惶不可终日。
读着“赵太爷怯怯的迎着低风的叫”阿Q为“老Q”的情景,我们不禁有点象阿Q那样“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说不出的新鲜而且高兴。”如果这场革命能够继续深入下去,中国的面貌庶几可以改变,中国革命的进程将会大大缩短。
鲁迅在小说中对辛亥革命的这种艺术表现,是符合他一贯的立场和态度的。早在革命 派与保皇派的斗争中,他就坚决拥护革命派的主张,并誓做革命之骁将。
武昌起义和杭 州光复的消息传到绍兴,广大群众热烈欢迎,满清地方官吏却纷纷逃窜,而新政权尚未 建立,政治上出现真空,社会秩序混乱。在此形势突变时,鲁迅挺身而出,组织进步师 生上街武装巡逻,准备武力对付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王金发进踞 绍兴成立了新的军政分府后,鲁迅出任了山会师范学校校长,参与发起创办了《越铎日 报》。他在《出世辞》中赞颂辛亥革命“首举义旗于鄂。
诸出响应,涛起风从, 华夏故物,光复大半,东南大府,亦赫然归其主人。”欢呼“民气彭张,天日腾笑,孰 善赞颂,庶猗伟之声,将充宇合矣”。
并把“行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 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
6.如何看待阿Q的革命
在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中,阿Q的“革命”有以下特点:
(1)他把“革命”与无条件掠夺等同。文中写道:他认为“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
(2)他认为“革命”目的就是泄愤,所以不分敌我。例如他希望既能打击赵老太爷、假洋鬼子之流,却又认为王胡等人也不可留。
(3)他认为“革命”就是“复明”,而且只要自己思想上已经“革命”了,那些人自然会把自己带走参与“革命”的。例如他认为“革命者”都是白盔白甲,穿着崇祯皇帝的素,以及幻想他们邀请自己“同去”都能说明这点。
这些特点都说明了阿Q本质上是一个对“革命”不了解且麻木愚昧的农民,他的“精神胜利法”在个人思想的兴奋跳跃中再次得到体现。
7.关于“阿Q式精神胜利法”写一篇议论文(不少于800字)
具体表现为他妄自尊大,自轻自贱,欺弱怕强,麻木健忘等等。
鲁迅先生正是通过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淋漓尽致的描绘,表明这种普遍在于"国人魂灵"中的精神病症怎样麻木。阿Q非常穷,穷得只剩一条裤,甚至连姓名都没有。
但是,他的可悲却主要还不在物质生活条件的被剥夺,而在于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他被压在未庄生活的最底层,什么人都能欺负他,可他却并不在乎,常常好像还很得意。
这是的关键,是他有一种独特的精神胜利法,分明挨了打,他却想:这是儿子打老子。 所谓阿Q精神,究竟是怎样呢?它的主要特点,一句话说来,就是精神胜利法,就是自欺自骗以求自慰。
精神胜利法是阿Q精神的基本的东西,也是特有的东西。自然阿Q性格还是如一般实际存在的人物一样相当复杂的;然而阿Q之所以成为典型,则是精神胜利法通过种种条件的突出而具体的表现。
他的自尊自负与自轻自贱固然是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的表现条件,他的排斥异端与“投降”革命也是精神胜利法的一个相关因素,至于怒目而视的怒目主义和“在肚子里暗暗咒骂”的腹非政策,更是精神胜利法的最主要的现象了。 阿Q精神的第一个特点是“自尊癖”。
阿Q本是极卑微的人,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人们忙碌的时候才记起他,一空闲,便把他忘记了。然而,阿Q却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里”,甚至赵太爷儿子进了学,他在精神上也不表示尊崇,以为“我的儿子将比他阔得多”。
阿Q甚至瞧不起城里人,认为城里人把“长凳”叫成“条凳”、煎大头鱼时加葱丝,都是“可笑”的。 阿Q精神的第二个特点是“欺弱怕强”。
阿Q最喜欢与人吵嘴打架,但必估量对手,口呐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他寻衅跟王胡子打架,打输了,他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他估量小D瘦小打不过他,骂小D是“畜生”,小D让着他,他却不依不饶,进而动手抓小D的辫子;对毫无抵抗力的小尼姑动手动脚,扭住她的面颊,说“和尚动得,我动不得?”大肆轻薄。
可是,当他在路上遇到“假洋鬼子”时,他脱口说了句“秃儿”,不料被“假洋鬼子”听见了,“假洋鬼子”举起了“哭丧棒”,他便赶紧缩起脖子,等着挨揍,连吃了几棍子,一点不敢反抗。 阿Q精神的第三个特点是“性幻想狂”。
他认为,“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所以,当赵太爷的女仆吴妈在厨房与他谈几句闲天时,他便忽然抢上去对吴妈说:“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
阿Q精神的第四个特点是“泼皮耍赖”。他跑到尼姑庵偷萝卜,被老尼姑发现了,他还强词夺理,说:“这(萝卜)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 阿Q精神的第五个特点是“善于投机”。
阿Q本来是对革命一向“深恶而痛绝之”的,但当他看到“未庄的一群鸟男女(在革命到来之际)的慌张的神情”时,便想:“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阿Q革命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
于是他想到了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钱家的桌椅;想到了复仇,把和自己打过架的小D、王胡子连同侮辱过自己的赵太爷、秀才和假洋鬼子统统杀掉;他想起了赵司晨的妹子、邹七嫂的女儿、假洋鬼子的老婆、秀才娘子和吴妈,拿不定主意究竟要谁。所以,当他的“革命”要求一为假洋鬼子所拒斥,便想到衙门里去告他谋反的罪名,好让他满门抄斩。
阿Q精神的第六个特点是“自欺欺人”,即“精神胜利法”。阿Q与人家打架吃了亏,心里就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
于是他心满意足,俨然得了胜利似的。当他被关进牢房时,他便“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当他被拉去杀头时,他便“觉得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也未免要杀头的”。
所以,阿Q“永远是得意的”。 阿Q精神的第七个特点是“奴隶性”。
阿Q看到审讯他的人穿着长衫,便知道这人有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立即跪了下来。长衫人物叫他站着说话,但他还是跪着,并且第二次审讯他时,他仍然下了跪。